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没有平常人
当一幅古雅悠淡的中国画中,出现了如下这些人物:头大如斗的孩童,丑陋的仕女,面目呆滞的男人……观画者定会生出一丝不适之感。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道德溃散,在画家陈洪绶的笔底,这些扭曲变形的人物,寄寓着他的愁苦与郁愤。
尽管后来被称为“畸人狂士”,陈洪绶的前半生却过得热闹非凡。他一出道即享大名。4岁那年,他将桌椅叠高,爬上去,在新刷的白墙上画了一幅十尺高的关羽像,惊得家中长辈在画像前连连下拜。10岁时,他拜著名画家孙杕、蓝瑛为师。孙杕看了他的画惊叹:“使斯人画成,(吴)道子、(赵)子昂均当北面,我辈尚敢措笔乎?”蓝瑛自叹不如,再不作人物画。
陈洪绶的画名越来越大,脾性也越来越古怪。官家贵族捧着银子来求画,他不予理睬,地方上的督学也吃了闭门羹,但只要有酒、有女人,他就会欣然提笔。他时常出入酒肆红楼,酒酣兴至之时,不仅为歌伎作画,即使贩夫走卒乃至垂髻小儿,他都有求必应。陈洪绶明白画画给他带来了不少声名,但那只是遣兴的小道,仕进用世才是终身志业。
崇祯九年(1636年),陈洪绶画了一幅《杨升庵簪花图》,画中头戴鲜花的男子就是杨慎杨升庵。他在嘉靖时充经筵讲官(皇帝之师),因坚持正义,被流放到云南,从37岁一直到72岁病死于贬所。在泸州,他曾因醉酒,用白粉涂面,头作双髻,插花其上,学生们抬着他,请女伎奉觞,游行于街市之上。陈洪绶的失意和狂放颇类杨升庵,所以,他才画了这样一幅画。
但那时,陈洪绶对功名还未死心,他想起了另一条路——国子监。国子监是皇家的教育机构和最高学府,自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因国家财力不足,准许生员纳粟(交钱)入监。崇祯十二年(1639年),陈洪绶把多年卖画攒下的钱全部带在身上,来到京城,寻找入国子监的门路。
1642年对风雨飘摇的大明帝国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年。这一年,陈洪绶终于成了国子监一名在籍的太学生。他本想干一番大事业,可皇上看重的只是他的画名。在京城的几年,陈洪绶眼见朝纲弛毁已无力回天,士人为己而不为国,在悲愤中辞官南归。就在陈洪绶回到家乡的第二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于景山自缢,大明王朝覆亡。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人入主中原。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在马士英等人的拥护下,建立南明小朝廷,在东林党和阉党残余的内耗中苟延残喘。有人劝陈洪绶去南明应科举,被他断然拒绝。血飘江南,往日师友或以死明志,或投入抗清大业,陈洪绶为自己的苟活而自责。他躲到了云门寺,落发为僧,号“悔僧”。
云门寺为僧一年又三个月,陈洪绶又返回俗世,以卖画为生。追忆江南岁月的繁华静好,成了陈洪绶画作的主题。花卉、文玩、女人以及各种珍异物品,充满他的画卷,一展开,就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太平光景。在另外一些画作里,他开始“惊心骇目”地变形:一朵小花可以高过参天大树；少女变成了比例失调的怪物；玩耍的孩童比佛像还大。还有那些奇丑无比的观音、寿星,不合比例的身体、硕大的面部、古怪的神情……平淡的风格在这里没有了立足的地方,代之而起的是幽冷、荒僻、空幻与追问。
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过后,在杭州卖画的陈洪绶,带着一大家人回到绍兴,每日与少年时代的朋友玩乐。一日,他在床上忽然无法起身,妻子和儿子急得大哭。他不耐烦地告诉他们别再号哭,然后喃喃地念着佛号,闭目而逝。
(摘自《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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