［史·诗］ 从《行路难》说李白 文/张霄
谈到李白，我们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豪迈飘逸”“放浪不羁”“嗜酒如命”“大气磅礴”等标签，或许这是他作为一位伟大诗人，人们对他的一般性认知。可是细细研读李白的诗，会发现其精神世界和文化内核似乎远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单薄。比如《行路难》，作为李白的代表性诗作，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精神世界，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行路难》成于天宝三年，李白遭谗被放，赐金放还，初离朝廷之时。可想而知，此时诗人一定有着政治上的失意苦闷和一腔无处发泄的抑郁不平之气。所以，诗人才以“行路难”为题来抒发仕途艰难的感慨和胸中壮志难酬的愤懑。正是如此，面对“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却只能“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而仕路难行，就如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后文重复慨叹的“行路难，行路难”更是强调了自己对世途艰难的痛切之情。就算如此，他还是心心念念地等待召见，渴望“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的故事幸临在自己身上，不时追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此外，他还时常孤傲地“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但有时又消沉地表示“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由此可见，悲愤、颓丧、愤怒以及渴望等情绪在他的内心交织错乱，形成一种复杂的情感。《行路难》就是他功名心破碎后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向我们展示了他十分矛盾的心理。他试图“行路难，归去来”，但始终放不下“忽复乘舟梦日边”，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一句就深刻反映出诗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他不是陶渊明，也做不到陶渊明那样，也就是说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与对个体精神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在他这里很难得到调和。
我们知道，早在开元年间，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就曾表露过自己的志向：“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在诗中表现出对巢由、鲁仲连等仁者大贤言行品德的赞叹。可见，从政的心愿早早就植于他的心中，虽然他摒弃尘俗，不屑于走科举道路，但其实他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都渴望能够成为辅弼之臣，为国家建功立业。与此同时，李白又是一个道教徒，“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漫游天下，渴望寻仙访道。他的视野不受地域、环境、文化的约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不甘羁绊的人生姿态和风度。因为道家所追求的价值实现不是在人际关系中确定的，而儒家的入仕观恰恰在君臣父子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李白身上所体现出强烈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他不愿被束缚，但也决定了他必须“被束缚”。
李白始终是标榜自我的，从早前的干谒诗中就可见一斑。早在开元年间，他就写过《与韩荆州书》，相当于今天的自荐书，其中就提到自己“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他提到自己“倚剑慷慨，气贯虹霓”。从中不难看出他的恃才傲物，胸怀大志，有着急于实现自我的强烈愿望。他言论上如此，行动中也是如此。有人统计过，在他的诗文中，提到过鲁仲连的有21次，提到过谢安的有17次。鲁仲连和谢安都是谋臣策士，都凭借着自己杰出的才干在政治上有着卓越的建树。历史上这样的人不胜枚举，但为什么李白偏偏对这两位情有独钟？这恐怕还是源于他那追求自由、标榜自我的个性。固然，二者保苍生、安社稷的功业是李白一生所渴求的，但除此之外，二者都有着异于常人的风流与旷达。谢安功成之后身退山林，鲁仲连名就之后辞爵谢金，令李白为之倾倒的更多的是一种自由意识与独立意识，这种潇洒的风范更加契合李白的处世态度。所以有人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达了功成身退的含义，也就是说“直挂云帆济沧海”不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的重复，而是借“道不行，乘俘浮于海”来表明不复留恋，决志归隐的态度。这种观点有可取之处，但没有看到《行路难》背后李白悲愤、深刻的矛盾心理。
李白身上不是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的简单拼合。他是追求绝对自由的傲然风骨，但却不完全是道家所讲的遗世独立；他既想济世但又轻世，他有自己明确的理想追求，即“欲渡黄河”“将登太行”，但他又不想在这个过程中丧失独立人格，即“愿意济世，但又不愿意拙于人”。此外，在“《行路难》其三”的开篇中他说，“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这种对圣贤的非难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裴斐先生用李白在《赠韦秘书子春》中批评隐者郑子真“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的话来解释，说明李白的确追求积极用世，但他不是完全接受儒家所讲的“穷则独善其身。”由此可见，李白不是儒家与道家的简单相加，这些现象在他身上共生，说到底都是源于内心矛盾。他渴望建功立业，摒弃“独善其身”，但又要保持不屈的人格独立。他不仅追求功业更是追求自由。所以当一切破碎了之后，他的痛苦不单单只是源于壮志难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仙宫两无从，人间久催藏”，这可以说是对自己非常深刻的认知。
李白一生中都处于非仕非隐的特殊状态，对政途和自由的双重执着更是加深了他悲剧的深刻性，既想功成于世又不愿丧失独立的人格，既想人格独立但又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隐逸弃世，所以不只是入世与出世的矛盾，而是“两无从”的尴尬与悲哀。所以诗末“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定不是“廉价”的乐观心态，也不是功成身退、表达归隐的决心，而是借助归隐与豁达来表达内心的深痛和悲哀，即所谓“悲感至极而豪语出之”。当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在现实中遇到强烈的冲击，很多人的表现像杜甫一样沉郁顿挫。但李白却相反，让人感到一种非凡的气魄，就算在极为深沉的悲感之中仍然可见他不屈人的自由与狂热。
艺术与政治自古以来就难以调和，但李白却能将其化作“豪中见悲”的伟大作品，而且更加具有艺术冲击感。就像祝勇所说，“当官场试图封堵他的生存空间，他却进入了一个更大的艺术空间。”虽然社会现实决定了政途必然在压抑自由的前提下才能通达，但李白却能在这样一个时代还保持着自己难得的自由意志，正如谢思炜所言：“李白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在一个总的来讲缺乏自由的时代，用一种非常强烈的形式表达了人类与生固有的对自由的向往，表达了即使在环境强烈压抑下这种自由欲望如何搏动而不曾妥协。”
不得不说，这样传奇的李白，世上很难再有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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