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三位西南联大教授在成都的遗憾

华西都市报 2020-05-17 02:45 大字

梅贻琦

罗常培

郑天挺

梅贻琦在成都住招待所的账单。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一些重要学校、文教机关、学术团体及科研机构也纷纷内迁。据史料记载,内迁大西南的高等学校共有50多所,其中内迁四川的有40余所,如迁重庆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成都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迁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迁乐山的武汉大学,迁三台的东北大学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经过辗转数地,最终也落户到李庄。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要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设校在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

入蜀日记只有梅贻琦的完整传世

西南联大在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常委的联合主持下,前后存在了八年零十一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教学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已成为近代教育史上一段馨香佳话。

1941年5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先后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入蜀公干。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校务,并到中美庚款董事会接洽公务;走访沙坪坝中央大学、歌乐山中央研究院;又过泸州,转叙永,商洽西南联大分校事宜;再赴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并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三位毕业生的论文。随后转道成都,走访武汉、四川、华西、齐鲁、金陵各大学,顺便查看北大、清华两校的毕业同学在各地的服务状况;最后又回重庆;直到8月23日(梅贻琦、郑天挺)、26日(罗常培)先后飞回昆明。

79年前,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来到巴蜀之地公干,他们是如何出差,又是如何在工作之余游山玩水的?从他们的工作、游历细节,我们也可以窥见消逝的时光。

民国时代,很多人都有记录自己的书写方式,那就是写日记。著名的学人日记如《黄侃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邓之诚日记》等,都因人物重要,时间跨度长,记载较详细,不仅成为“个人的生命史”(顾颉刚语),更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佐证,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位,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次入蜀,三人都有详细的日记。可惜三个人这三个月的日记,今天只有梅贻琦的是完整传世的,而郑天挺与罗常培这三个月的日记,都已付诸一炬,非常可惜。

“蜀道难”但寻找美食并不难

罗常培留下了抗战时期这一段历时三个月的入川学术文化考察之旅,日记整理而成《蜀道难》。

从引用李白的《蜀道难》为序言,罗常培说,这一回饱尝了现代蜀道的艰难:“这次的旅程经过了东川、西川和川中、川南的大部分,行期延长到三个多月。所用的交通工具一共有九种:最进步的是飞机,最原始的是鸡公车,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小汽车、木炭汽车、酒精卡车,轮船、柏木船,黄包车,滑竿等等……”

《蜀道难》之第十三节,拿成都比北平,“到四川后所经过的城市,我最喜欢的是成都,因为它除去城圈子不很见方,街道稍嫌纡曲以外,有好些地方都像我的故乡北平。比如春熙路的繁华像王府井,玉龙街的风雅像琉璃厂,打金街像廊坊头条,少城像后门里头,薛涛井和陶然亭的风格相近,草堂寺和松筠庵的规模仿佛,华西坝一带简直是具体而微的成府或清华园,只有武侯祠的地方色彩特别浓厚,在北平一时还找不出适当的对照来。”

公干之余,他们也走马观花逛市井寻美食。罗常培写得好像自己是老成都一样,“成都在许多好处之外,值得提一下的还有小吃和市招,比如像‘姑姑筵’‘哥哥传’之类,声名已经洋溢四川以外,自然用不着特别介绍了;就是像‘不醉无归小酒家’‘忙休来’‘徐来’之类,先不用问他们的口味是否适口,单凭这几个招牌就够‘吃饱饭,没事干’的骚人墨客流连半天的。甚至于一个卖豆浆的小铺也用‘万里桥东豆乳家’七个字作招牌,未免雅得有点儿让人肉麻了。可惜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米珠薪桂的年头儿,‘姑姑筵’一餐酒席就得四五百元,朋友们既然不敢轻易请客,我们更不敢贸然到这些地方去问津。倒是二十六日中午,佩弦约我们和新从兰州回来的徐绍榖全家到名不雅而物甚美的‘吴抄手’去领略本地风光,我们却非常得到实惠。不过一碗山大菰面索价三元二角,物虽美,价未免欠廉了。此外,还有很著名的‘黄胖鸭’和‘赖汤圆’,可惜没抽出功夫去领略一下。”

到成都不可能不去逛杜甫草堂。1941年5月27日上午,罗常培从武侯祠出来,又驱车到新西门外余家桥去凭吊浣花溪水水西头的草堂寺。“这个地方门禁得很森严,子杰掏出一张教育厅长的官衔片子来,守门的才把我们放进去,草堂三楹,中间供着杜工部,左右分祀黄山谷和陆放翁;堂后有杜像刻石三,黄陆像刻石各一,我对着这千古诗圣的故宅虽然有无限的‘思古之幽情’,可是,要追慕当年‘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的遗风余韵,简直一点儿都领略不到了。”

报账单像一幅鲜活的画卷

《蜀道难》1944年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4月上海再版。2008年,《蜀道难》被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文集》第十卷。200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旅行散记文丛”,也出版有这册《蜀道难》。

2020年5月,中华书局对《蜀道难》再次整理出版单行本。负责该书整理和文本校订的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说,“《蜀道难》共分十七节,除首末两节外,中间十五节与梅贻琦日记、郑天挺账单可彼此呼应。兹将相关内容附于每一节之后,互相对读,真可谓有身临其境者也。”

冰心曾为该书初版作序:“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兴一点不减。他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路见不平,他愤激而不颓丧;遇见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赏流连,乐而忘返。……我以为将来若有人要知道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籍。”她还认为,“这篇游记,显然不是一个回忆,一个心影,而是从他精密详细的日记里扩充引申出来的,读之不厌其长,惟恐其尽!”

俞国林几年前开始整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罗常培《蜀道难》收为附录,作为参考。最近,郑天挺家人在整理文件资料时,发现郑天挺当时作为财务总管记录下的梅贻琦、罗常培、郑天挺此行三个月的账目清单。这份账目清单计二十五纸,其中支付细账二十页(含一页游峨眉山)、报销总账二页、联大(分列梅、郑罗)报销总账一页、清华北大(分列梅、郑罗)报销总账一页、中国旅行社成都招待所发票一页。

穿越时间的烟尘,再来看这些账单,很是耐人寻味。其中六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四日栏后面写着:“在嘉定峨眉、成都考察参观不支公费。”又,八月八日栏后面三人名下都写着67.50元,但是在表后注了一句:“自成都至重庆135.00元,以半数报账。”盖重庆至叙永(约250公里)为公干,因游峨眉而转道成都,自成都回重庆(约500公里)其路程多出一倍,故以半数报账。这份自律,令俞国林甚是感慨,“这份支付细账,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交通、住宿、餐饮、娱乐等物价,以及相同内容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甚至赏钱的多寡等,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像一幅鲜活的画卷,铺展于读者的面前。”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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