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宋朝的瓦舍勾栏是市政工程吗？
我们都知道，宋朝时，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修建有瓦舍勾栏。瓦舍是城市的娱乐中心，里面设有酒肆、茶坊、食店、摊铺、勾栏、看棚等游乐设施；勾栏则是设于瓦舍之内的演出场所，每天都会表演杂剧、滑稽戏、歌舞、说书、杂技、魔术等节目。但你未必知道，宋朝的瓦舍勾栏很可能是宋政府的一项市政工程。
泸县宋墓石刻：勾栏表演
我曾在微博上说出这一论断：“在宋代，建造瓦舍勾栏作为一项市政工程，纳入政府主导的城建工作，目的是给市民提供文化娱乐的场所与设施。”但很快就受到宋史研究方家、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老师的批评：“市政工程？太过了。吴先生，材料不能支撑啊。这般无限类比，宋朝的好处也要给你比没了，别让热情的意图带累了历史事实。”
我查了一下“市政工程”的定义，觉得自己的理解并没有错：市政工程指城市政府修建的、给市民提供有偿或无偿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我敢断言，至少南宋都城的一部分瓦舍勾栏是完全合乎“市政工程”定义的。
这一史料来自南宋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瓦子”条：“故老云：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以军士多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营创瓦舍，召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其后，修内司又于城中建五瓦，以处游艺。今其屋在城外者，多隶殿前司，城中者隶修内司。”《武林旧事》也载，“瓦子勾栏，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
《咸淳临安志》与《武林旧事》的记述非常简单，却透露了一条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南宋杭州的一部分瓦舍是政府出资兴建的，并列为城市公共设施加以管理。
一般来说，位于杭州城外的瓦舍隶属于“殿前司”（宋朝的军事机构），修建的初衷是给驻城的士兵及其家属提供一个“召集伎乐”的娱乐场所。宋人所说的“召集伎乐”，可不是我们理解的“召妓”，而是指歌伎歌舞弹唱。当然这些瓦舍也并非供士兵独享，市民显然也可以到那里玩耍、游乐。
位于城内的瓦舍则隶属于“修内司”（宋朝的城建机构），建造的目的是供士庶“以处游艺”，是城市民政工程的组成部分。南宋后期杭州市民嬉游之风极盛，以致后来，“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舍瓦勾栏），破坏（民风）尤甚于汴都也。”
还有一条史料也可以表明瓦舍为宋朝的市政工程——《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延叟、孟子书主张。”学者考证出，孟子书为北宋末的乐官，“主张”乃主管之意。也就是说，宋廷任命了专门的乐官来管理东京的“瓦肆伎艺”。
为满足市民的文化娱乐之需，政府出资、出面在城市修建一批娱乐中心，并且由官方委派乐官管理，如果这不是市政工程，那什么才算市政工程呢？
至于其他州县、市镇的瓦舍勾栏是不是地方政府所建造，眼下我们还未找到有说服力的史料证据。不过，按常理推断，宋代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瓦舍勾栏的市民娱乐设施，这不大可能完全由民间自发完成，应该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
宋代伶人丁都赛画像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瓦舍勾栏是宋代特有的城市文化建制。元代时，瓦舍勾栏犹存，但入明之后，瓦舍勾栏作为一种城市建制，已经销声匿迹，城市中不再有瓦舍勾栏。文学史的研究者发现，冯梦龙整理的“三言”，里面多处提到了“瓦舍勾栏”，这是因为，“三言”乃是据宋元话本整理而来，保留着宋元社会的信息；而在凌濛初的“二拍”中，却无一处提及“瓦舍”，因为“二拍”是明代文人创作的拟话本，而明人对于“瓦舍”已经非常陌生了，“勾栏”也从商演场所变成了妓院的别称。
瓦舍勾栏消失的原因，一方面是改朝换代之际、兵荒马乱之时，大部分瓦舍勾栏毁于战乱；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严厉限制市民娱乐，导致城市娱乐业迅速衰落。要等到中晚明时才恢复繁华，但瓦舍勾栏的建制则再未复活。
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宋朝君主与明太祖朱元璋在对待“民欲”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宋朝历代君主都比较注意“从民欲”，尊重庶民娱乐享受的需求，如宋仁宗在迩英阁收藏了十三轴御书，上面写着自己需要时刻谨记的事项，其中第二十三项便是“从民欲”。我们举个例子，旧时元宵节，实为民间的一场大狂欢，嘉祐七年（1062）的元宵节，因上一年发生了水灾，司马光等谏官“乞罢上元观灯”，但宋仁宗却跟往年一样，“御宣德门观灯”，他跟大臣解释说：“此因岁时与万姓同乐尔，非朕独肆游观也。”仁宗此举，是在向天下百姓表明一个态度：元宵节的狂欢是正当的，朕与民同乐。
从宋人笔记《北窗炙輠录》记录的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宋仁宗对于民间享乐的态度：“一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仁宗皇帝认为，官家不可纵情享乐，却应该为民间享乐创造机会。
南宋《西湖清趣图》上的钱湖门瓦子。图中文字为研究《西湖清趣图》的学者陈珲所标注。
网上有一句贫嘴的话：“娱乐八卦是人民群众不可侵犯的权利。”宋朝人当然不会这么说，但他们显然也明白：娱乐亦民之欲也，为市民建造瓦舍勾栏便是“从民之欲”的表现。
明太祖朱元璋的态度却正好与宋代君主相反：更倾向于将民众的声色享受当成一种不务正业的罪恶。这一观念在其注《道德经》时表露无遗：“有德之君，绝奇巧，却异财，而远声色，则民不争浮华之利，奇巧无所施其工，皆罢虚务而敦实业，不数年淳风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
其于这样的治国理念，朱元璋热衷于节制、控制、压制“民欲”，立国之初，他便颁下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卖买的，发边远充军。”不要以为朱皇帝严禁娱乐的禁令只针对“军官军人”，他还在京师“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脚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民间的“丝竹歌笑”也被列入法禁的范围：“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
如此苛严的管制之下，哪里还有瓦舍勾栏的立足之地？
我讲瓦舍勾栏的兴衰，是希望诸位看官能够理解宋代文明的独特魅力之一：基于“从民欲”的理念，宋朝政府懂得将满足市民娱乐之需纳入市政建设的公共工程。这是我们在汉唐明清历史中很难看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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