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县 唐代罗汉院遗址及北宋赐额敕牒略考
图1
图2
图3
图4
文/蔡副全宋涛满正人
为了挖掘地域文化，促进乡村旅游，2017年9月，由康县周家坝镇康北商贸城李正宏、周贵仁等人发起的犀牛寺重建工程开挖，工程第一天即出土了清雍正九年（1731）《犀牛罗汉院碑》，伴随出土的还有寺院础基、石条及砖瓦等建筑遗迹。康县文联副主席李永康在微信中报道了出土文物的消息后，笔者与满正人等驱车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椎拓碑刻。
犀牛罗汉院原址位于康县周家坝镇犀牛江南岸的犀牛村东北塬（图1）。新出土《犀牛罗汉院记》（图2），纵165厘米，横78厘米。额篆“犀牛罗汉院碑”6字。正文楷书23行，行47字，字径2厘米。
《犀牛罗汉院碑》虽然年代较晚，但碑文载录寺院原名“犀牛罗汉院”，言寺庙“创自前朝嘉祐年间”。至清雍正时，寺庙尚有宏敞高大的木结构建筑，正殿为大雄宝殿，侧殿主要供奉圣母、地藏、犀牛、伽蓝及天王、菩萨诸神。
笔者在遗址附近见到另两块残碑，经椎拓辨识，发现正是《武阶备志》《陇右金石录》等已录文的宋《仁济院赐额牒》。之后周贵仁先生又在农户家中寻得第三块残石，椎拓缀合后得知此石为敕牒下截（图3）。残碑横78厘米，纵82厘米，存文222字，字径3厘米。右上残存上截敕牒“准”字，字径约10厘米。
完整敕碑分上下两截。上截摹刻嘉祐七年十二月一日敕牒，下截刊《阶州将利仁济院记》。原碑铭文约19行，横78厘米，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九月八日立石。今武都区三河乡广严院遗存有《广严院赐额牒》，也是嘉祐七年（1062）十二月一日下牒（与此牒同日），因此形制相近，只是《广严院赐额牒》碑阳摹牒，碑阴作《阶州福津广严院记》，而此碑将《仁济院赐额牒》与《阶州将利仁济院记》合刊于一面。根据残石所存文字，结合《武阶备志》载录铭文及字体尺寸大小描述，参考《广严院赐额牒》形制，可大致还原敕牒原貌（图4）及完整碑文如下。
中书门下牒
阶州将利县仁济院（《武阶备志》：字大二寸）
阶州将利县犀牛江罗汉院（《武阶备志》：字大一寸五分）
牒奉敕：宜赐“仁济院”
为额。牒至准敕。故牒。（《武阶备志》：字大四寸）嘉祐七年十二月一日牒。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赵；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吏部侍郎平章事曾；刑部尚书平章事韩。（《武阶备志》：以上五行，字大二寸。上截）
将利县帖。罗汉院，据状称：去乾宁五年，□故京右街兴圣寺出家后，于天复八年随师到阶州犀牛镇，蒙百姓王师德舍得空闲土田壹段，具界至□。东至横道，南至乾水沟直下水溪，西至过道垠，北（至）□瑶直上，据王师德舍到□□充，永为常住，修盖殿宇□舍，塑画功德佛像不少。□□使帖竖起省牒准敕，命指挥存留院舍，蒙使州指挥入省帐申奏，管系讫右据状奉判事，须出给文凭帖，罗汉院僧普明奉指挥住持，扫洒焚修，不得有违者。
显德叁年叁月拾伍日帖。权主簿颜；权县令马坤。右上件院舍自起置相承住持，至大宋癸卯岁嘉祐八年正月二十八日，降到敕黄一道，特赐“仁济院”为额，至癸丑熙宁六年九月八日立石牌记。院主住持……师侄德懿。
三班奉职监将利县税务赵；将仕郎权将利县尉兼主簿事王；商州军事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将利县事韩。（《武阶备志》：以上下截）
敕牒，又称符牒，诏书的一种。宋元以来，寺庙多为敕建，寺院之额均由地方守臣陈请，朝廷下牒赐额。宋初由中书门下给牒，元丰后改尚书省给牒，皆宰执亲押。敕牒到后，各寺庙又常将敕牒摹刻于石，制成“石本敕牒”，公告世人。其摹刻时间不定，或数年后始刻，或百年后再镌，或一石一牒，或一石数牒。
由《仁济院赐额牒》悉知：仁济院，原名犀牛江罗汉院，始建于唐末天复八年（908），五代后晋显德三年（956）曾下帖明确四至，僧普明任主持。北宋嘉祐七年十二月下牒赐额，至次年正月降到，敕改“罗汉院”为“仁济院”。熙宁六年（1073）九月八日刊成石牒。钱大昕《金石文跋尾》考证牒尾署衔四人曰：“‘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赵\’者，赵概也；‘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者，欧阳修也；‘吏部侍郎平章事曾\’者，曾公亮也；‘刑部尚书平章事韩\’者，韩琦也。”
《仁济院赐额牒》未见时，有人怀疑犀牛寺在宋将利县治（成县镡河乡将利村）境内。胡祥庆主编《成县志》云：“《碑》原在今镡河乡将利村之仁济院，刻中书门下牒将利县仁济院敕，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五月立石，文载《武阶备志》。”其他方志典籍记载亦不甚明确。《武阶备志》作：“《犀牛寺碑》，正书，阶州北二百五十里。（本寺碑）”《陇右金石录》卷三载：“《仁济院赐额牒》，在康县北犀牛寺，今存。”又引《阶州志》云：“宋《罗汉院牒》，在犀牛江侧，一名犀牛寺。周显德三年牒、宋嘉祐八年敕，熙宁六年泐石。”
宋将利县为阶州旧治，后改治福津，其命名或与三国姜维有关，《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云：“武都沮水之西有角弩谷，即蜀将姜维剿五部氐羌之所。”《太平寰宇记》又载：“阶州武都郡，旧理将利县，今理福津县。将利县，东二百一十里，元六乡。本汉氐羌地，汉置武都郡，后魏平仇池，羌属，因改武都为石门县。周闵帝元年改为将利，旧为州理，今为外邑。”宋将利县辖有“兰皋、平落、新安、故城四镇”（《元丰九域志》卷三），县治原在今成县镡河乡将利村，后殁于一场水灾。民国《新纂康县县志》说：“据《犀牛寺碑记》载，有罗汉院、仁济院、志民坊，洪化间与将利县治曾圮于水，至今相传有‘洪化二年半，水淹将利县\’之语。”“洪化二年”，即清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十六年（1677），吴三桂兵败洞庭，退守衡州。康熙十七年八月，吴三桂暴病殛于衡州，其孙吴世璠继位，改元“洪化”。是时成县及康北地区正好在吴世璠控制区。
由于此前犀牛寺寺址不明确，致使古代地志对犀牛江源流论述出现模糊。《读史方舆纪要》《甘肃通志》《成县新志》皆谓犀牛江即西汉水。
《敕牒》中有“犀牛江罗汉院”“犀牛镇”等语，可见犀牛江之谓在晚唐时已存在，可是如今人们习惯将西汉水流经成县至略阳段水域称之为犀牛江，孰不知犀牛江命名因犀牛镇、犀牛寺等犀牛传说及相关遗址而起。犀牛寺遗址的发现，证实了犀牛江正源为平洛河而非西汉水。《水经注》称西汉水与平洛河交汇地为“会口”：“（西汉水）又东南会平乐水，水出武街（阶）东北四十五里，更驰。南溪导源东北流，山侧有甘泉，涌波飞清，下注平洛水。又东迳平洛戍南，又东入汉，谓之‘会口\’。”吴鹏翱也说：“魏之武阶在福津，故水源出东北也，凡一百六十里。会口即犀牛江庙侧。”比较而言，还是明清阶州地方志关于犀牛江的描述更准确。
犀牛江，州北二百五十里。经太石山下（州北二百四十里，为州北障），经略阳县。书云“导江于岷”者，此其源也。昔传神牛出江为害，人逐之化为石，其迹尚存。江中犀牛望月为州之一景。与成县与此分界。（清乾隆《直隶阶州志》）
在西汉水与平洛河之间有太石山耸立。太石山，又名泰石山，此为武都通往成县、西和的必经要隘，曾于山上设铁笼关，山下引渡。《新纂康县县志》曰：“泰石山，在县西一百五十里。（《续志》）又名铁笼关，有李都司修筑瞭望台于此。”明代以前渡口位于犀牛庙旁，称“犀牛江渡”，明万历初都察院御史周盘（字心铭，万历五年进士）曾作《渡犀牛江登太石山》诗云：“一曲江流万仞山，蟠空鸟道兢跻攀。摇摇双旆烟岚外，落落孤村水石间。远树苍茫连剑阁，寒云缥缈隔秦关。闾阎已困征输急，揽辔谁怜赤子艰。”大约至晚清“犀牛江渡”被废，犀牛庙亦渐渐壁残瓦解。清甘肃学政叶昌炽曾四登泰石山，是时已不过犀牛渡而改从“药蒲沟登泰石山”，并有赋记。
关于犀牛的传说。清乾隆葛时政《直隶阶州志》载：“昔传神牛出江为害，人逐之化为石，其迹尚存。”《新纂康县县志》写道：“犀牛江月，古称会口，即今毛坝渡江侧，有寺昔名‘罗汉院\’，江畔有潭名‘犀牛潭\’，边又有石，留一牛蹄迹，相传当年犀牛曾出没潭中，每当夜月盈空，掩映潭心，有天光倒影雅趣。”“犀牛江月”被列为阶州八景之一，明清题咏颇多。
犀牛潭、犀牛蹄印等遗迹尚在，犀牛神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总之，犀牛江罗汉院旧址及宋《仁济院赐额牒》的发现，是陇南厚重历史文化的见证，也为当地旅游开发储备了丰富的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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