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当代文化名人(一)

眉山日报 2021-03-27 06:36 大字

眉山当代文化史由许多大师承接起来,每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都代表着一个文化领域的高峰,正是他们不同凡响的创造,成就了眉山文化的鸿篇巨作。眉山当代名人几乎时刻伴随在我们精神境界中,遥远而又亲近。时光沉淀了他们的思想,释放着他们的光芒。慎终追远,明德归厚,2021年1月起,我们开始在《眉山日报》“史志纵览”栏目推出一批有代表性眉山当代文化名人,让他们的名字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画家石鲁(三)

《转战陕北》和后来的大画《东渡》,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从此无尽的苦难折磨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5年后的1964年,为迎接国庆15周年,石鲁抱病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主题绘画《东渡》,作为《转战陕北》的姊妹篇,表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军队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勇猛战斗的英雄气概。石鲁这一次的创作,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得更为超前,无论从构图还是手法,都让人为之震撼:俯瞰黄河之上,一船的船工和战士烘托下的毛泽东的背影,坚毅而高大,激流勇进,一往无前,人物形象如铜浇铁铸一般。不料,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开始发生可怕的变化,一位西安美术学院的教师说:“石鲁画了一船土匪,把毛主席画成了土匪头子!”这一惊人“发现”开启了石鲁的悲惨命运。《东渡》也没能送往北京参展,后来,这幅度3米×5米的大画下落不明。人们至今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上,看到的只是《东渡》的草稿和色彩稿。即便是这样,草稿和色彩稿,至今仍散发出强劲的力量,其英雄的气概仍能从画面上流泻下来,感染并唤醒着参观者。

石鲁因《东渡》成为那场浩劫中饱尝苦难的文化界代表之一。尽管石鲁受尽苦难,却丝毫不改艺术家的良心、不废理想主义者的志气。

他被折磨得精神分裂,身体遭到严重摧残。不堪忍受的时候,他曾经逃跑回四川,在广元的山野里流浪,靠偷吃农民的红薯玉米生活。李世南先生的《石鲁广元落难图》形象而传神地记录了这一辛酸经历。后被当地农民抓住,以为是国民党空投的特务,交给公安机关,之后再押送回陕西继续批斗。当时还专门组织了“石鲁黑画展”,让陕西数十位大学的各专业教授研究石鲁的画为什么反动、有多反动。

更为惊险的是,曾经有一个时期,陕西文艺界有人频频鼓动着要将石鲁枪毙。后来经过朋友的奔走和医院的证明,证明石鲁“疯”了,才没有被执行枪决。

在这样不堪忍受的岁月,石鲁的精神时而正常时而癫狂。无论在正常和癫狂中,他那已经艺术化了的思想和精神丝毫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反而以另一种精神状态,探索到了艺术世界里常人难以企及甚至难以想象的境地。

他无论书法和绘画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升华式的转化,仿佛借助了苦难的力量,让他飞升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石鲁面对苦难,有一种本能的自我化解能力,他多次画《兰花图》,落款都写这样的词句:“兰之香也,不食肥土”“兰宜乎瘦土”。石鲁的大智慧和高境界,于此可见。

如今,许多人站在展览大厅,品读这样的词句,心中激起丰富的联想和思考。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的文艺界都呈现出逐步复苏的景象。大地回春,人心慢慢积攒着暖气,而陕西文艺的冬天似乎特别长。对石鲁来说,他很长时间都出不了“三九”严寒的冰封雪藏,一年多后还被专案组抓住不放。

后来,经过北京华君武等老朋友的努力,石鲁的申诉信转到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手中。不久,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就派专人到陕西调查石鲁的案件,之后黄镇又派人接石鲁到北京看病。

石鲁被人从陕西的精神病院用担架抬到火车站,从车窗里送进了火车。

在北京,石鲁受到了许多美术界老朋友的欢迎。石鲁历尽磨难而又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开始广泛地流传。

直到1978年底,石鲁的政治结论才姗姗而至,彻底解放了。其实,石鲁一直是一个自我解放者,他的解放就表现在他无论经受多少苦难,都完美地坚守着人性的本真、保护着人格的丰满、毫不动摇对艺术的忠诚。这样较之面对邪恶时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窃位苟安甚至充任帮凶者,他就是一个彻底的自我解放者。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交出去。因此,当那个来之不易的政治结论送到石鲁手中的时候,他并未表现出有多大的欢欣。

1980年,《石鲁书画展》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巡回展出。石鲁本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开始了他被中断了20年的《学画录》的续写和修改工作。

1981年,陕西南部大水,石鲁在刚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为赈灾画了一幅《荷花图》,成为他的封笔之作,之后他长病不起。

1982年8月25日下午,一代艺术大师石鲁病逝。临逝前,他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

1985年,他的《华岳之雄》在美国纽约以5万美元成交。1992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石鲁信手拈来的“空灵”两字,竟以5.5万港元拍出。1989年,他的《峨嵋积雪》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65万港元成交。3年后,《峨嵋积雪》再次在苏富比亮相,结果以235.4万港元成交,再创石鲁作品价格新高。如今,石鲁的画已成中国画中之神品。

石鲁的祖父冯鹿荪是一个有文化、有政治见识的乡绅。在清四川“保路”风潮中,出任仁寿县保路同志会会长(一说为保路局局长),以他家族的团练为武装后盾,向清军叫板。石鲁的父亲冯子融不像其父那样多思多动,他娶妻生子后便过起了典型的乡绅生活,与花木鱼鸟书画骏马相伴。

石鲁幼年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他出生后身体瘦弱,祖父和父亲给他起乳名“永康”,希望能永葆康泰。到开始读书时,他却变得顽健好动。这样一个男孩,每日的功课却是背诵《三字经》,继之以背诵《诗经》,讲授《尔雅》等。直到他12岁,冯氏家族学堂才改授新制课业。但引导石鲁学画的不是家庭教师,而是他家和外祖父家收藏的那些卷轴册页。

直到今天,人们在观看《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时,许多人还由衷地产生一个20多年来同样萦绕在石鲁的家人、学生和美术界人士心中的渴望:假如再给他10年、20年生命,多好!

石鲁之子石果总结说:“在石鲁一生对艺术理想与社会、民族理想的追求中,始终伴随着种种苦难,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在20世纪剧烈变迁的必然过程。不同的是石鲁没有选择如常人般随机应变,善存其身,他始终如一地选择了与苦难同在,他以一生的磨砺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殉道人的形象。有后来美术评论家惋惜石鲁由于早逝而成为一代‘夭折的大师’,岂不知石鲁是以其勇于殉道的超凡激情而夭折,才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英雄。这种事实和意义提升拓展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精神境界。由此以后,中国绘画艺术的巅峰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人生的精彩与艺术的精湛上,单一的取巧将显得单薄。画是一种印证,但只有在印证了人格的丰厚与纯粹的时候,画才有价值。”(本文终)(本文节选自刊物《眉山地方志》〈总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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