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48封书信 诉说三地乡愁
《新修胡氏族谱》总修胡永南。
《新修胡氏族谱》总修胡永南。1938年刊行的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新修胡氏族谱》（6卷）
《新修胡氏族谱·蜀粤闽征信录》中的内页页面。
图书《蜀粤闽征信录校注》。
11月27日，从四川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今天府新区煎茶街道青松二组）胡氏家族1938年刊行的《新修胡氏族谱》中析出成册，由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东来与胡证川、胡子平编著的《蜀粤闽征信录校注》在成都举行首发仪式。该书收录了1918年-1923年蜀闽粤三地胡氏族人往来书信48封，再现了18-20世纪胡氏家族迁川、定居、创业、发展的完整图景。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在首发仪式上表示，四川作为移民大省，如今民间尚存大量老族谱，但在族谱中完整保留客地与祖乡书信往来的，非常罕见。《蜀粤闽征信录校注》的出版，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堪称近年来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收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翻阅这部以民间历史文献整理的著作，百年前的浓厚乡愁气息扑面而来。
壹
筚路蓝缕，入川打拼
据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胡氏族谱》记载，在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雍正五年（1727），住在惠州府长乐县（今广东五华县；雍正十一年长乐县改属嘉应直隶州，1914年改名五华县）葵岭乡塘尾的胡登科一家，动身前往四川。
胡登科生于康熙四年（1665）七月十二日，娶妻廖氏，生子胡灿英，娶媳谢氏。到雍正五年时，胡登科63岁（虚岁，下同），廖氏已经去世。
作为世代的农民，胡登科一向“农务自给”。但长乐土地坚硬贫瘠，“多不毛”，生活艰难。官府号召移民四川的消息传来，胡登科决定举家迁川。于是，胡登科带着胡灿英夫妇，“一肩行李，别无长物”，踏上了艰难的迁川之路。
胡登科一家走的是旱路，相比水路而言，省钱但耗时较多。他们用去一年多时间，于雍正七年（1729）抵达泸州潘家沟，用一千文钱赁田耕作。同年，胡灿英的大儿子胡遵汉出生。
后来，胡登科一家又迁往成都新繁南门外的王家碾。乾隆二年（1737），胡灿英的二儿子胡遵潮出生。新繁土地肥沃，外来移民争相涌入，佃耕不易，胡登科一家又向东迁入简州龙泉驿。乾隆八九年间（1743-1744），胡登科一家迁到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当时这里土地偏僻，人烟稀少，但胡登科却很满意，“顾而乐之。”
胡登科一家佃耕当地一傅姓的田地，经过一家人的艰苦打拼，家境逐渐宽裕起来。从长乐县老家入川的族人，也跟着依附在他们周围定居。
胡灿英一共生了5个儿子，其中第三子被抱养给族人，其余四子分别为胡遵汉、胡遵潮、胡遵湘、胡遵海。乾隆二十七年（1762），98岁的胡登科在儿孙绕膝中离世。
如果说迁川始祖胡登科决定入川规划了胡氏家族兴旺蓝图的话，那么，迁川二世祖胡灿英就是奠定家族基业的最大功臣。
胡灿英眼光独慧又勤于奋进。在煎茶溪附近，有一地名李家坝（后改名为理嘉坝），地处洼地，荆棘丛生，虫蛇横行。乾隆三十八年（1773），胡灿英拿出多年积蓄，将李家坝这块数十亩的地买了下来，邻居们很是不解。
胡灿英疏通水道，开辟阡陌，削高填低，一片瘠地逐渐成为沃土。乾隆四十年（1775），胡灿英又“诛茅为屋”，第二年修建完成。“昔之蔓草荒烟，虫吟蛇窟之地，焕然而栋宇联云，气象一新，过者恒啧啧称羡焉。”
到嘉庆十年（1805），胡灿英四子分家时，胡氏家族已拥有水旱田1400多亩，成为当地一大望族。
贰
顶峰时期，分家析产
客家人素有“聚族而居，抱团发展”的传统，通俗地说，就是不分家。但是，分家析产成为客家移民后代每个大家族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胡氏家族从入川以来到民国初年，经历了两次大的分家析产。
第一次分家析产，源于一场官司。
胡灿英在李家坝购置恒产后，家族事业蒸蒸日上。乾隆五十七年（1792），84岁的胡灿英去世，胡家由能干的老二胡遵潮主理。到嘉庆初年，胡氏家族人丁已达2000多口。“人轰于屋，马轰于廐，阡陌云连。”
但就在这时，胡家的麻烦来了。“因堰务界务”，胡家与邻居宋子林发生纠纷。
宋子林在当地的势力很大，导致官司连年不决。胡灿英的4个儿子中，胡遵汉最为勤朴，胡遵潮沉默寡言，不怒自威；胡遵海为人机敏，最善言语，平时喜欢替人排忧解难。
在应对官司方面，胡遵海发挥了主导作用。“凡操纵之术，捍御之方”，都由胡遵海和胡仁瑞、胡仁泰两个侄子做主。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制服宋子林，这才了结了官司。
虽然赢了官司，但却拖累了胡家。嘉庆十年（1805），四大房人分家析产。到道光末年，四房产业合计近7000亩，家族发展到顶峰。
胡遵海有5个儿子，在老大胡仁恺和老二胡仁昭的主理下，励精图治，兄弟和睦，很快又添置产业上千亩。照这样下去，这一房人必将又是枝繁叶茂、兴旺发达。
咸丰七年（1857），胡仁恺去世。此时，李蓝农民军攻城略地，官府为应对战事，“募捐输急”，富户成为官府“募捐”的重点对象，胡家苦不堪言。
大家商议，通过分家将家产分解，“以纡其祸”。
又过了两年，“土匪大猖，继以兵祸，各仓皇挈家避。”经此乱变，曾经聚族而居的胡氏家族，家族力量被削弱，走向了下坡路。
不过，胡氏家族在人口增长方面，却令人瞩目。根据《胡氏族谱》中的记载，从胡登科携胡灿英入川开始，到1929年，202年间，胡氏家族一共繁衍八代人，谱载男丁1177人（不含配偶及子孙中的女性）。
叁
书信往来，修成族谱
胡氏家族自从在仁寿县煎茶溪揽祥埂开基以来，就遵循耕读之道，成就了家族的辉煌业绩。
胡灿英在世时，曾多次叮嘱子孙要“谆谆以诗书礼教，诒谋后人”。从入川第四代起，到第十代，胡氏家族出了贡生6人、监生3人、廪生3人、庠生两人、增生一人，议叙县丞3人等。
在这些读书人中，入川第六代胡永南（1852-1925）最为典型。
胡永南是胡遵海这一房的后裔，胡永南的父亲胡元鼎，道光三十年（1850）被补为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是胡氏家族迁川后读书成名的第一人。
胡永南，号绶珊，别号溪隐老人。光绪十一年（1885），胡永南拔贡，被保送进入京城国子监读书。光绪十六年（1890），被礼部传补为镶黄旗官学第三馆汉教习。5年后，因母亲去世，胡永南丁忧归乡，从此专事教育工作。
对胡氏家族来说，胡永南最大的功绩，莫过于经过多年的努力，编修了《新修胡氏族谱》。
1918年起，胡永南主持新建胡氏宗祠，组建了近30人规模的族谱纂修局，亲任总修。但由于与广东祖乡断绝联系已久，他广搜文献，千方百计与祖乡取得联系，反复通信考证世系，才编撰出6卷的族谱。
胡登科在揽祥埂落业后，曾托一个叫花椒客的行商，从祖乡带回族谱手抄本。光绪元年（1875），胡永南从手抄本族谱中得知胡登科妻子廖氏葬在长乐县塘尾，倡议族人派人返回祖乡省墓，并提议把廖氏迁葬来川。光绪十三年（1887），胡永南写了一封书信，托粤商代投祖乡，这是蜀粤间的第一封书信。
光绪十二年（1886），胡永南到北京后，住在京城宣武门城南皮库营。得知附近嘉应会馆有一个广东长乐县的同年拔贡生陈叔颖，就登门拜访，托其带书信到长乐县给祖乡族人。两年后，胡永南收到陈叔颖的信，里面有祖乡族人的回信。这是祖乡族人回复客地的第一封书信。
回家丁忧后，胡永南与祖乡再次中断联系。直到要重修族谱，胡永南再次给陈叔颖去信，陈叔颖的儿子陈培玮回复，胡永南才知道陈叔颖已在1913年去世。但通过陈培玮的帮忙，胡永南与祖乡族人成功地取得了联系。自此，为求证探讨，蜀粤闽三地书信往来不断。
从1918年到1923年，三地通信达48封，大量记叙了当时蜀粤闽三地的民风民情。陈世松评价说，这48封书信，承载的信息量极大，是一般家族文献所不能比拟的；书信讨论的话题较多，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对祖乡、客地宗族的记述，面面俱到，详尽无遗；这些鲜活生动的细节，对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显得非常稀有珍贵。
1925年，在族谱编修告竣之际，胡永南将48封书信录于族谱中，取名《蜀粤闽征信录》，以告知后代，希望后人追念先辈修谱之艰难，倍加珍惜族谱，光大于未来。
同年，胡永南与世长辞，享年74岁。（图片由胡子平提供）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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