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成宫前 望隋唐
九成宫(资料图)
牌匾
引言
中国文化中极其戏剧化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行宫文化”。从元稹的“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到卢象的“细草终朝随步辇，垂杨几处绕行宫”，我们可以隐约触摸到这个京城之外“敏感部位”的脉动和疼痛。因其多与封建帝王的行踪秘闻有关，所以许多看似平常的地方，甚至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荒山野林，只要加上这个标签，立马显得冠冕堂皇、与众不同起来。后人便根据史料记载、民间传说、诗词歌赋，综合开发利用，修修补补，添砖加瓦，俨然一处具有厚重历史感、古典人文美与壮丽自然美的胜境。于是，被云遮雾绕了千百年的行宫，也开始退去神秘的面纱，从高高殿堂走向芸芸众生，从虚幻缥缈贴近现实生活，文物保护与旅游价值相得益彰，事物的矛盾性、变化性、统一性在哲学层面得到合理的安排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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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文化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例子太多。位于八百里秦川的九成宫就是一个贯通古今、检阅兴衰的实证。
“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曾宫凭风回，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栋梁，凿翠开户牖。其阳产灵芝，其阴宿牛斗。纷披长松倒，揭山蘖怪石走。哀猿啼一声，客泪迸林薮。”这就是融自然、园林、山水为一体的隋唐帝国最豪华的别墅——九成宫。虽然从表面上看，九成宫比起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华清宫似乎不太显眼，但实际上，它的故事并不比其中任何一个地方逊色，其背后所聚集的巨大潜能，可以说“空前绝后”。
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四位皇帝先后二十一次驾幸，其间有莺歌燕舞，也有刀光剑影，多少爱恨情仇与感官玩乐融为一体，让人望而生畏又流连忘返。然而，煌煌九成宫何止是一处山青水秀的风水宝地？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定都长安。在国势日趋稳定的情况下，他决定解决京都大兴城的夏季炎热问题，那就是寻找一处清凉之地使皇亲国戚不再遭受酷暑折磨。开皇十三年（593年）正月，文帝杨坚至岐州（今凤翔），亲临“去京三百余里”的普润县（麟游前身）之杜水河畔实际考察，当他登上天台山之北的碧城山俯瞰，竟看见山下是“万叠青山夹一川”的美景，于是取“尧舜行德，而民长寿”之意，下诏营建“仁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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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建时间是在文帝回京之后的二月。据《隋书》载：开皇十三年（593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臺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复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从正月考察到二月动工，可见文帝修建仁寿宫之心切。“每岁避暑，春往冬还”。公元581年，杨坚受北周禅位，坐上隋朝开国皇帝宝座，便立杨勇为太子，在仁寿宫避暑期间，一些国家军政事务都令他参与决策。杨勇也表现不俗，但因其“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最终在独孤皇后、杨广、杨素的秘密配合下，于开皇二十年（600年）九月，被隋文帝废掉皇太子身份，由杨广取而代之。
杨广掌权后，先是弑君夺权，接着兄弟互相残杀，最后骄横淫奢的隋炀帝杨广也惨遭叛军杀害，被草草埋掉。炀帝死后，一度成为隋朝君主“安体之佳所，养神之胜地”的仁寿宫冷清了下来，义宁元年（617年），随着隋朝灭亡，仁寿宫“门前冷落车马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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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隋朝的“仁寿宫”是一个刀光剑影、波诡云谲的迷宫，那么，唐朝的“九成宫”便是一个卧虎藏龙、人文荟萃的舞台。与隋文帝相比，唐太宗时期的故事倒显得别具典型性、复杂性和戏剧性。
到底是大唐，确实与别的王朝不一样，宫廷内外、朝野上下诗意风发，除了那些文人墨客的风流韵事，就连皇帝出宫也要找一个优雅体面的理由。据说，当年唐太宗想去九成宫散心，曾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为避免误会，李世民忙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遗身利物，栉风沐雨，百姓为心，忧劳成疾，同尧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敝炎暑，群下请建离宫，庶可怡神养性。”《九成宫醴泉铭》说的很清楚，李世民确为一种中医学上所称的“气滞”病所缠身。这种病症，就湿不就燥，应避暑热。可见，他兴建九成宫并不是单纯为了个人享乐，而真是休养治病。
当然，在“群下请建离宫”时，也是本着从大局出发，结合实际情况，严格遵循节约原则，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隋代宫殿基础上加以改造，这样仰看原宫之壮丽可吸取隋亡之教训，俯察新貌之简朴可为后世之楷模。细微之处，体现“至人无为，大圣大作”的高贵精神。我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话，绝不完全是魏征的“溢美之词”，而是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作为一名耿直的谏官，他长期跟随皇帝左右，视坚持正义、实事求是、激浊扬清为生命，应该知道这些文字的分量。刻碑载史，历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以警示世人，造福百代，有必要去讨好谁吗？正因如此，唐太宗才谨慎行事，于贞观五年九月，下诏以将作大匠姜行本总领，在隋代仁寿宫基础上，修复“九成宫”（取“九重”或“九层”之意，言其高大）。九成宫的宿命，由此从“仁寿”升级到“九成”，既展现着一个王朝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也彰显着一个特殊群体的人格理想、文明程度。这就是大唐与隋朝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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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建造行宫，同样是休闲避暑，唐太宗李世民就比隋文帝杨坚高明得多。贞观六年（632年）四月十六，唐太宗避暑来到九成宫，“历览台观，闲步西城之阴，踌躇高阁之下，俯察厥土，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导之，有泉随而涌出，乃承以石槛，引为一渠”，偶然发现有一清泉，“激扬清波，涤荡暇秽；可以导养正性，可以澄莹心神。鉴映群形，润生万物，同湛恩之不竭，将玄泽于常流，匪唯乾象之精，盖亦坤灵之宝”，心里万分欣喜，便令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而立一石碑，这便是“九成宫醴泉铭”。
水美，山美，人更美。九成宫因唐太宗的权杖和魏征的文笔，从此进入一个新的美学等级。避暑当然也是一件美事，这种美，某种程度上实在比那“温泉水暖洗凝脂”的纯消耗性享乐优雅得多，至少可以修心养性，可以清醒头脑。最值称道的是，这些到九成宫的王侯将相都没闲着，四处走走看看的同时，也没贻误政事，“居高思坠，持满戒溢”。于是，格局大了，九成宫小了。
唐太宗李世民先后五次到离宫避暑，佳话趣闻俯首皆是，就连那些气吞万里如虎的王侯将相，甚至舞文弄墨的迁客骚人，都学会附庸风雅，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把一处闲散之地搅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但就在这个时期，山环水绕、莺歌燕舞的九成宫发生了两件震惊朝野的大事：一个是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一个是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政策的制定。
贞观四年五月，唐太宗下诏令太子李承乾“宜令听讼”，还说“自今以后，诉人惟尚书省有不伏者，於东宫上启，令承乾断决。”尽管皇太子李承乾“文过志学，理务允谐”，但“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为此，李世民开始移爱于第四子魏王李泰。承乾因担心被废，便深嫉李泰。孰料，李泰也非等闲之辈，早怀夺嫡之心。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结果是，承乾谋反被人告密，下狱后废为庶人，徙往黔州，两年后死在那里。李泰也被“幽闭”起来，三十五岁就死了。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十一，太宗行幸九成宫期间，爆发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众谋反的“九成宫事件”。此事的发生，着实给唐太宗敲了一个不小的警钟：此后，一方面加强皇帝寝宫的安全防护，另一方面重新检讨外族的安置措施，一改初期突厥内徙方式，把突厥部落从河南地区重新迁徙北返到河北漠南之地。在这里，九成宫成了大唐历史的见证者和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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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荣瘁见离宫，山水依然不与同；朱辇鸾旗何处去？几声晚笛送清风。”乾封二年，高宗增建太子宫，九成宫日渐败落。仪凤三年（678年），唐高宗李治最后一次驾幸时，遇上了特大暴雨，山洪滚滚，平川水漫屋顶，九成宫墙倒房塌，几乎夷为平地。至此，轰轰烈烈存世近百年的隋唐离宫，瞬间消失在遥远的历史深处。
消失了就让它痛痛快快地消失吧，毕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特性和命运，谁都想在这块土地上成为强大的主宰，谁都想增加生命的长度、安全的厚度和事业的高度，然而，风云激荡数年后，最终留给这个世界的却是那些精神的气度、文化的力度和思想的温度。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九成宫礼泉铭》碑、唐宫廷水井、点将台、武则天梳妆台、北城门遗址等文物遗留，早已超出了地理和时空的范畴，一支如椽之笔在那里恭恭敬敬地竖着，顶天立地，雕镂古今，谁能说这仅仅是供后人游赏的景观呢？
□郑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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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仁寿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