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遗址对岸发现汉代古城 四川汉晋古城遗址增至七座

彭山江口镇，与张献忠沉银遗址隔江相望的田野里，横亘着一道土梁，2017年12月，考古人员揭开土梁表皮的植物，发现这是一道保存完好的夯土城墙，最高处达4.5米。这座长达2000米的城墙，包围起了一个面积约23万平方米的三角形的汉代古城遗址——武阳古城。

武阳古城遗址在江口被发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刘志岩介绍，在武阳古城遗址，考古人员在城址东侧与北侧均发现有壕沟，壕沟的宽度为30米-50米，深度为1.5米-4米。同时，还发现了与城址相关的城门和道路等设施。此外，在城址周边发现有墓地和窑址，其中墓葬44座，窑址11座。根据文献记载及地望，研究人员推测这座城址应为武阳城。

武阳城始建于秦，传说中蜀国被秦灭以后，蜀王败逃，死于此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武阳为最早置县的地区之一。武阳城在西汉时期为县城，东汉中期至南齐时期为犍为郡郡治所在地。武阳古城位于岷江下游咽喉地带，是成都南边的门户，为四川盆地内目前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汉晋城址之一。

广汉郡在梓潼潼江岸边

广汉郡是古四川最早的三郡之一。在秦国时期，四川设有巴郡和蜀郡；汉高祖六年，在四川新增设第三郡广汉郡，郡址就是现在的梓潼县潼江岸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绵阳市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绵阳梓潼县西坝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认为，西坝遗址应为西汉时期广汉郡郡治遗址所在。考古发掘出的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长约1000米，分布面积200多万平方米，其中遗址的主体堆积为西汉早中期；北城墙现残存约200米，露出地表约1.5米。本次发掘的陶窑作坊区位于西坝遗址的东北部，紧挨着墓葬区。陶窑作坊区内发现的大量生活用具和建筑构件的成品和半成品，等级较大、规模较大，应为当时广汉郡官府烧制器物的作坊区。

阳泉古城或曾为绵竹县城

“绵竹城”是成都平原北边的门户。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认为，位于黄许镇的绵竹城遗址，并没有发现三国以后的遗存，可能蜀汉末期诸葛瞻与邓艾的一场大战，使得位于黄许的绵竹城化为废墟，而《晋书》中却又反复提到绵竹，因此，《晋书》中记载的“绵竹”并非是汉代的绵竹县城，而是另一个名为“绵竹”的新县城，很可能此处就在阳泉古城。

2017年10～12月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位于绵竹的金土村遗址进行了调查，认为此处很可能就是文献中阳泉古城的旧址。

城坝遗址是秦汉“宕渠”城

2017年2至7月，配合大遗址考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渠县城坝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年度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1200平方米，发掘区可分为水井区、墓葬区、居址区及城墙区。在城墙内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代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件“宕渠”文字瓦当，是城坝遗址作为秦汉“宕渠”城最为直接的文字证据。

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宕渠城”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巴国重要民族——“賨人”有关的城址。他们曾占据成都十年，其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据文献记载，在成汉时期，宕渠城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

4座古城址扩充了四川汉晋城址群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卫东介绍，汉晋时期是中华帝国第一次竭力扩张的主要时期，也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主要时期，从物质文化来看，各地域文化逐渐退场，汉文化竭力扩张。而城址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无疑是历史的主要见证者。但长期以来，因战争、生产、生活等原因，汉晋时期的城址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在2014年以前，四川经过考古确认的汉晋古城遗址只有3座：广汉雒城、荥经严道古城、绵竹城。在2014年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中，新发现了4座汉晋城址：宕渠城、武阳城、广汉城、疑似阳泉城。这7座城址极大地扩充了四川汉晋城址群，完整展现了汉晋时期帝国的扩张和对成都周边地区的开发，对全面理解多元一体中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晚报记者 汪兰 （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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