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来了一群年轻人
年轻女考古队员调查夹江千佛崖。 
省考古院九寨沟工地上的队员们霸气合影。 
易立（左一）在工作现场。 
考古队员野外调查时“飞檐走壁”，左二为陈卫东。 
整理仁寿牛角寨石窟调查绘图。 
江口沉银考古发掘现场领队刘志岩。
他们让江口沉银的民间传说变成现实
他们让成都城市的面貌更加清晰……
“锄头”在手，年轻的他们追寻着历史的真相——
四川博物院，“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出如火如荼。10月27日，当数百位观众慕名而来，打算听江口发掘领队刘志岩的考古讲座。他们惊讶发现，站在讲台上的居然是一位文弱的小伙子，“这么年轻！”现场不少人小声惊叹。
和人们想象中的“书呆子”形象不同，在四川考古界，如今活跃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文能啃大部头的专业书籍，武能在野外发掘脸不红心不跳。他们，让“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变成现实，让巴文化的面貌渐渐清晰，让成都城市以及四川的历史与公众越来越近……
□本报记者吴晓铃
壹
发掘江口沉银
他没睡过囫囵觉
当“江口沉银”的传说变成现实，这项考古发掘当之无愧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在评奖现场，37岁的刘志岩，是所有获奖者中最年轻的那一批。
在负责江口沉银项目以前，刘志岩就已经是最受关注的四川考古队员。他开了微博普及考古知识，“粉丝”数量超过100万。2015年底，江口沉银的考古工作交到了他的手上。在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院长的高大伦看来，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志岩，是院里最适合的江口发掘人选，因为厦门大学一直有做水下考古的传统。
2015年冬天，刘志岩第一次前往彭山江口古镇考察。极目远眺，滚滚江水奔流而过。彼时，眉山警方刚好破了江口沉银的盗掘大案，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等一批珍贵文物被成功追缴。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及文物专家，也证实了文物的真实性，并一致认为江口应当就是当年张献忠的沉银之地。“然而岷江那么深那么宽，沉银究竟在哪里？如果启动考古发掘没挖到东西，岂不是连盗掘人都不如！”刘志岩感到“压力山大”。
江口沉银遗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第一次发掘点究竟确定在哪里？刘志岩的团队开始扎实地准备工作：找周边百姓调查在哪里发现过出水文物；让盗掘的犯罪分子现场指认文物出水点；高科技的物探工作也利用起来。综合材料显示，有四五处地点都疑似沉银集中处，究竟挖哪里，需要刘志岩拍板。那一阵，同事眼里的刘志岩颇有些神叨，“经常看他吃饭吃一半，放下碗就走了！”
刘志岩最终敲定了首次发掘的地点。此次水下考古也在国内专家们的建议下，采用了围堰排水的方式，一切看似相当顺利。只有刘志岩自己知道发掘开始后的一个多月，每天都睡不好觉。直到一个月后，3米多深的河道中终于发现一枚50两的银锭，刘志岩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终于变成现实，刘志岩的考古人生，也因此改变，“未来的研究方向肯定主要围绕这个进行了。江口遗址的边界和范围还需要继续摸清，这里究竟有没有沉船？张献忠经此一役究竟怎样改变了历史？都需要我们继续大量的考古工作。”
贰
扎根川东考古发掘
这个外乡人一生追寻巴文化
在刚刚于成都落幕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渠县城坝遗址项目获得“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省考古院考古所副所长陈卫东。2011年，他担任这一职务时只有32岁，创下该院最年轻副所长的纪录。
200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陕西人陈卫东进入省考古院，被安排到川东地区的宣汉罗家坝遗址工作。省考古院有一个优良传统，要求年轻人每年必须写两万字的读书笔记。陈卫东根据自己的考古实践，结合读书心得，在2006年写了一篇《长江上游地区巴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表达了自己对巴文化的一些思考。这篇文章让高大伦看到年轻人身上可贵的钻研精神。他一边把论文推荐发表，一边建议陈卫东把工作重心放在巴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上。
陈卫东也觉得巴文化是一个值得穷其一生去追寻的课题。古代四川，巴蜀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如今伴随三星堆、金沙等的发掘，古蜀时期的文化序列已初步建立，而巴文化的相关工作还有待考古才能最终确定。从那时起，陈卫东几乎跑遍了川东所有重要的巴文化遗址，发掘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
最让他难忘的是渠县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文献记载，这里在战国时是賨（cóng）人的国都，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在今达州境内设宕渠城。如果在城坝遗址发现相关遗存，就能建立起巴文化战国至汉的文化序列。2014年，城坝遗址进入国家文物局五年考古发掘规划。4年后的2018年初，考古人员在清理城坝遗址出土文物瓦当时，才发现泥土之下居然出现了“宕渠”二字，两千年前的宕渠城终于揭开面纱。从陈卫东当年发表第一篇巴文化的论文算起，时间已然过了12年。
这12年，陈卫东和他的同事们就呆在最偏远的农村。他们长期租住在当地农民家中，一年在工地上的时间长达8个月。城坝遗址三面环水，离开村庄必须坐船。因此，考古队员们除了赶场天去街上买菜以外，很少出去。他们和村里的农人一样“日出而作”，吃了早饭就上工地。不过在农人们“日落而息”时，他们还得抓紧时间看专业书或整理考古材料。
陈卫东倒很享受这种状态。“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到城坝是賨人国都的证据。”他兴致勃勃地说，“你觉得川东人的脾气普遍火爆是吧？他们的性格为何和大多数地区的人不一样呢？是否和长期生活的环境有关？是否和史料记载的賨人爱打仗有传承？如果我们能找到兵器等遗存，或者记录賨人喜战的文字材料，就能解答川东人为何成为这样的人的终极疑问。”
叁
挖出成都千年深厚底蕴
石犀宝宝出自他的“锄头”之下
相比对人类命运的追寻，城市考古似乎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从2012年开始负责成都城市考古，今年35岁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易立，一把“锄头”已经挖出成都博物馆的网红文物秦汉石犀、唐时中央公园摩诃池、疑似三国蜀汉皇宫的基址、明蜀王府豪华的后花园等遗存。
来自重庆江津的易立没有川东人的暴脾气，对工作火辣辣的热情却保留了下来。2007年，易立从吉林大学考古系研究生毕业，进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12年，四川大剧院展开考古发掘。人手紧缺，才工作5年的易立成为考古现场领队。
最初的几分错愕、忐忑，很快变成遇到挑战时的兴奋。“成都两千多年来城址未变，我们一直相信这片城市中心地带肯定会有重要发现。”这种执着的信念，让易立几乎每天呆在工地。而为留出充足发掘时间，他还把现场转运浮土的工作全部安排在晚上通宵进行。为避免工人破坏文化层，他和考古人员轮流值夜班紧盯。
惊喜紧随而至。他们首先发现了明代蜀王府的宫墙遗址；此后是唐宋时期保存的文化堆积。最惊喜的成果出现在三国时期的地层。期待中的那尊巨大石犀，果然静静埋于泥土之中。这次发现，让易立很是兴奋了几天。“因为在扬雄的《蜀王本纪》以及《华阳国志·蜀志》等史书中，曾提到李冰治水时，曾造石犀5枚。这尊石犀，极可能就是当时留于城中，在三国末期被推倒的。”
6年来，随着一个个考古工程的推进，成都历史上的地形地貌，在一把“锄头”下徐徐展开。2013年，成都东华门遗址在成都体育中心被发现，如今这里已被规划为遗址公园；2014年，在成都正科甲巷原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工地，发现了唐宋街坊遗址，见证了唐代城市建设的发达；2017年，唐朝时期的“北二环”，也在成都鼓楼北一街被发现。这些项目，都由易立担任现场负责人。
长期野外考古，易立被晒得黢黑。前几年，易立考上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博士。城市考古工作和学业的繁重，让他极少有业余时间，“不过我从来没有厌倦过考古的工作！”易立说话很“耿直”，“成都，从秦国张仪筑大城开始，城市中心就未曾变过。在唐宋时期，成都拥有‘扬一益二’美誉。城市考古的价值，便在于在史料之外，以考古实证更准确地了解成都历史上的城市格局，这是非常有趣的探索过程。”易立说，“成都深厚的历史底蕴，应该有一些更久远、更鲜活、更恢宏的遗存作为载体，让公众真实地‘触摸’千年历史。我们的工作，恰恰能够为成都留下这些珍贵的城市记忆。”
记者手记
有“十八般武艺”的“学霸”
四川考古界的这群年轻人，学霸众多。省考古院有博士5人，硕士24人，郭明博士后今年也只有40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博士和硕士也分别达10人和37人。虽说学历高，但他们可不是“书呆子”，K歌、打球样样行，风餐露宿、洽谈合同都不含糊。年轻的考古队员前一天还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讲台上侃侃而谈新发现，第二天回到工地上，就自然地和农民朋友一起“亚洲蹲”。年轻的女考古队员闲时对镜贴花黄，相互分享防晒秘诀；野外作业立刻像男队员一样攀悬崖绝壁、风餐露宿，在墓地或实验室面对骨骸也面不改色……
当下，四川正在推动历史文物保护传承。无论是三星堆、金沙等大遗址的保护展示，还是四川石刻石窟、南方丝绸之路等的保护利用，以及古蜀文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都离不开考古的基础工作。这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有情怀、有梦想，也必将成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
本文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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