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川孕育“新”川剧
何谓川剧？川剧者，汇流百川、自成一体的戏曲艺术，它是弦歌不辍、历久弥新的“文明之塔”，是熏染民众精神的“智识之源”，是熔铸物华天宝的“艺术之炉”，是保存文化、传承文化和创造文化的“薪传之火”……如果说从中国戏曲的发扬光大、生生不息可以析见国家的文明与教化、国民的优雅与礼仪及“国戏”的精深与博大，那么从川剧艺术的源远流长，根植民间既可以见微知著、管窥天下，亦能够烛照四川、洞察本末。本版推出《川剧演出史》系列文章，以飨读者。——编者按
社会富裕滋养戏曲艺术
四川，既是山川地理和疆域行政的概念，同时也是具有族群标识、文明记忆的概念，始终处于“变”与“化”的进程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新”与“旧”的更替。从宏观来看：自然界的沧海桑田以及四川社会的改造自然，这是四川的山川地理之变；从秦代的郡县（巴蜀等郡）到清代的行省藩部（川省和川边），这是四川的疆域行政之变；从古代的巴人、蜀人到清代多民族、多省籍的聚居，这是四川的族群之变；从汉代的“文翁兴学”到近代的“蜀学”勃兴，这是四川的人文之变。相对于历代前朝、过去了的“旧”四川而言，我们将清代时期的四川，定名为历史上的又一个“新”四川——这是一个以新移民、新王朝、新时代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社会形态。
川剧，并非四川“固有的”戏曲。有清一代，四川对于中国的南腔北调、戏曲的花部雅部，既有全面的吸纳，又有“移步换形”，既能够大致保持它们各自的原形，又能够进行本剧化的调和。那些外来的与本土的戏曲艺术，在四川的本剧化过程，就是在“新”四川背景下相互适应、相互调和的进化和转化进程，用以消解它们原乡和本土的自为一体、自为风气的种种隔阂，诸如化解外来与本土之间的隔阂，消解不同声腔、语言的不相融合，在化解隔阂和共同进化的过程中，达成相互之间的共生和认同，适应并创造出新四川社会、新四川经济、新四川文化下的戏曲艺术——四川戏（川剧）。
所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本书将川剧发生的时间窗口，设定在清朝嘉庆年间——以1800年前后为分界线。这个时间分期对于川剧发生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经历康、雍、乾三代的“百年承平”，四川得以全面复兴，人口、经济、文教开始进入峰值状态，也就有了相对富足的民力、物力和活力来滋养戏业、戏风和戏艺的发展；第二，来自中原、荆楚、江南、秦陇的花部雅部，先后在四川落地，依据各自原乡或本土的体制和模式，在地呈现，自主发展，具备综合化转换的基础和条件；第三，自外省而来的客籍民众，经过数十、近百年的落地，经过三四代人的生根，已经将原乡看作他乡，将四川作为故乡，具有同为“四川人”的共同体认。通过以上诸方面，四川省戏场、戏业、戏俗、戏艺的神韵、气度和风格日益四川化，四川人对四川戏的体认也日益强化。
戏楼随宫庙兴盛
若以清代嘉庆初年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定位，此一时间距离明末清初的“蜀难”已过去了百年，四川得到休养生息、元气复生，在此后的又一个百年时间内，虽然偶有边地战乱和内地民变，但总体上呈现出社会升平、民生安定的征象。与清代初期相比，四川戏场呈现出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汉族社会地区（府、州、县）的戏场，走向极盛，呈现规模化、集群化、全民化的特征；二，边区及民族地区（直隶厅、州以及土司部落），由于汉族进驻以及汉文化的熏陶，分布有搬演川戏的汉式戏场；三，与四川毗邻的黔、陕、滇、鄂的戏场，因山水相通、风气相同，也有一些同质化的川戏活动；四，四川人在客省建立起的会馆戏场，沟通和传递着四川的戏曲文化。
清袭明制，在内地（本部）设置行省。四川为“内地十八省”之一，设省、府、县三级行政区划，清末统计，四川有府级（府、直隶厅、直隶州）城市29个，县级（县、散厅、散州）城市145个，减去府县同城的附郭县，全省共有县级以上城市161个。以府、州、县为建制者，以汉族为主体，即汉族社会地区。
清代中期，四川已建的神庙及其戏楼，有的因年逾日久、风雨飘摇而楹柱蠹朽、墙垣倾圮，有的因兵火劫毁而建筑成灰，如嘉庆年间“教匪之乱”（白莲教起义），咸丰年间的“发逆之乱”（太平天国起义），就摧毁了四川部分地区的宫观祠庙。由于地方社会的前倡后继，得以续修、重建或新建。存留后世的典祀祠庙，多为清代中后期重建或改建，戏楼则以同治、光绪年间建造者为多。
四川各地的宫观神庙，有历任官员的大力倡导，士民的急公好义，“款悬祠废”者得到重建，“有庙无台”者得以完备。丹棱县城，旧有万寿宫，由于咸丰“庚申(1860年)之变”，宫庙焚为焦土，又因地方瘠苦，募资艰难，楚籍耆老乡绅提议停止演戏，“以官谕绅，以绅导首（注：会首），以首节戏，以戏省钱，即以钱建庙”，停戏二十载，终告建成，“舞台高矗，惟其朴也；廊廨整阔，惟其质也”。由同籍或同业公建的祠庙，均由省籍客长、庙会会首等，招集本籍、本业共同兴建，道光十六年（1837年）成都的金华寺，为了新建乐楼，由会首发起“暂停演戏，以成盛举”，五载乃成。
基于对神灵的共同崇拜以及各方民众的长期融合，逐渐消除了以往界限分明的地缘、业缘、血缘，达州北山场有湖广会馆，由楚民创建于乾隆年间，“时人动谓禹王宫为湖楚人家庙，严分界域”，他籍则不过问。光绪年间，宫庙乐楼倾圮，结果不分主客，不论省籍，全体民众共同集资：“一时来川之迟与早者，皆倾囊相助。鸠工厄材，建台铺石，华饰正殿及两廊，不半载而告成”。
凡是修建有戏楼者，置买田业、房屋等，以租谷等作为演戏之资。
宫庙，或称坛庙，特指清代民间通称的“九宫十八庙”，乃是以社群认同为标志的公共活动场所，其中包括同业（行帮）所共建者。祭祀百业或百工之神的宫庙，通常建有戏楼。“九宫十八庙”是一个民间俗称，并非泛指本地所有宫庙，而是指特定范围（如城垣以内、场镇之内）的宫庙数量，既可能是一个实数，也可能只是一个虚数，用九宫十八庙来表示数量众多且类型完备。有的地方，虽然仅有三宫八庙，也号称九宫十八庙；有的地方，宫庙总数超过了九宫十八庙，则选择规模宏大、建筑精良者，列入九宫十八庙。
凡列入九宫十八庙者，多是本地的大庙、大寺，多建有专门的戏楼、戏台，作为地方酬神演戏之用。
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九宫十八庙往往是因地而异、因时而易，名称和数量并不确定，类型和界限也不严格。以下四个类别者，均可列入宫、庙：移民会馆、行帮神庙、佛道寺观、祀典神庙。往往依据神庙的后缀名词，确定其九宫或十八庙的归属，如川主庙，又名惠民宫，有的列入九宫之内，有的则列于十八庙中；又如仓圣宫，又称仓颉庙；桓侯宫，又称桓侯庙，它们的“宫”“庙”归属，也就因名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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