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文章可以不发
■刘炜评
每晚睡觉前看一会名家诗文集，在我是一种老习惯了。最近读的是《持盦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定价1.6元。准确地说，这次阅读，是复读、细读，因为多年前就翻览过这部诗集。
《持盫诗》只有108页，收诗仅190多篇，却深得宋诗神髓，法度严谨，蕴意精胜，用典深切，格调高雅。作者刘持生教授，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古代文学专家，也是杰出的旧体诗人。
重读《持盫诗》，新的收获匪小，兹不赘述。我想说的是，我由再次咀嚼刘先生的诗而再次追忆先生的治学历程，比照当下的许多事，心头涌起一些别样滋味。
刘持生（1914年—1984年），甘肃文县人，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终生执教高校，逝世前为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先生之于我，是老师的老师。我17岁考入西大时，先生68岁，并不算很年迈，但身体已数年欠佳，不能为本科生授课，三年后便病故了。我只见过先生的照片，还不甚清晰。有关先生学问精深、博闻强识的趣闻轶事，倒是听过不少。比如何西来先生的《追念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最早知道钱锺书先生学问的博洽渊深，是从西北大学刘持生教授口里……他是当时我们中文系公认的博闻强记的老师，但他说，他的学问比起钱钟书教授来，简直不足挂齿……我们崇拜刘老师，被我们崇拜的刘老师崇拜的人，当然更会让我们崇拜。”可是，我也曾听我的业师、何先生的同学赵俊玠教授说过：1979年，刘先生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巨著《管锥编》，笑着言道：“确实写得很好。不过，这样的书，我也能写。”我想，何、赵二公的话，都很真实，也不矛盾。简而言之，刘先生对钱先生的服气，与我们对钱先生的膜拜是不一样的。了解刘先生的人，决不会认为“我也能写”含有吹牛成分。多年间，院系内外做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学问的中青年教师，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都会想到向刘先生求援。如果连刘先生也没辙，就可以暂时搁下了。
然而，刘先生虽毕生从教、治学，桃李满门，却极少示人以学术成果。程千帆先生说：“持生秉性纯笃，为学一本师法，不轻著述。”讲得很准确：不轻著述，即并非不著述，而是不为率尔操觚、缺少“干货”的文字。据我所知，先生公开发表过的学术论文，总共加起来超不过5篇。我很早就拜读过它们，作者的学养真让人不能不心服。但据说要不是当时校系领导一再动员，先生是不会把它们给期刊的。先生的专著《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以及这部文学作品性质的《持盫诗》，都出版于谢世之后。
刘先生一生，绝不过问无谓之事、卷入无谓之争，称得上一介纯粹书生、学者、文人。先生的著述不丰，固然与恬然自适、淡泊名利的性情有关，但更与“板凳须坐一生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风自律有关。
刘先生已经谢世30多年了。自那时至今，我国高校的教书育人情形、学术研究状况等，发生了先生那代人绝对想象不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太多的学者被职称、考绩、课题等所裹挟以至绑架，经年劳劳碌碌地制造着这样那般的论文、专著。“积学储宝”“游于艺”“厚积薄发”云云，几乎成了奢望。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院里老师的感慨：“拿现在的情形说，刘先生品格再好、学问再大，连年不发论文、不报课题、不出专著，肯定连个讲师也评不上。”
“现在的情形”，的确如此。这说明了什么？
院里刘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包括我在内，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个个都比刘先生的数量大。可是，真正不是为评职晋级、应付考核、博点名声而倒弄出来，而是确有丰实学术含金量的、能惠泽读者多且久的，又有多少？
有一次，我揶揄地说：“现在各大学术期刊上登载的论文，许多也就只有一个读者，即作者自己。”立刻有同事纠正：“不对，有的时候，连一个读者也没有，因为作者自己也不看。”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想想：有多少胡乱拼凑、花钱买版面的“学术论文”可以不发表？有多少粗制滥造、用科研经费贴补的“学术专著”可以不出版？有多少花纳税人血汗钱的“学术课题”可以不开题？有多少冠以“高层论坛”的“学术研讨会”可以不开？
如果把话题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还有更多的“可以不”应该具列于此——
有多少无聊饭局可以不设？
有多少出国考察可以不去？
有多少行业庆典可以不搞？
有多少面子工程可以不建？
有多少花哨奖项可以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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