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法》迎来大修 更好保护“少年的你”
案例1据大连市公安局10月24日通报：10月20日19时许，公安机关接到报警，沙河口区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受害者某某（女，10 岁） 被害身亡。接警后，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经连夜工作，于当日23时许，在走访调查中发现蔡某某（男，2006年1月出生，13岁）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到案后，蔡某某如实供述其杀害某某的事实。
通报称，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于10月24日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案例210月25日，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显示在一间教室里，一名身穿便服的男子走进教室后，一名身穿校服模样的少年用砖头从其背后多次击打其头部，致使其头部流血，该男子捂着头部倒地后，这名穿着校服模样的少年欲再次上前击打，但被教室里其他学生搂抱住，被砸伤男子在墙上留下的血迹清晰可见。
25日晚，记者从仁寿警方和教体部门获悉，此事发生于24日仁寿城北初中内，打人者为该校学生，该老师正在救治中，警方已介入调查。当天晚些时候，仁寿警方通报砸伤老师的学生颜某已被刑拘。
《新闻联播》：“小恶魔”让人心痛愤怒
10 月 26 日，央视主播海霞在《新闻联播》里说：这些年，我们看到不少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比如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让一些受害的未成年人的青春充满疼痛，心灵被灼伤；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年纪小小就滑向违法犯罪，案情触目惊心，比如大连的一起10岁女孩被13岁男孩杀害的案件，这样的“小恶魔”在人间游荡，让很多人心痛之余也很愤怒。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我觉得，除了依法严惩凶手之外，最关键的是要避免类似悲剧重演。而在一个法治社会，一部公平的法律该成为一剂预防药，也该是一服镇痛药。呵护每一个少年，让青春充满阳光，国家正在行动，社会也有期待！
最近，电影《少年的你》在全国热映，再一次将校园霸凌话题带入公众视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发布的《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校园暴力案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校园暴力案1000多件，2016年、2017年分别同比下降16.51%和13.37%。其中，11.59%的案件受害人死亡，但是每一起个案都让人揪心。未成年人发生一些严重暴力犯罪，刑事责任年龄能否降低？
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修订草案）》等。会场上，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列席的全国人大代表对草案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意见建议。
建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近些年来，不时有14岁以下未成年人杀人、强奸等事件发生，还有一些其他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件，这些人中，有的人公开扬言说自己不满14周岁，不会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杀了人也没有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敏建议，对未成年人严重暴力行为的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时候，统筹考虑上述情况。
她举例，民法通则规定的具有限制民事责任能力年龄是10岁，在制定民法总则的时候就降低为8岁，降低了2岁，刑法是不是相应地可以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又如屡教不改又实施极端残忍行为的未成年人，我们对他们是不是还要与其他未成年人一视同仁地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符宇航说，希望能够把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2岁，“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愿，更是众多家长反映的意见，因为看到太多这类案件，大家都感到焦虑不安。”他建议，对于情节特别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可按成人的法律来执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汪鸿雁提出，现在未成年人极端个案有一种呼声，比如降低法律责任年龄，加重对未成年人处罚等，有一定道理，但是一定要看到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主观恶性远远小于成年人。她介绍，如果不看个案而看统计数据的话，80%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激情犯罪，没有预谋。再有，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的最大特点，改好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成年人。所以，“宁愿建学校，不要建监狱，关几十年不如改造。”
建议加大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琳说，现实中有的未成年人未满14岁，但是犯罪的时候表现出了极大的恶性，比如有的人在实施行为的时候就明说自己不满14岁，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进而表现得非常猖狂；也有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时候手段极端残忍，犯罪之后毫无悔意。如果不对这样的未成年人的这种行为作出处罚规定，将导致社会公平正义和正常秩序受到极大的挑战。
对此，谭琳表示担忧，“一方面，不能使受害人得到法律的救济和补偿，甚至会引发受害人的家属打死打伤加害人的极端报复行为。另一方面，也会让一些未成年人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不利于预防犯罪以及犯罪之后的教育和改造。”她建议，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该给予相应的教育和处罚，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同样建议，新的形势下，要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加强惩处，要加大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同时要及早发现有不良行为、特别是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及早采取措施，加强教育、矫治和约束。同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一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入刑的年龄、恶性犯罪的刑罚。
建议赋予老师教育惩戒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说，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目前存在着对未成年人保护不足和保护过度并存的现象。保护不足就包括校园的欺凌现象、幼儿园保护不周、对弱势未成年人保护不足。但是保护过度的现象也有，即便未成年人杀了人也无事，最近大连的案件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
郑功成建议，要适当强化家庭责任，更加明确父母及监护人的责任，并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加以约束。同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应该赋予学校应有的管教权力。“如果老师都不敢批评（学生），是不利于教育的。”郑功成说。
全国人大代表陈凤珍同样建议，法律上应赋予学校、老师管理学生的惩罚权力，给老师一定的教育惩戒权。她还建议，为了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应该给未成年施害者从严惩罚。“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让其他孩子少犯错误。我们预防，光是教育，没有大力度的惩罚，未成年人就会明知故犯。”
建议明确未成年人的义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高友东说，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以来，为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一定作用。作为社会法，“两法”体现着国家和社会法治的文明程度。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的恶性事件频发，大家都希望通过修订这两部法律强化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这种呼声越来越高。
“在我们调研中，不少专家和群众反映，不能让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为保护人渣的法，这话听起来比较难听，但是确实是反映了群众的心声。”高友东说。他指出，未成年人保护法是站在成年人、社会的责任这一角度进行设计的，强调的是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对未成年人来说，该法的意义主要在于明确了未成年人享有的基本权利，然而对未成年人应该承担的义务只字未提，建议法律修订时对未成年人的义务进行必要的明确。（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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