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的命运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揭开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历史之谜
成王朱让栩只能写对子书这类启蒙读物来施展自己的才华
明代文人方孝孺受到献王朱椿礼遇
《明宣宗行乐图》记载了明朝王公贵族的享乐生活
李思成胡开全
蜀王秘史
明代成都，恢弘壮丽的蜀王府是这座城市最具仪式感的城市地标。成都人俗称的“皇城”并非只是高高在上的建筑，蜀王们在这座宫殿之中的所思所想，也并非只是贪图享乐，而是希望藩封一地，造福一方：“勤政孜孜有所思，东方向曙早朝时。奸邪误国当除却，贤俊匡时可荐之。海内只期兴教化，民间须得乐雍熙。唐虞稷契商伊尹，一念惟公岂有私。”（明·朱申凿《惠园睿制集》）然而，这处锦城佳丽与它的主人一道，在明亡之时毁于战火，只留下令人扼腕的传说。
末代蜀王全族覆灭
1644年，明王朝已如风中残烛，飘摇不定。李自成一路风卷残云进抵北京城。与此同时，张献忠进攻湖广、四川。八月初五，张献忠的兵马从简阳、资阳方向包围了成都城。初九夜，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倾盆而下，成都城头的守卫们几乎无法站立身体。而在十余年的杀伐、追击、撤退、躲藏中，张献忠训练出了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他嗅到了猎物的血腥气，果断率军发动进攻，“守陴者皆散，贼遂入城”（清·陈鹤《明纪》）。
王府中惴惴不安的蜀王朱至澍，想起数月前从汉中避难而来的瑞王朱常浩的遭遇：张献忠攻破重庆，这位宗亲一家被杀害，还戮尸羞辱。朱至澍叫人召集宫中妃嫔，来到宫中八角井旁，他缓慢而坚决地跳了下去，不给张献忠羞辱自己的机会。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六百年前成都被赵匡胤军队攻破时的场景。后蜀皇后花蕊夫人留下了著名诗句：“大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余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真正斥责的是后蜀最高统治者孟昶的无能。明朝末代蜀王朱至澍的表现虽比孟昶有骨气，却并非无可指摘。
这位末代蜀王在成都被攻破前有些什么表现呢？据记载，六月，四川巡按刘之渤等人来到王府，众官员哭倒在地，苦苦哀求朱至澍拿出家财，招募士兵，加强成都防御。但朱至澍犹犹豫豫，最终“以祖制为辞”，不肯出钱募兵。直到张献忠逼近成都，朱至澎心知大难临头，“方出财招募”。然而此时人心思变，无人应募入伍，“三日人无应之者，而贼从资、简至矣”（明·彭遵泗：《蜀碧》）。朱至澍毫无担当、优柔寡断的表现，彻底葬送了守卫成都的一丝希望，也葬送了自己和一族之人生存的希望。明代史学家谈迁《国榷》评论道：“诸王并生长天室，愚不习事，国运告移，阖宫待尽而已。”清代四川著名文人李调元有《御沟怨》一诗，叹息蜀王的命运：“纷纷宫女出王宫，鼠窜不复分雌雄。蜀王已缢端和殿，贵妃从死色不变。”明明大祸临头，何以蜀王鼠目寸光，最后落到“率宫眷投于井”的悲惨命运呢？
藩王制度流弊
事实上，朱至澎绝非是心疼家财，就在天启年间平定波及四川、贵州等地的土司叛乱“奢安之乱”时，蜀藩还出钱捐助军饷近五万两，获得了时任四川布政使朱燮元的上疏褒奖。面对张献忠时，明朝已油尽灯枯，四川几乎没有正式的官府军队。朱至澎真正担心的是，与单纯捐助军饷不同，自己出钱招募兵马很可能招致图谋不轨的罪名。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明代藩王制度演变的弊端，而不能归罪朱至澍一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制定了“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的政策。封在成都的蜀王，在军事、文教和贸易等方面各有建树，承担起巩固西南，执行皇帝意志的重要任务。明代重臣丘濬曾代皇帝作诗称赞第一代蜀献王朱椿的功绩：“藩屏皇朝殿一方，英名千古永流芳。尚贤好古耽经史，记取吾家蜀献王。”
藩王职责的改变与转型，与明代两件大事密切相关：其一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藩王身份夺取皇位。此后朱棣格外提防其他藩王，各地藩王的职权逐渐被剥夺，成了不问政事、没有兵权，只会享受的王公贵族。其二是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及其被镇压。此后，明王朝对藩王的管理执行更为严格。而藩王们感到战战兢兢，愈发消极逃避政治，“生长天室，愚不习事”。
到明末，藩王们既未受过治国理政的培养，也没有匡扶社稷的雄心。当天下大乱，面对复杂局面，他们既不敢越雷池一步，开展有助于时局的活动，也无正确决断的能力，无法调动资源作出贡献。这不仅是藩王们的责任，更是明代藩王制度发展背离初衷，又无法找到更合理的解决办法造成的后果。清代四川学者刘景伯《蜀龟鉴》评价说：“蜀自献王椿以下四世七王，皆好学能文，谨守礼法。自康王至于至澍，亦四世无闻德焉。”最后四代蜀王的德行声望无法与先辈相比，无疑与受到限制过多，只能沉溺于声色犬马有关，并不能完全归结于个人素质。蜀王朱至澍的命运，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制度设计的悲剧。
独树一帜 蜀王为何受爱戴
明代藩王大多风评较差，但蜀王群体无论在士大夫还是在百姓心目中，都有良好的声望，所谓“蜀世有共德，王号贤王”（明·彭遵泗《蜀碧》），如此独树一帜，十分难得。直到清代，诗人文士对蜀王及其象征的明王朝的怀念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如葛峻起的《过明蜀王故宫》：“宫墙遗址郁嵯峨，回首风烟感逝波。建制依然同象魏，分茅从此割山河。参差碧瓦留残照，寂寞荒榛带女萝。帝子只今何处在？轩车惆怅一经过。”在朝廷重重束缚之下，在危急关头表现不佳，为何只有蜀藩能够赢得“贤王”的称号，赢得四川乃至全国士大夫和百姓的爱戴？笔者认为这与蜀藩大力发展文教的家法和蜀藩在四川构成的特殊经济结构直接相关。
从献王朱椿开始，便制定了“以礼乐治西川”的政策，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四川文化水平。他延请当世名家大儒讲学，与名士方孝孺多有诗文唱和。方孝孺陪朱椿登嵩山，有《人日从蜀王登万岁山》：“鳌首高临紫极开，五云长日拥蓬莱。嵩呼曾献君王寿，人日今从帝子来。宝仗鸣鞭金腰袅，石床御坐锦莓苔。才华愧匪朝阳凤，飞盖华隆喜共陪。”朱椿也对方孝孺有很高的期许，赐诗《赐汉中教授》：“伊昔开东阁，相看眼独青。文章奏金石，衿佩覩仪形。应喜游二辅，焉能困一经。前星垂炳耀，染翰侍彤庭。”这证明蜀藩与士大夫有良好的互动。
朱椿不仅敬重名士，还厚待一般读书人。他视察蜀中官学，看到教师们贫寒不堪，下令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钱来，凡是在官学（包括县学、府学）任教的儒生，都可以每月得到一石禄米：“诸博士清贫，为分禄饩之，月一石，遂着为令”（明·焦竑《国朝献征录》）。这项措施后来成为蜀王府的家规家法，代代相传，为蜀王群体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王富国弱 双赢背后的历史悲剧
另一个原因，与明代四川特殊的经济现象有关。据《大明一统志》载，明初四川户数127380户，承担粮额848000石，尚不及苏州一府的三分之一。随后四川经济发展、人口恢复，据《万历会计录》记载，官方统计四川人口为3102073人，共262694户。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明末四川承担的粮额反而下降为603000石，户数只有138050户。四川承担赋税与其人口之间的反差，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明代蜀藩“素称富而贤”（明·王樵《方麓集》），蜀王的富裕与四川赋税较低之间有何联系呢？明代王庄盛行，王庄是国家赐给藩王的土地，由百姓耕种，向藩王交租，而不再承担国家赋税。这是明朝限制藩王权力后，做出的安抚。但这一制度的漏洞在于，百姓可以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藩王，以较少的租子获准继续耕种，却规避了国家赋税，这称为“投充”。据记载，蜀王朱至澎有王庄三百余处，“王膳日供一庄，以故富而无与此”（嘉庆《双流县志》）。今天崇州还发现石碑，记载了蜀藩四处设立王庄收税点的情况。
四川在饱经宋末、元末的战乱后，大量土地需要重新开垦，国家登记的田地只是少量。而重新开垦的田土，只要“投充”给蜀王，就不再进入国家赋税体系。这便是明代四川人口增加、田土开垦，反而赋税下降，蜀藩“富而无比”的奥秘。这一制度之下，蜀王与四川百姓形成双赢，蜀藩获得了大量佃租，百姓则少交了赋税，自然对蜀藩交口称赞，“贤王”的称号正是建立在实际的利益之上。明代陆釴《病逸漫记》感叹：“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然而国家财政却因此受到损失，最后无力应对不断的战乱与灾祸，遭到覆灭。不合理的藩王制度，使得藩王不但不能为国家发挥作用，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包袱。而蜀藩积攒的巨大财富，最终拱手让给张献忠，在张献忠战败后成了“江口沉银”。
张献忠一把火烧了蜀王宫。蜀王室与蜀王府一道灰飞烟灭，成为后世哀悼的对象。诗人们经过蜀王府残址，留下令人神伤的诗句：“边徼锡封怜少子，蜀王台殿独崔嵬。谁从辇路鸣鞭过，犹记宣门拜刺来。眢井寒泉沈凤羽，天阶白日走龙媒。短墙桃李家家发，画角声中杜宇哀。陆海尘飞井络昏，锦城茅屋半江村。遗宫日落牛羊过，野市人稀虎豹蹲。桤树冥冥香径远，海棠馥馥翠云繁。摩诃但有支机石，尚共铜驼卧草根。”（彭遵泗《蜀碧》）在历史大潮下，由于制度设计的失误、既得利益群体的惯性，明王朝的命运绝非是几个贤明的藩王所能改变。他们的存在，反而客观加速了这一过程。于是，国家的命运、蜀王的命运、四川百姓的命运，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共同上演了一幕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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