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文同： 相知相契意，亦友亦知音
相知相契意，亦友亦知音 
《草虫卷》（局部）。元代坚白子
□袁丁
国庆大假期间，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苏轼书画特展”中，有一幅元代坚白子传世孤本《草虫卷》，分段绘有天牛、夏蝉等草虫，以淡墨勾染，细腻逼真，每种草虫旁录有苏轼题雍秀才画的五言诗，诗画均以物寓意，讥讽时事，是典型的文人墨戏之作。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北宋两位长于墨戏的人物：苏轼和文同。在众多艺术史家的描述里，苏轼和文同总是结伴出现：他们同为“湖州竹派”的领军人物，是以墨戏状态出现的文人画推手和实践者；他们爱竹，都在川西坝子的竹林中长大，是表兄弟、是朋友、更是知音。
一对生活的挚友
古代文人交友首重道德、学问，因此文同受到了当时士人推崇，连端方严肃的大儒司马光也很敬重他。
文同，字与可，四川梓州永泰（今盐亭）人，年长苏轼19岁。嘉祐年间，文同与老苏共事密阁，关系密切。他与苏轼虽未相见，却因老苏和苏辙，二人心生向往。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凤翔任签判，文同守孝后回京路过凤翔，二人终于相见，留下美好回忆。苏轼赞美文同“忠信而文”“志气方刚”；文同则感叹与苏轼“一见初动心。”此后二人诗文往来，一别六年。再会京城，他们欣喜不已，几乎日日相聚。此时王安石新法盛行，苏轼多次上书反对，又经常与周围的人谈论讥讽时事，文同对此十分忧虑，经常私下劝告。后来苏轼到地方做官，文同又写了很多诗劝慰，可谓用心良苦。
苏轼与文同虽性格各异，却非常投契，两人的交往充满雅趣。文同的墨竹举世闻名，拥有很多粉丝，起初他并不在意，可当各地粉丝拿着绢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后，文同非常厌烦。有一天他把丝绢扔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绢去做袜子！”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为话柄流传开来，连文同也拿来开玩笑，他写信给苏轼：“我近来告诉大家墨竹派搬到徐州了，让他们到你那里求画。这回袜子材料该集中到你那里了。”信尾附诗：“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苏轼哭笑不得，立即回信：“竹子长万尺，要用250匹绢，我知道你犯懒不想画，只想要绢而已！”文同无言以对，只好承认自己是瞎说的，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可苏轼却不饶他，继续跟他开玩笑：“世间有万尺竹，月光下院中的竹影就有那么长。”文同只好自嘲：“苏公真善辩啊！我如果有250匹绢，我就买田回乡养老了。”于是他把自己画的筼筜谷偃竹寄给苏轼，苏轼以诗相赠：“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文同收到信时正和妻子在筼筜谷中赏竹，烧笋当晚饭吃，看到诗，禁不住大笑，把嘴里的饭喷了满桌。
两个艺术的知音
文同是艺术全才，擅长诗文，长于绘画和篆隶行草各体书法；苏轼就更不用说，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样样精通，而且二人鉴赏水平一流。也许因为如此，二人曲高和寡，难觅知音；也因为如此，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苏轼说：“我生平最喜欢和与可畅谈大笑”。他赞叹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他曾作《石室先生画竹赞》赞美文同善于捕捉竹的生机妙理，心手为一，深得画道精髓和天然之趣。文同对此很感慨：“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引苏轼为知音。苏轼常常研习文同画作，与他探讨。文同告诉苏轼，画竹先要胸有成竹，只有抓住灵感才能做到神似，托物言情。苏轼得到很大启发，绘画水平一日千里，以文湖画派的真正传人自居并戏言：“我画竹虽然比不上与可，但是画石头是比得上的。”文同对苏轼也极为肯定和信任，他曾经为道师王执中画墨竹，嘱咐他千万不要让其他人题字，只等苏轼来题诗。
苏轼和文同痴迷艺术常入无人之境，这大概是他们成为知音的重要因素。文同见不得好纸墨，一见就控制不住上前泼墨作画，旁人争相抢去，他也不觉得可惜。后来，大家看到他就故意摆上好笔好墨，文同常常徘徊很久才忍痛避开，粉丝们一年到头求不到画，忍不住问他原因，他说：“我学道不精，不适意时就喜欢画竹宣泄，这是一种病啊，我现在已经好了。”苏轼无论到哪里都会带上笔砚，他曾说：“我这一生没什么快意事，自认为只有做文章的时候乘兴挥毫，是天下第一乐事！”二人在京城期间，经常品评艺术、探讨绘画书法，常常到半夜三更。他们有时静静地对坐，有时把酒赋诗、挥毫泼墨、畅谈大笑，说到兴奋处更是旁若无人、狂态百出：脱衣解带拍手高歌，恣意掀倒书窗画壁，站在窗台下对月吹箫，动静之大常常让邻居惊奇不已。
一生难忘的情谊
熙宁三年（1070年），文同以太常博士知陵州（今四川仁寿），离京前，他与苏轼同游京师静因院，与长老臻师告别，文同再画墨竹，苏轼作《净因院画记》。二人又同登延晖亭，当时正值寒冬，他们迎着霜风雾霭，漫步在草木萧瑟的密林，想到即将分别不知何年再见，二人怅惘不已，久久不愿离去。没曾想，这一次竟是永别。
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二十一日，文同突然离世。噩耗传来，苏轼悲痛不已，他终夜不能入眠，坐着叹息，偶然入睡又会在梦中惊醒，一想起好友离去就泪流急下淋湿衣襟。二月，他作祭文呼唤亡友：“呜呼哀哉，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呜呼哀哉。”四月，苏轼移守湖州，他常常想起文同：“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知其牗？”文同的死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苏轼喘不过气来，最让他难过的是文同临终前想见他一面却不得的痛苦。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为官清廉，一生清贫，留下遗孀弱子该怎么生活呢？七月七日，苏轼在湖州晒书画，看到文同的墨竹失声痛哭不能自已。苏轼是一个豁达的人，惟对文同的离去久久不能放下。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受到了严酷的折磨，一下从天堂坠落地狱，可谓九死一生。尽管这样，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和家人团聚，而是赶到陈州，料理文同后事。文同的遗孤扶柩回乡路过黄州，苏轼再作祭文悼念文同，他深情地写道：“丧之西归，我窜江濆……我在茫茫，凡几合分。尽此一觞，归安于坟。”他让文同安息，又写信给文同的儿子文务光，劝他节哀，而自己却一直无法释怀，对文同的怀念几乎贯穿了他的余生。元祐八年（1093年），年近花甲的苏轼在朋友吕元钧处见到文同遗墨，悲从中来，作《文与可画赞》：“我怀斯人，呜呼，其可复觏也。”其哀痛之情令人唏嘘。
面对如此真挚的情谊，一切语言都显得如此苍白。文同与苏轼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段历史佳话，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珍贵的人生启迪。（作者供职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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