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边城 ——龚静染《昨日的边城》札记
向以鲜（四川）
自古蜀地多巫祝之气，饶仙道之风。在此古老文脉洗涤之下，蜀人好幻想、长冥思的浪漫诗学传统源远流长。故蜀国出大诗人，出天文学家，出梦想家，出美食家，均与此息息相关。民国时代的学者谢无量甚至从哲学宗教（儒释道）、文学艺术诸方面，力证其“蜀有学先于中国”的略显自恋的蜀学论断。
蜀地何其广袤，蜀学何其渊深。在梦幻的外衣下面，还包裹着一颗经世致用、谨小慎微的心。表现在文学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即是，近年来蜀地出现了一批饱含深沉之思，浸透着学养与汗水的非虚构作品。仅就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其中的佼佼者当数阿来的《瞻对》、蒋蓝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和龚静染新近推出的《昨日的边城》。上述三书各领风骚各擅所长，为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贡献了难得的范本。蒋蓝浓墨重彩为一个“二流历史人物”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立传，从蛛丝马迹中寻觅历史的血腥烟云；阿来的《瞻对》，则是史笔诗心，为一个处于汉藏交汇之地的铁疙瘩康巴部落写下波澜壮阔的传奇；而龚静染《昨日的边城》，试图打通一座汉彝杂居的小凉山边城的历史脉络。
龚静染是一个清醒的写作者，对于非虚构写作，他在本书中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也是对虚假表述的遗弃，当然它对写作者的要求更高，最少需要完成两个最基本的工作——对历史事实的追寻和客观真实的叙述。”作者认为《昨日的边城》不是一本掌故式、民间传说式，或者文学创作式的书，也非学术专著。那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龚静染甚为谦逊地说，本书呈现出“一种非虚构的特征”。
当下谈论非虚构写作者甚多，言人人殊。我个人认为，非虚构写作并无一定范式，但是有两条线索或路径，却是非虚构写作者绕不过去的。也可以说，它们是非虚构写作者手中的两大利器：一是田野考察，二是文献整理和征引。离开了这两者，非虚构写作很难成立。这让我想起王国维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流沙坠简》时就曾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所谓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之考古成果与地上之历史文献相结合相印证，从而得到一个相对真实可信的历史场景的研究方法。陈寅恪进一步发挥了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后来，中国的人类学者黄现璠还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基础之上，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地下文物、地上文献与口述史的有机结合。就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所采用的方法来看，更多的是以田野考察中所获得的大量耳闻目睹的“口述”资料，辅之以文献的印证来达成非虚构写作目的。对于地下文物及考古成果的运用与追溯，相对来说较为专业，因此涉猎较少。
在我看来，《昨日的边城》就是一部典型的非虚构作品，它不仅有着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现场踏勘与走访），而且对史料的遴选和采用也用尽了心思，下了一番苦功夫。这是个苦力活儿，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基石。文献钩沉方面，则是另一种苦功夫，也更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功力。据作者自述，他曾将嘉庆版的《马边厅志略》、光绪版的《雷波厅志》和乾隆版的《屏山县志》进行细致的对比，从而发现这三个互为邻县之地，在彝族家支关系上千丝万缕，在历史上共同经历过的大事件，因撰史者的角度不同，记录也有不少差异。作者发现了隐藏其间的微妙差异，并从这些差异的呈现中，展现了更大的认知空间。不仅在较大的历史叙述中作者力求全景式地呈现，就是在很多细枝末节上，作者也给予了认真的关注。比如，本书提及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把截将”王文揆跑到马边来，“据险立寨，侵耕夷人山坝，名赖因”。“把截将”这个称谓并不常见，什么是“把截将”？作者告诉我们：即在政府军之外的土将，也就是一些民间武装的头领。他们私募家兵，驻扎在夷地，朝廷不给俸禄，但如果能够立功，接受朝廷招安，就可以“迁转及出官”。这在当时确实是个不错的买卖，有一点梁山好汉的故事意味。说穿了，把截将的出现，就是当时的朝廷利用民间力量制衡少数民族势力的一种权宜之计。就我所知，把截将一词，在正史中首见于宋代蜀人眉州丹棱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但最早记录这种军事制度的则是蜀地大诗人苏轼。龚静染引述了苏轼《与李琮书》的记载，李琮时任梓州路转运副使：“（蛮夷）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见利则云合，败则鸟兽散，此本蛮夷之所长，而中原之所无奈何也。今若召募诸夷及四州把截将私兵，使更出迭入，则蛮夷之所长，我反用之。”于此，可见作者在文献方面下的功夫，绝非寻章摘句而已矣。
但是，并不是运用了二重或三重证据法，就可以形成一部非虚构作品。显然不是的，即使是运用上述方法写作的经典著作如王国维的《流沙坠简》，或英国学者拉斐尔·萨缪尔的口述史研究名著《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也不能称之为非虚构作品，它们只是史学著作或人类学著作。这是因为非虚构写作，无论多么忠诚于非虚构，它永远是创造性的写作活动，而非纯学术的客观的研究活动。非虚构写作，是非虚构加上文学写作，而不是非虚构加上学术研究。因此，我所理解的非虚构写作，至少应该包括田野调查、文献梳理和文学创作这三大内核。从这个角度去阅读龚静染的《昨日的边城》，或许才能触及作者的真心和才华。那些充满了灵性的文字，充满了个人情感的文字，充满了人性关怀的文字，在别的史学著述中是看不见的：“这座古镇（荍坝）虽然饱经沧桑，但清、民时期的民居层层叠叠、连绵起伏，保留了古香古色的风貌，在苍翠的山峦中呈现出一道独特的景观。走在小镇上，吊脚楼静静地诉说着悠远时空的美学，光亮的石板路仿佛还倒映着过去的影子，若是小雨迷离之时，整个小镇也有一点前世的惆怅。而一到赶场日，镇上人头攒动，彝族、苗族的绚烂服饰穿插其间，格外引人注目。从附近山上背来的菌子、竹笋、木耳、茶叶等山货一路摆开，新鲜而价廉。当然，在人群中还有那朴素而美丽的小阿依，她们的眼睛比山涧溪水还要清澈，仿佛藏着一个隐秘而古老的世界，这可能就是我们对这个边地小镇流连忘返的原因。”这样一幅古风扑面而来的风俗画，我们只能在非虚构写作中见到。
这本书的名字颇为耐人寻味：昨日的边城。
按照通常的理解，边城即边疆之城或边远之城。那么，什么是边疆或边远呢？事实上，这个疑问也存在于作者的头脑中：由于诸侯的征战、王朝的更迭，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是非常频繁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中国边疆学会宣言》指出：“边疆者，一国领土之外缘地带，在地理上与内地异其部位，而在国家主权及政治制度上皆与内地合为一体。”中国由于幅员辽阔，边疆与内地之分野则在于：“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事实上，如果这就是边内之分，那么，边疆与内地的概念，是可以随时移世易而不断转换的：昨天是边疆边城，今天或明天就可能是内地了。龚静染显然是认可这个推断的，并且从马边的历史变迁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万历十七年之前的边城马边，在万历十七年以后，就具有了内地的色彩。美国历史学者丹尼斯·塞诺曾认为：“在空间上能够给中央欧亚所作的定义是否定性的。它是旧大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位于伟大的定居文明的边界之外。这个定义暗示，这个边疆是不稳定的。”的确，边疆的定义是不稳定的，甚至是相对的。另一位边疆史研究巨匠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提出内陆亚洲与中原的二元互竞理论，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帮助我们理解龚静染提出的问题：马边如何从边疆变为内地？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我者与他者》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历史，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对于中原或内地的“我者”而言，边疆或边城就是“他者”。但是，我者与他者也在不断变化与融合之中，我中有他，他中有我。马边的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昨日的边城马边，它的边远或边界随着时间的流逝，交通的发达，文明的进步，正在迅速扩散、变淡甚至消失，变成一座无边的边城，一座可以窥见岁月秘密的无边窗口。或者如龚静染所言：“马边是西南边疆史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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