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诗人论剑:开创双城新诗风

四川日报 2020-09-04 05:45 大字

说一样的方言 吃一样的麻辣

首届“成渝双城诗酒文化论坛暨郎酒庄园诗会”现场。

8月29日至30日,由四川日报全媒体主办、郎酒庄园承办的首届“成渝双城诗酒文化论坛暨郎酒庄园诗会”在泸州市古蔺县郎酒庄园举行。阿来、梁平、张新泉、华万里、刘红立、傅天琳、李钢、尚仲敏、邱正伦、向以鲜、喻言、邓翔、李海洲、熊焱、凸凹、山鸿、王顺彬、唐政、何房子、杨献平、马嘶、罗铖、刘清泉、金铃子、吴向阳、陶春、彭毅、鲁娟、吕历、桑眉、吴沛、姚彬、陈琰枫、侯乃琦、吴小虫、程川、朱光明等老中青诗人出席,并在诗评家蒋登科、王学东、杨清发等主持下展开论述。“成渝诗歌在当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成渝诗歌的现代性和当代性介入”“成渝两地青年诗人写作探讨”三个学术性话题,被诗人们用率真和风趣掘出别样深意。

双城论坛,一种心愿。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时代,这次诗会既是1997年重庆直辖之后,成渝诗歌第一次最为集中的集体亮相,也是川渝两地的一次诗歌融合,更是巴文化与蜀文化的融合。成渝两地诗人们都希望借此机会能进一步锻造当代成都和重庆诗歌发展新的向度和广袤空间,为中国诗坛呈现“成渝一代诗风”。正如著名诗人梁平所言:“这两个城市说一样的方言,吃一样的麻辣,气质共融。而这两个城市的诗人,一定要共同创造一种气象。这个气象就是重振巴蜀文化,重振成渝两地的诗歌风貌。”

□本报记者 肖姗姗

把毛血旺烹成极品毛血旺

就是重庆与成都的诗歌距离

著名评论家蒋登科主持了第一场论坛,来自成都和重庆的六位诗人:尚仲敏、喻言、邓翔、傅天琳、李钢、邱正伦围绕“成渝诗歌在当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各抒己见。用蒋登科的话来说,这六位诗人每个人拿出去都可以在整个中国诗坛上标注出醒目的位置。傅天琳,鲁迅文学奖得主,一位在重庆生活的四川人。谈及成渝两地诗人的队伍如此强大,她归结于是因为大家都同处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当中,“四季常青、土地肥沃,我们的树到了冬天都不落叶,空气中都飘着李白、杜甫、陈子昂、苏东坡等千年不散的诗歌气息。”树木不落叶,但74岁的傅天琳自比已是落叶的诗人,“但我们落了叶,也还能重返世上,还能继续创作,这就是因为这个环境,能够让我们新生。”重庆诗人李钢直言,成渝两地诗人有很多的诗篇都留在了中国诗歌史上,两地的诗歌成就不分伯仲,但重庆的诗人对成都是非常向往的。“成都有《星星》诗刊,那个时候诗歌发表渠道非常单一,我就自己坐着火车,一个通宵到成都,然后到《星星》诗刊编辑部送稿子。”成都有阵地,而重庆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重庆能够把不是诗人的人都变成诗人,比如尚仲敏、何房子,都是工科大学的,甚至还有学烧伤科的刘太亨,最终也成为诗人。”

诗人尚仲敏笑言,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成都人、重庆人还是原籍河南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成渝两地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诗歌中的最强烙印。诗人喻言也是一个在成都的重庆人,他认为成渝两地的诗歌有一个相通的脉络,“重庆出产原创诗人,成都擅长加工升级,就好比重庆的毛血旺到了成都变成什么呢?极品毛血旺!”诗人邓翔既不是成都人也不是重庆人,却是一直在埋头做学问研究成渝诗歌的人,他直言:“成渝两地诗人如何重新唤醒当时的活力,共同创造,可能是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诗人邱正伦豪情万丈,极力打破给诗人冠以地域的标注,他说:“我认为诗人是没有故乡的,所有的故乡都是假设。如果一定要有,那诗人的故乡就是语言,而语言的故乡在哪呢?就在于激动!”

蒋登科坦言他从几位嘉宾的发言听出来同一个意思,那就是“成渝不分家,成渝也没有分家”。他希望成渝两地的诗人要坚持原创性,“不要去模仿别人,也不要模仿过去的自己。”

开出一代诗风

亟待成渝诗人完成现代性

第二组嘉宾,向以鲜、凸凹、山鸿、王顺彬、唐政、何房子围绕论题“成渝诗歌的现代性和当代性介入”,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解读。向以鲜用“口语诗”做了个小切入,他认为所谓“现代性”,就是不要强调口语与非口语。向以鲜提到了西方诗人瓦雷立德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人说‘借个火’,这三个字是口语,但如果很长一段时间,这三个字都还在你的脑海中回旋,创造了再被倾听的需要时,口语就迈入了诗歌的门槛。”

王顺彬提出了三种意识的介入,“时代意识的介入”“创新意识的介入”“审美意识的介入”。每一种介入,王顺彬都有他所认为的成渝践行者。“从现代来看,重庆江津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在战争年代写出了哀婉动容的《婉容词》和《两父女》。一代代诗人接力参与,写出呼应时代的篇章。”至于创新意识,王顺彬觉得这是成渝两地诗人一直都在坚持的多方向写作。而审美意识,在重庆诗人华万里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他在诗歌中的重点美学追求是唯美、理想主义。所以,他的诗,特别是爱情诗,提升了中国当代爱情诗写作高度。”王顺彬强调,这三种意识的介入,对于成渝两地诗人如何认识中国新诗对传统的承传与嬗变,中国新诗如何因时代的发展而撞击、解构、重新整合,中国新诗如何在古今中外文化思潮的交互中突出和展现中国新诗的现当代特色和前景,都有着非凡的作用。

而在凸凹看来,什么叫现代性?什么叫当代性?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定义。“对我来说,它们都是一个性——批判性。”唐政的关注点给了90后、00后诗歌,他觉得要总结当代性,就得多在“后浪”身上去寻找。“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碎片化意象和碎片化审美,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具备的。”山鸿直言他不谈现代,也不谈当代,他只谈介入。“布莱希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当现实没有停止干预我们作为诗人边界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诗人有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干预?”山鸿建议每个诗人都应该在动笔之前,解决掉想抵达的地方是哪里。

何房子说,成渝诗歌的现代性,在中国百年诗歌的发展史上,地位极其重要。“我认为第三代诗歌中已经出现了很多经典,这就是成渝诗歌现代性的追寻,是成渝诗歌非常重要的标识。”

聆听了六位诗人的发言,主持人、评论家王学东提出希冀:“在中国,诗歌的现代性是未完成的状态,我期待,也相信,通过这样一个诗与酒、巴与蜀、成都与重庆的融汇交融,最后完成诗歌的现代性,开出一代诗风。”

青年诗人特立独行

创造更多有价值的文本

“当一个人被称‘诗人’,会立刻反驳‘你才是诗人,你全家都是诗人’。”青年评论家杨清发以一句玩笑道破年轻诗人面临的困惑,也开启了最后一个议题“成渝两地青年诗人写作探讨”。她向杨献平、马嘶、罗铖、刘清泉、金铃子、吴向阳抛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当诗人的身份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般光鲜时,青年诗人何去何从?首先接招的杨献平直言:“我觉得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它们并非孤立的,不是写诗的就是诗人,诗人更应该向小说家、散文家学习,提供更多信息,因为诗歌终将融入社会,诗人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诗歌里面,一定要在大方面融合更多思想性、前瞻性。”

马嘶设问“为何这次的论坛,很多90后没来?”他的答案是:“他们已经跳出集体主义,太个人化写作了。”马嘶坦言,在成渝两地,80后、90后诗人其实写了很多诗歌,也一直在创作,对现实积极地介入,对现实的批判和看法是很独立的,不会掉入群体性里边,这是很好的东西,如何将他们吸引过来,也是成渝诗歌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

80后诗人罗铖的谈话佐证了马嘶的“独立说”。罗铖的家乡在广元,他说这也是成渝两地青年诗人队伍很普遍的现象,“我们80后很多出生地、读书地、工作地都在不断变换,诗人与诗人之间仿佛是夜空中的星星,在移动中交换光亮,遮蔽了生命的原乡和后来生存的他乡。”罗铖坦言 80后诗人其实有很多所谓的经典都没有读过,读的都是西方诗歌,“我们的视野更开阔,更加自由。喜欢就写,不喜欢就放下。”罗铖认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状态,不用去刻意改变什么,“诗歌本身是极具开放性的。”刘清泉也觉得,在更年轻一代的诗歌习作走向上,就是要更加突出个人在参与社会这个群体下,对时代,尤其是对自我生存和生命价值相对更极端的元素,“无须评价优劣,更重要的是看是否有更大的独立性,是否有自己作为文本的价值。”

末了,杨清发有些感慨,她觉得年轻人似乎已经走出了一条新的“诗”路,“上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诗歌好像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但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诗歌更是一个人的事情,一个人的爱好,诗歌不用承担那么多东西。”杨清发祝福年轻诗人能继续按照自己的心性去创作,只要对自己的内心负责。

精彩诗言诗语

把酒话“家常”,携手振诗坛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非常强大的一个支脉,而这样的文化之脉,它的血缘、传统是没有办法分割的,所以无论是巴还是蜀,都是一家人。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一家人“把酒话家常”。成渝两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共同创造了四川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上重镇的符号。就诗歌而言,两个城市从来没有生分过。我觉得这两个城市有三点是共通的,第一,两个城市的气息相通;第二,两个城市的气质相通;第三,两个城市的诗人共融。这个“成渝双城诗酒文化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让我们携起手来,重振成渝两地的诗歌风貌。

●诗人、重庆《环球人文地理》刊系总编辑李海洲:成渝两地的诗歌一定不要厚此薄彼,从头到尾这两地的诗歌在中国诗坛就很牛。这两个地方必然产生诗人,因为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两地的性格互补,补得非常好。曾经,像海子那样的诗人都来到重庆、来到成都以及乐山,那就是一个时代。所以,我觉得,成渝诗人没必要谦虚,当我们随手写下这些诗,可以让其他地方的人苦读千遍,这就是成渝诗歌。

●成都市作协主席熊焱:我想对成渝两地的青年诗人提一点建议。这两座城市的年轻诗人创作呈现多元化、多面性,具有全新的多层次审美,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但,真正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两地都不多。就成都而言,这是一个安逸舒适的城市,所以很多年轻诗人缺乏写作的抱负和野心。写作的抱负是什么?是对文学的抱负,是应该把写作当成毕生事业的永久努力。我们成渝两地的年轻诗人,首先应该有写作的抱负,把诗歌当作自己永恒的事业。诗酒趁年华。我们要好好喝酒,更要好好写诗。

成渝诗歌在当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

●诗评家、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蒋登科:我最深的感触是,第一,成渝不分家,也没有分家。第二,有影响的诗人,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都注重原创性,不会去模仿别人,也不会模仿过去的自己,他只有通过原创方式才能超越别人。第三,诗和酒永远是一体的,诗和酒永远是一家的,有诗必有酒,有酒才有诗,我感觉是这样的。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重庆新诗学会会长傅天琳:四川和重庆两个地方的诗人多,可能有很多原因。首先成渝两地地理位置很有特点,同处于亚热带,这个地方气候温润、土地肥沃,草木四季常青。再加上千年时空中飘散着李白、杜甫、陈子昂、苏东坡等等千年不散的诗歌气息,使我们重庆、成都两地的人不写诗都不行。成渝树木到冬天不落叶,作为我们诗人,我们落了叶了,我们也还能重返世上,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生态环境啊。

●“第三代诗歌运动”主要批评家和理论家尚仲敏:对于我来说,重庆、成都是分不开的,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我在重庆成长。但我也在成都待了30多年,成都是我的家。如今自己的性格中已经既有重庆人的豪爽、耿直、大酒量、暴脾气,同时又有成都人的低调、圆滑和宽容。这两个城市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

●诗人喻言:我自己也是一个典型的重庆人,但人又在成都定居,重庆的毛血旺到成都变成什么?变成“极品毛血旺”,这个就说明重庆和成都在诗歌上有一个道的脉络。开玩笑说,就似乎是重庆这个地方出产原创诗人,但到成都之后就加工升级了。所以我有些时候看重庆这些兄弟伙,我觉得他们诗写得很好,但是需要在成都来淬炼一次才能“成正果”。

●诗人、四川大学教授邓翔:我着重说说成渝两地的诗歌。重庆的确是有一种开拓者的心态,就像吃的东西一样,火锅和各种各样的东西,重庆喜欢把鱼片用来回锅,这就是开创性的东西,成都是精细化,诗歌里面好像也更讲究这种“精细化”的东西。成渝最辉煌的时期是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写作方式,我们的技巧,现在为止仍然没有超越当时。成渝两地的诗人重新唤醒当时的创造活力,这种共同创造的精神,可能也是现在当代诗歌面临的很重要的课题。

●诗人、西南大学教授邱正伦:诗人是没有故乡的,所有的故乡都是假设。诗人的故乡如果说要有,唯一的故乡就是语言,诗歌是一种生命的舞蹈,我觉得只要大家化解了这种恩怨、这种高低、这种优良,那我们的内心自然就会长出诗歌。

成渝诗歌的现代性和当代性介入

●诗评家、西华大学教授王学东:在中国,诗歌的现代性是未完成的状态。我期待,我也相信,通过这样一次诗与酒、巴与蜀、成都与重庆的融汇交融,我们最终会完成诗歌的现代性,开出一代诗风。

●诗人、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对于当代的诗歌,虽然我个人并不特别强调口语诗或非口语诗的区别,但如何将日常生活语言转化成诗歌,也是这个时代重要的诗歌写作议题。其次,我理解的诗歌现代性,最重要的品质是批判性,是对我们生活强势的介入,诗人的天性也不是唱赞歌,而是对现实产生强烈的批判。我觉得成渝两地是有差别的,重庆诗歌更多包裹在古典主义的氛围之中,而成都的诗歌更体现锋芒性和批判性。

●重庆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王顺彬:成渝诗歌的现代性和当代性介入,我思考和总结了一下,主要应该有三种意识的介入。一是时代意识的介入,时代是诗歌和诗人生存的大环境,时代赋予诗人讴歌和批判的对应物,时代让诗人与其同呼吸、共命运。二是创新意识的介入。创新是破旧的手段和目的,中国新诗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和延续。三是审美意识的介入。中国新诗要求真、善、美。而这三个元素给新诗写作者带来了两个任务:诗人的审美修养和审美追求。这三种现当代意识的介入,对于成渝两地诗人,如何认识中国新诗对传统的承传与嬗变,中国新诗如何因时代的发展而撞击、解构、重新整合,中国新诗如何在古今中外文化思潮的交汇中突出和展现中国新诗的现当代特色和前景,都有着非凡的重要作用。

●成都诗人、小说家、编剧凸凹: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但无论如何定位这些概念,其背后都是“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是对过去的割裂,对过去的批判,对未来的接续。

●重庆诗人、评论家唐政:前面大家聚焦诗歌现代性后,我就当代性展开讲讲。当代性要复杂一些,因为它的状态是正在进行时,还没有完结和结束。如今“90后”“00后”的诗歌存在许多新鲜的元素,拥有很多过去诗歌不具备的优势。他们的诗歌中有很多跨界元素,物理的、化学的、宇宙的、生物的、高科技的,各行各业的词汇、意象纷纷介入诗歌,打乱以前诗歌固有的概念,让诗歌呈现碎片化的审美特色。

●成都诗人山鸿:我想谈论主题中的“介入”。一个诗人和他生活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处在如今这个变化的时代,诗人有没有勇气诚实面对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一点上,杜甫做了很好的表率,他在自己那个时代,面对生活的种种艰难,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文字。布莱希特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当现实没有停止干预诗人边界的时候,作为诗人有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干预?

●重庆诗人何房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以第三代诗歌为例谈下这一话题。我认为四川第三代诗人对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贡献很大。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在现代性方面有充分体现,其一是有非常强烈的实验精神和批判精神,其二是形成了以第三代诗歌为规模的群体现象,其三是这批诗人有非常自觉的文本意识。第三代诗歌出现了很多经典作品,代表成渝诗歌对现代性的追寻,在中国百年诗歌的发展史上,成渝诗歌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成渝两地青年诗人写作探讨

●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青年诗评家杨清发:其实我们现在的诗人可能因为时代的变化,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或者更早的时代,诗歌创造好像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但是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诗歌更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个人的爱好,因为可能这个时代太丰富了,就是我们诗歌不用承担那么多东西。希望年轻诗人按照自己的心性去创作,不用太管大的标准,不需要外在的评判标准,我们只要对自己的内心负责就可以了。

●诗人、《四川文学》副主编杨献平:其实没有青年诗人,也没有老年诗人,诗人就是诗人,写到什么时候有好诗出来就是好诗人,如果是真正二三十岁写诗的话,我的愿望是成为谁?成为李钢那样,一个老小孩,永远保持诗人的敏锐度,有这样一个敏锐度,我相信以后人生才能完整,所有的诗人都是青年诗人,只要是有诗的境界,有诗的想法,就是好的。

●成都诗人马嘶:这一代年轻诗人其实受多元文化的影响,他们对权威、集体主义没有那么迷恋,偏向于个人化写作。从本身文本上、事业上,他们接受的信息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特性,这是我对年轻人写作的看法。年轻的成渝两地,特别是80、90后,他们写了很多,他们也没有停止写诗,他们对现实的介入,对现实的批判,很多看法是很独立的,不会掉入群体性里边,这是很好的东西,但同时,他们在写作上也传承着之前的成渝诗歌文化。

●成都诗人罗铖:我并不认为青年诗人一代产生的“经典”不多。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评判维吉尔说他穷尽了拉丁文的语言可能性,现在旧体诗结束了,新诗来了,所以要对未来保持期待,是不是经典应该由后人来评判的。我觉得我们语言在发展,所以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性。80后这群成渝青年诗人视野更开阔,就更加自由。

●重庆诗人刘清泉:确实,不管是在怎样的状态下,诗人最重要的是面对自我,这也是现代性的核心观点。现代诗的重要特征用三个词可以概括,质疑、独立、批判。从这些年来诗歌创作和发展的脉络来看,我个人认为尤其是80后、90后的诗人,更多是体现在质疑性层面,包括质疑自己,包括质疑时代,包括质疑我们的过往,这是很重要的特征。诗歌到现在这个时代来看没有多少优劣去评判它,更多的是要去看是否有更大的独立性,是否有自己作为文本的价值。

●重庆女诗人金铃子:我认为写诗也需要不停地写,大多数时候都是“平庸地书写”,平庸地得佳作,到最后有两首好诗。如果不坚持,连平庸的书写都没有,最后更别谈好诗,我看很多人写着写着不见了,没有人是天才,惟有坚持。

●重庆诗人吴向阳:回顾历史,说中国新诗这么多年,不少真正成就自己代表作的可能都是诗人在20几岁的时候写出来的。诗歌是年轻人事业,但是成渝诗人要继续成就成渝诗歌的成就,可能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本报记者肖姗姗李婷薛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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