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纺织城的足迹 □张君祥
1954年，作者的爱人（右）和工友入厂工作照。
1961年，作者与爱人在半坡博物馆留影。
建纺织城那会儿，我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现已古稀，纺织城的几个纺织厂已搬迁到灞河东岸洪庆地区。我家住在纺织城旁边的南牛寺村，纺织城曾留下我无数的足迹。
纺织城修建前的两个大单位
为什么将纺织城选在浐河东岸的白鹿原脚下，与先期的灞桥热电厂和陆军二院这两个大单位有关。
灞桥热电厂的征地，是民国时期的事情。1947年，灞桥热电厂就开始征地了。这块地方叫“鹞子岭”，岭北边有条“垫沟”，沟下边就是官厅村，沟上边是草滩村；草滩村南边有个“草滩冢”，从“垫沟”上来，行至“草滩冢”之西，向南有一条能行马车的大路（今电厂东路），再向南走约一里，向东南方向拐去，直达新寺村。中途还要经过最危险的地段——“狼窝口”（今唐都医院南门）。
“鹞子岭”北边的耕地，多属于官厅、草滩等村所有；“鹞子岭”南边的耕地，多属窑园（永丰）、梁家街诸村耕地。为了各自村民利益，岭北地域和岭南地域曾发生过争执。最终，灞桥热电厂的厂址落定“鹞子岭”之北。
我们南牛寺村的郭家祖坟，就在热电厂北门之东不远处，为了建热电厂，郭家祖坟也被搬迁了。
第二陆军医院（今唐都医院），是纺织城地区建设最早最快的一个单位。1951年夏，朝鲜战争进入最紧张的时期——为了及时抢救从前线送来的负伤的志愿军，政府将快要熟了的麦子割倒，急速在席王村村西卞家村村南征地，要建立第二陆军医院。
第二陆军医院，为什么要选址在这块地方？因为这块地方很平坦。南有塬，西有岭；东临灞河，北靠陇海线，距灞桥火车站很近，遮风挡雨隐蔽安全，水源交通都很方便。当时，征地规定，限村民在五日内，将所征地的麦子、树木、坟墓等迁移完毕，随后建设者就进入工地施工。
在施工中，工地周边都拉着铁丝电网，四个角都设置有士兵放哨站岗的炮楼，只留了一个通往灞桥火车站的北大门。
在修建第二陆军医院的时候，我每天早出晚归，在柳巷村瓜地里摘两笼“白兔娃”甜瓜，担到工地门前去卖。我卖瓜的目的，不是为了多赚钱，只要卖够本即可，剩下的甜瓜拿回家让家人吃。
第二陆军医院建设速度很快，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到当年农历的八月，就接纳从前线送回的伤病员了。
与国棉三厂的情缘
我和国棉三厂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缘，因为，我老伴曳玉娥就是国棉三厂的“元勋”，我的两个儿子、儿媳妇都在国棉三厂工作，我的孙子、孙媳及重孙，如今仍住在三厂的楼房里。
我老伴是1953年12月考入国棉三厂的。那时候，我们灞桥区还属长安县管辖，县政府在城南韦曲，考试、进厂都在长安县集中，然后又坐马车返回灞桥纺织城。在坐车途中，长乐坡浐河还没建桥，车要转到十里铺华清路，到了官厅村向南有一条土路（今电厂西路）通往梁家街，由梁家街向东拐，在堡子村东头，上一个土坡，才能到国棉三厂生活区。
老伴说，她才进厂时，厂房、宿舍等等，正在建设中，她们培训时，都在才建好的仓库中，吃饭在棚子里。
1955年5月，当时我在三原工作，回来去三厂看望她时，她们住的大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床与床中间只留了二尺宽的行人道。
1956年春节，我们结了婚，她仍然住在集体宿舍。1960年我们有了儿子，她照旧住在大宿舍里，后来有了女儿，她才分配到团结村的“母子房”里，和另一家母女俩住在一间约12平方米的简易房里。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分到一间12平方米的楼房，但厨房都是两家使用。直到1975年，我老伴才分到了友好村一间带厨房的房屋。八十年代，孩子都大了，厂方给我们一家在互助村分了约30平方米的简易楼。这套房虽然简陋，但面积较大，里边还有个套间。1986年给二儿子结婚，将媳妇就娶进这个套间里。
如今，我和我老伴虽然住在农村，可是我们的儿子、孙子、重孙仍然住在纺织城。
灞桥区文化馆助我搞文化
自1962年4月，我从三原下放回家，由一个12年工龄的国家公职人员，变为一个没有生活保障的农民，但是，我心中有梦——当个作家。
为了圆这个梦，我踏进家门没有休息，立刻就组织了几个知青，办起了《南寺农报》，宣传党的政策和村民的劳动热忱，受到市、区领导的表彰和奖励。
我搞文化宣传工作，离不开灞桥区文化馆的帮助和指导。当时，灞桥区文化馆，在纺正街老灞桥区政府对门（今花园小区）。文化馆的人也不多，李树森任馆长，韩振民任副馆长，梁晓力主管摄影美术书法，马伯仓负责音乐戏曲，蒲连贵负责文艺创作，王志平负责电器音像。
当时，文化馆的几个重点单位，一个是白庙诗村，还有我们南牛寺村、灞桥街、黄邓村的业余剧团，这几个村的业余剧团都经常参加市、区文艺汇演。
1963年冬，我们村业余剧团想让我写个戏，参加市上汇演。写戏？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一不懂板路，二不懂台词韵律，怎么写？我给剧团领导说，恐怕不行。领导让我试试写，成了就成，不成了算了。于是，我就根据自己在采访中遇到的真实故事，写了一个《断了镢头》的小戏。
所幸的是，戏本写成后，市文化馆南子仲老师到我们村调查农村文化工作情况，正碰上我在写黑板报，大队长把他介绍给我，我把南老师引到我家，他发现了桌子上放着我才写好的戏本，他看了以后，觉得很好，又给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还亲自修改了一些台词。他又叫来市话剧院杨阙老师做此剧的导演，当时杨阙老师还带着两岁多的儿子小石头，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尔后，《断了镢头》参加了西安市一九六四年文艺汇演，获得了创作演出两个甲等奖。从此，灞桥区文化馆更加重视我了。
1964年腊月，我又写了剧本《双牛记》。我们紧急排练后，《双牛记》在灞桥区文化馆小剧场演出。这个戏从开始到剧终，观众的喝彩声响到底。
后来《双牛记》又在市工人俱乐部（东七路）汇报演出。通过《双牛记》演出，观众给我们南牛寺业余剧团起了绰号“猛出窝剧团”。
纺织城电影院上映
陈忠实小说改编的电影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纺织城正街北头，也就是原文化馆东边院子的小剧场那个地方，修了一座“纺织城电影院”，具体负责修建的人叫马悌先。他原先是我们席王公社电影放映队的队长，和我也认识。电影院建好后，里边的厕所粪便，让我们生产队去拉，条件是：要派一个社员至电影院负责清扫卫生工作。
老马也知道我能写会画，指名道姓，给队长说最好让我去，我满口答应“可以”。我心想：我爱人在国棉三厂工作，省得上下班来回跑，我抽空还能帮她看娃、做饭，又不耽误我挣工分。
就这样，我就当上纺织城电影院管厕所的“所长”。每天除了打扫厕所、池子、门前、院落的卫生外，还要帮助电影院写海报，刷标题，做一些文化宣传工作。
一日，老马告诉我，陈忠实小说《接班以后》改编的电影《渭水新歌》要在纺织城电影院首映，让我给电影院门口写幅横额，我按老马的指示，将横额写好悬挂起来。
在首映的那天晚上，陈忠实还是穿着他平时穿的衣服，风尘仆仆地独自来到电影院。当年电影首映不像现在首映仪式那么兴师动众，热烈隆重。
那天晚上，我这个“所长”陪着陈忠实看《渭水新歌》。片子映完，池灯豁亮，待观众欲散场时，我站起来高喊道：“观众同志们，请迟走一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渭水新歌》的作者——陈忠实先生，就在现场和大家会面。”观众听到陈忠实名字，忽地一下目光都向他投来，有的向陈忠实祝贺，有的和他握手。
待观众退场完毕，我和陈忠实走出了电影院。我们并肩走到三厂十子时，我想拉他到家吃顿饭，他说不行，怕迟了没有班车，就回不去了。我也没勉强，在夜幕中，我目送他下了三厂坡，乘公共车去了。
在半坡遗址前开书画社
半坡遗址是在建设纺织城时，于1953年春被发现的。
1987年，我曾在半坡遗址博物馆门前北侧，开设了“半坡书画社”。在此期间，我常和外国游客打交道、做生意，不但将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传播出去，我也受益匪浅，学会简单的英语，能和外国人谈生意、交朋友，扩大了视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来半坡遗址参观的海内外游客也越来越多，他们很多人到我的书画社购买书画作品及纱巾、珍珠项链等纪念品。我曾见到了来自台湾的游客罗耀东先生，他的老家在我们临村官厅村。
由于我经营书画社，半坡遗址博物馆在研讨有关文化方面的事情时，常邀我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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