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德浩：“俑”现出的汉代成都
饮酒俑（金堂李家梁子出土）
吹箫俑（成都万年场出土）
拥抱俑（合江县草山出土）
俳优俑（成都博物馆藏）
蒋蓝 摄
镇墓俑（成都田家寺M26）
本报记者 蒋蓝/文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提要
成都平原出土的东汉陶俑，不但反映了东汉蜀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深刻揭示了当时人们饮食、交游、衣着、居住等生活情况，以及蜀地与中原融合的关系，还为我们研究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东汉蜀地流行随葬陶俑，几乎到了每座墓葬均发现有陶俑的惊人程度，但长期以来未有系统研究。索德浩博士历经4年完成的《四川汉代陶俑与汉代社会》新近出版，成为填补空白之作，反映出早在2000年前，蜀地先人就已经开始了对生活美学的实践。
嘉宾
索德浩，1980年生，江苏新沂人，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考古专业，博士。2006年-2018年就职于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18年8月进入四川大学考古系工作。主持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约50个，发表学术论文、简报约80篇，出版学术专著《四川汉代陶俑与汉代社会》等两部，执笔编写考古报告5部。
对话
东汉后期
四川陶俑代表了全国最高水平
记者（以下简称记）：人们知道“俑”，绝大多数来自成语“始作俑者”，意思是恶劣风气的创始者，典故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索德浩（以下简称索）：“俑”的意思有两个：第一，外形高度仿生人；第二，送死的明器。汉代俑有土、木两种。目前发现最早的陶俑出土于安阳殷墟王室墓，奴隶或是战俘，共3件。春秋战国时期陶俑主要发现于北方地区，以齐、韩、秦等地最多；南方楚及其文化圈内流行木俑随葬。至秦、西汉，陶俑随葬习俗开始盛行，以现代陇海铁路线为中心，条带状分布，向南向北皆渐减少，其中关中、徐州地区发现的陶俑数量最多、最精致，特别是关中地区，作为皇家所在地，代表了全国最高水平。至东汉，以上两地陶俑发现数量减少，有人认为与东汉皇陵内限置俑人制度有关。而四川、广州等地区陶俑盛行，只是广州地区发现的陶俑数量虽多，但其规格、艺术水平、数量都无法和四川地区相比，可以说东汉中晚期四川的陶俑代表了全国最高水平。
也可以发现，最早的陶俑是从苏北、鲁西南向西传播到河南南阳、四川一带，再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巴蜀陶俑的特色。
陶俑可最大限度复原历史信息
记：陶俑作为一种特殊的随葬品包含了大量历史信息……
索：解读陶俑在墓葬中位置及其功能可以研究当时的丧葬思想、宗教信仰；讨论陶俑的分类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职业构成和生产、生活体系。比如，依据兵马俑可以了解当时的兵种构成和排兵布阵情况；依据劳作俑可以了解社会生产情况；依据宴饮俑可以了解当时社会娱乐情况；依据舞乐俑可以了解音乐舞蹈史；陶俑的穿着提供了服饰信息等。著名金石学家、甲骨学家王襄认为：“古俑之可宝，不第发前人之未见之奇，识古人之葬礼已也，其衣裳冠履可考历朝之服色焉，其跪拜立肃可考历朝之礼节焉，其装饰、其制作可考历朝之习尚与美术焉。有是数者，得之者当如何珍惜也。”
记：陶俑本身属雕塑品，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索：陶俑最重要的特点是直观性强，这是其他历史文献和画像材料所不具备的。文字过于抽象，画像是平面形象，而陶俑则是通过立体形象直接表现三维场景，一组排列有序的陶俑组合就是一个社会场景。研究者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片段、场景、组合连接成连续的影像，最大限度地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
历史上对陶俑的分类大体有7类，这些分类法各有所长。我主要根据动作、形象对四川东汉陶俑进行命名，如执刀盾俑、吹笙俑、抚琴俑、执锸箕俑、站立拱手俑、抚耳坐俑、抚案剖鱼俑等，然后以动作、形象为线索，结合相关文献推测其职能，在了解大致职能的基础上再进行类别划分，因此这种分类最接近汉代社会生活现实。
汉代蜀人的衣食住行
记：四川汉代陶俑往往拥有潇洒自由的身形、质朴纯真的微笑、丰富生动的神情，无论是舞蹈俑、听琴俑、厨俑、牵狗俑，在喜乐之间流露出一种儒雅的神态，内心世界平静安详。
索：四川人俗称的“蛮子洞”，往往是古代崖墓，由享堂、过道、耳室、棺室组成。后来也成为居民躲避战乱的居住地，有些地方使用至今，享堂空间往往还是存在的。考古学家王襄、罗振玉、郑德坤等是研究四川陶俑的先驱。1908年英国传教士陶然士、1936年葛维汉在四川多处崖墓里发现了众多明器，陶器有楼、灶、甄、壶、盘、灯、鸡、鸭、犬、马、猪、羊、鱼、蛇、鳖、怪兽、人形俑等。四川出土的陶牛极少，当时流行陶雀，“雀”通“爵”，表达了渴望当官的大众心态。俑的形象有男有女，官员、文士、主妇、婢女、武士、庖厨俑等，或抚琴、舞蹈、执扫帚、执盾、戴面具吐长舌等，由此可分析当时四川社会的风尚。民国时期盗墓之风起，近年来，我在新津参加了瑞林寺山400余座崖墓的发掘，无一座保存完好。
记：东汉陶俑里，胡人造像多吗？
索：西域人或者说胡人造像在四川陶俑里较多，高鼻深目、络腮胡为主要特点，胡人俑有的露发，有的袒胸，这是与中国古代的服饰观和身体观截然不同的“胡俗”。尖顶胡帽也与中原人戴头巾的习俗不同。四川东汉的胡人陶俑基本是“胡人吹笛”，反映了汉代视死如生和引魂升仙的丧葬思想。根据其在墓葬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随葬品之间的组合搭配，可以判断，吹笛胡人在汉代社会中大体扮演了宴饮乐师和引魂胡巫两类角色。
记：著名的“击鼓说唱俑”出土于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因埋藏千年，一般陶俑眼睛表面均风化模糊了，但夸张的眉宇间仍表现出蜀人特有的松弛、朴实、滑稽，气韵非常生动。
索：四川汉代陶俑与前秦及隋唐陶俑的根本区别，突出表现在对神韵的追求上，以形似求神似，这在说唱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工匠利用精彩的说唱举动，利用形体夸张及人物面部表情变化来突出艺术形象，看似头大身小、躯体粗短、身材比例失调，但恰恰成为演艺成功的自然流露，这样的陶俑在于娱乐墓主，反映荣华富贵、超越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东汉陶俑里的“秘戏”俑，尽管出土数量不到10件，意义却十分重要，一是受“高媒”文化的影响，二是与张道陵在蜀地大行五斗米道讲求养生“房术”有很大关系。著名的彭山崖墓发现的男女拥抱俑，郭沫若评其为“天下第一吻”。这些陶俑或石刻，充分说明当时蜀地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较弱，思想禁锢少，人们追求生活的自然天性占据了主流。
记：四川陶俑里，衣、食、住、行体现十分细腻。
索：四川陶俑约出现于西汉武帝时期。此时陶俑种类和数量不多，制作精美，形貌清晰，服饰为西汉流行的紧身深衣，身体曲线明显，具有关中地区风格。比如男人的帽子、发饰就有很多类型，还有头顶挽偏头髻的男人，多为劳作之人。这些人估计与少数（比如僰僮）被贩卖到蜀地为奴有关。衣着方面，有上身赤裸下身着短裙的，有着“裋褐”的，意为粗陋布襦，多为贫贱者所服。还有些劳作俑裋褐下穿绔，如金堂李家梁子出土的陶俑。武士俑和执蛇兵器俑往往在腰下系一物，似后世裹肚。这些衣服特征，体现了蜀地百姓勤于劳作、便于劳作的衣着习俗。
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蜀人的主要食物有些什么？
索：从陶俑来看，蜀人当时的主食是稻米、黍、小麦，庖厨俑反映出烹调的有鱼、鸡、鸭、狗、猪头等。蜀人自古饮酒，饮酒俑、醉酒俑表现了微醺状态下物我两忘的情景，非常传神。
成汉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族属可能同源
记：成汉俑出土于成汉时期的墓葬中，造型独特，流行时间短，以成都出土最多，德阳、西昌等地也有发现，对此你的观点非常独特。
索：2011年，我在双流华阳广福村清理了一座成汉崖墓，有不少发现。多认为成汉俑为賨人，学者刘弘则认为所有史料均未说明賨人体质异于其他民族，除了三星堆器物坑中的青铜人像外，再也找不到与之相似的形象。他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讨论，认为汉晋时期蜀地还完全笼罩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天师道吸收了古蜀巫觋文化，而成汉政权深受天师道影响，因此两者形象才会相似。论证角度新颖，但刘弘需面对两个问题：既然古蜀的巫觋文化一直从三星堆文化延续到成汉，那么为何仅有三星堆文化和成汉政权才有这种造型的人像呢？春秋、战国、秦汉都没有见到？东汉蜀地发现巨量的陶俑，皆无此类形象，这就无法解决二者1000多年间物质遗存和文化上的缺环；他论证的基础是这类成汉俑反映了賨人的宗教信仰，镇墓俑确实与巫觋有关，但这类俑还有吹笛、侍从等形象，与精神信仰关系不大……
记：你是如何将成汉俑与三星堆器物坑人像进行比对的？
索：我发现成汉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1.长方形脸。三星堆青铜人像面部虽然长、宽有差别，但总体都呈长方形；成汉陶俑面部呈长方形，表情刚毅，一改东汉以来四川陶俑面部圆润的特点。2.眼睛外凸，为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所特有，中国其他地域极少发现类似人像。3.大耳。4.扁阔嘴。5.粗眉弓。6.双手习惯置于腹前。7.由面貌和形体反映出来的体质特征相近。如此高的相似度绝非历史偶然性可以解释，二者应该存在着密切联系。历史学者李绍明和蓝勇对二者种族的分析结果表明，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族属很有可能同源。
如果将来在考古中能发现甘青、岷江上游地区氐、羌以及蜀地三星堆文化、成汉的人骨材料，对四者的人骨进行DNA分析、比较，将会得出最直接的结论。
手记
2020年8月24日 成都
在四川发现的汉代文物，按材质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石刻类，一是陶俑类。东汉时期四川地区流行随葬陶俑，几乎到了每座墓葬均发现有陶俑的惊人程度，但长期以来未有系统研究。索德浩博士历经4年完成的30余万字的《四川汉代陶俑与汉代社会》新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部填补空白之作立即引起了历史、文博界的高度关注。
利用考古类型学，索德浩将四川汉代陶俑分成十大类：拱手立俑、耕猎生产俑、家庭生活劳作俑、倡优俑、坐俑、童俑、行走俑、武士俑、双人俑、神怪俑，陶俑所代表的职业、身份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索德浩进一步对陶俑进行了分期、分区，建立较为系统的时空框架，深入探讨四川汉代陶俑的来源、流向及陶俑所表现的职业、阶层，并着力研究了东汉四川社会各阶层的衣、食、住、行等境况。可贵之处还在于，索德浩以未被盗扰的墓葬为基本线索，参考汉墓画像中同类形象的配置，分析陶俑在墓葬中的分布规律及功能，探求陶俑功能背后的“同类相感”思维和“气一元论”哲学思想，对俳优俑、成汉俑、陶俑的生产与销售等专题进行讨论，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关注汉代四川社会结构的丰富性以及当时生活的多样性。
陶俑制作是费时、费力、耗财的手工艺。四川东汉陶俑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并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东汉早期的陶俑从体形上看较小，制作也较粗糙。到了东汉后期至蜀汉，陶俑体形不仅变大，制作也更为精致，往往施以彩绘，涌现出大批真正具有地方色彩的陶俑，如劳作俑、庖厨俑、说唱俑、秘戏俑、西王母、仙人、神怪俑等种类。这反映了当时四川社会的民间信仰以及经济、文化、审美发展到一个超出周边区域的较高水平。
历史学家霍巍在本书序言里指出：四川东汉中晚期的这些陶俑和中原出土的俑类相比，没有十分严格的试图表现死者身份等级的规制特点，反而更多体现出活泼轻松、随性自然、略带诙谐神色、神怪仙人流行的艺术风格。对此，索德浩认为是因为汉代四川礼制没有中原那么严肃，陶俑题材与中下层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汉的社会生活形态，特别是地主庄园的生活。将来若能结合自上古时期以来（尤其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文化）四川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背景、文化传统，考察秦汉时代巴蜀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之后地方传统的变异与转型等因素，加以综合研究分析，应当是大可作为的。
这天下午，我与索德浩在西郊一茶坊里访谈。他略显疲惫，坦言自己有熬夜读书、研究的习惯。我们讨论的话题让我深深感到，当下人们关注的成都生活方式，其实早在2000年前，蜀地先人就已经开始了对生活美学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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