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共建成都都市圈
《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正式印发，标志着成都都市圈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都市圈建设要“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说明都市圈建设的意义在于推动资源要素从中小城市范围向都市圈范围扩散和集聚，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以及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一方面都市圈构建可以促进更高层次的产业分工和协作，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带动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都市圈通过一体化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等成为疏解大城市病的重要途径。成都应发挥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和成都都市圈中心城市功能，唱主角、挑大梁，带动都市圈其他城市，协同打造高质量紧密型创新生态圈。
成都都市圈
是赶超型都市圈代表
都市圈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诞生于城市化的第二个阶段，即在人口、资金、产业等要素向核心城市聚集后，既有要素同时向外辐射的过程。作为一种城镇化的空间形态，都市圈有三大关键特征：一是它以超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城市为中心；二是以中心城市1小时通勤圈为范围周边聚集数个中小城市或城镇；三是特大城市与周边城市保持高度联动。
中国都市圈的发展在进一步深化，戴德梁行在此背景下研究构建了“都市圈综合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按发展成熟度，将全国都市圈分为4个层级，即成熟型、赶超型、成长型和培育型。成都都市圈作为赶超型都市圈的代表，总体得分较高，但仍然存在发展不够均衡的问题。
在“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背景下，成都都市圈具有辐射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区位和交通优势，是拓展国际市场的窗口和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支撑性工程、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的牵引性工程。与此同时，作为四川全省经济核心区和带动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都都市圈已具备建设拥有全国影响力都市圈的可行性。
在经济增长方面，2020年，成都都市圈GDP总量达2.23万亿元，增幅3.9%，高于全国GDP增幅2.3%；成都都市圈以全省6.8%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省50%的生产总值，首位度极高。在商业表现方面，2020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指数排行中成都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2021年春节黄金周成都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收入实现全国“双第一”；据《2021中国首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成都首店数量已超1500家，今年1—8月就实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985亿元，同比增长了19%。在资源集聚方面，成都都市圈虹吸效应明显，人才、创新等资源呈现明显集中趋势，2012—2020年人口增长率高达22.2%；2020年成都都市圈高新技术企业共6536家，其中成都市6120家，占比达93.6%。
但在中国34个都市圈中，成都都市圈的整体发展水平、社会创新能力、区域联系机制与成熟型都市圈仍有不小差距。在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中，成都都市圈的地均GDP为2147万元/平方千米，仅为深圳都市圈的12%和上海都市圈的18%，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次，成都都市圈的产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研发能力较弱，根据数据显示，成都2020年全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1330件，同为赶超型的杭州都市圈为27888件；第三，成都作为中心城市对周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与德阳、眉山、资阳的区域联系不强，都市圈内每天平均人口流动规模不足8万人次，成都与外围城市企业相互投资规模为48亿元，而上海都市圈内企业相互投资规模为399亿元，北京都市圈内企业相互投资规模为346亿元。
对成都都市圈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建议
面对多重叠加的国家战略机遇和城镇化推进的发展需求，推动成都都市圈高质量建设势在必行。成都需借鉴国际先进都市圈发展经验，在交通网络建设、区域机制共享、产业配套协作等方面持续发力。
成熟的海陆空交通网络是奠定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基石。美国旧金山都市圈构建了多层次的陆上交通，包括加州国道、加州州道和州际公路等公路体系以及城市铁路、湾区捷运等轨道交通体系，使得跨郡之间的交通联系异常紧密，充分满足各种出行需求；同时，都市圈内三个国际机场、两个联邦非民用机场及数个国内机场、7个海港为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和对外的沟通起到了战略性作用。成都应借鉴旧金山都市圈经验，积极推进成都都市圈对外交通发展，积极强化以成都为核心的枢纽地位。一方面要在中心城市建设高能级的主枢纽，包括完善双流国际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两场一体”运营；建设成都国际铁路港，与重庆共建西部陆海物流新通道和“一带一路”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另一方面要联动德阳、眉山、资阳的节点枢纽一体化发展，加快提升周边城市的枢纽能级，统筹各类货运枢纽和多式联运中心的高效布局，包括资阳公铁物流港、眉山国际铁路港、德阳国际铁路物流港、资阳多式联运枢纽中心等。
都市圈内产业落位有序，形成“协同发展、创新开放”的格局，是都市圈发展的引擎。东京，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度和富裕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以圈层式的产业布局为典型特征，在核心圈层主要集聚金融、信息、商贸等服务业；在邻近圈层以承接高附加值二产转移为主；在辐射圈层依托大型企业或交通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卫星城，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利用和产业空间的合理排布。成都都市圈可借鉴东京发展经验，将产业环节按产业附加价值从高到低向外扩散，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圈。作为资源要素高度集中的中心城市，成都可承担都市圈内“大脑”功能，高水平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高标准建设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聚力打造一系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研究基地集群、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形成都市圈的科技创新策源中心；同时布局商贸、金融、文化、对外交往等职能，实现区域核心集聚辐射功能。周边节点城市可通过中心城市产业转移等机遇，积极进行产业承接，重点依托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协作带、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协作带、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协作带，壮大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先进材料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布局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外围中小城市可补齐产业链条，进行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的生产加工，与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共同实现上下游协同的产业生态，并承接部分都市农业的发展，推进仁寿、乐至、广汉、安岳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完善的区域协调机制建设，包括政务服务互联互通互认，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公共资源共享是都市圈发展的保障。英国伦敦都市圈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曾因工业人口的不断集聚，导致居住条件差、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等问题涌现。后期，为解决突出的城市矛盾，伦敦政府积极进行城市规划，在2004年颁布了指导未来30年伦敦都市圈发展的《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重点进行周边区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完善，有效缓解了伦敦的大城市病。为破除区域协同发展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逐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成本，成都都市圈需以伦敦都市圈为鉴，统筹教育资源的跨市配置，实施教育合作共享工程，打造优质教育发展联盟、开放协作智慧教育平台、产教融合示范区等；优化都市圈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创新医疗服务共享模式，推动开展对口支援、巡回医疗和远程医疗；共促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完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设施布局，加强赛事资源统一规划开发；强化社会保障服务对接，在人力服务、社保服务、养老服务、婴幼儿照护体系、住房保障体系方面实现互联互通；积极建设智慧城市和绿色城市，鼓励居民参与环境保护、低碳生活、数字化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精细化和动态管理。
（作者：魏晓龙，戴德梁行策略发展顾问部华西区主管、戴德梁行重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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