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铸文明
1976年宝鸡市竹园沟出土的伯格卣。
2003年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逨盤。
1901年宝鸡戴家湾出土的夔蝉纹禁，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西周早期贵族墓地出土的牺尊。（本版图片由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提供）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 陈亮
青铜是金属，更是一个时代。那些不知名的伟大艺术家的虔敬和创意随着熔融的铜液一同灌注到模范之中，慢慢冷却，最后凝聚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正是这个时代，才有了文明的诞生，国家的兴起，还有对大自然不尽探索能力的提升。
源远流长 承载文明
我国青铜文化源远流长。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发现黄铜片和黄铜管，该遗址距今约6100至5600多年。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铜刀。马家窑类型的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可见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我国西部的居民已开始铸造青铜器了。不过这毕竟是孤例，我们还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的根据。所以，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铜石并用的时代。继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青铜器发现较多。在黄河上游的甘肃永靖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中出土有青铜残刀。在甘肃永靖秦魏家、广河齐家坪、青海尕马台等地齐家文化遗址（约公元前2055年-公元前1900年）中，先后出土刀、锥、斧、凿、钻头、指环、镜等青铜器。尽管目前的考古证据还不足以勾画出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所表现出的对社会物质文化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却毋庸置疑。
中国的青铜时代，上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前二三百年，属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期，下至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四世纪中叶，即考古学上的战国早期，经历了约15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青铜器是以大量的使用青铜礼容器和兵器为特征，青铜器的功能也经历了神化（商）-礼化（西周）-人化（春秋战国）的演变过程。商代盛行“崇天尚鬼”的思想文化，《礼记·表记》中“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就是真实反映。青铜器多的是满足其追求宗教祭祀神化功能。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形体庞大，器壁厚实，装饰狰狞恐怖，巨目獠牙、尖角利爪的饕餮纹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庄严神秘与狞厉之美在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独树一帜。西周以后，随着“敬天保民”“以德配天”思想的提出，青铜器的功能内容逐渐礼制化，成为等级的标志和权力的象征，所以更多的追求一种秩序感。如适应等级制度而形成的造型系列化、规范化的列鼎制度就是青铜器功能礼制化的实证。作为礼乐文明的重要载体，这一时期的青铜礼器还担负起了特殊的教化使命。如西周中晚期青铜器多有训诰、箴诫性铭文，阐释如何敬德保民、达德修身、扬德立命等道德伦理。青铜礼器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如“列鼎制度”“编钟制度”等，“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严禁僭越。通过青铜器组合方式、数量多寡等外在直观形式，教化不同社会阶层遵守各自的行为准则，以实现社会大治的政治意图。春秋中期以后，随着“重人轻天”思想的形成和奴隶制的衰退，人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青铜器也随之朝着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功能转化。同时，作为奴隶制象征的列鼎，已经超越了礼制的限制，僭越了等级的束缚，成为一种流行的造型形式。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逐渐向灵巧多变和实用方向发展，体现出生动活泼的风格。战国晚期日用铜器增多，转向规格化和朴素的风格。
贯穿古今 诉说辉煌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古国，但文明的脉络能贯穿古今，并且还在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因而，青铜器被视为古代中国文明的标志之一。
著名学者张光直曾指出，中国的青铜器种类和数量比世界各国的总和还要多，还要丰富。这些青铜器不仅精美绝伦，工艺精湛，更蕴含了几千年的历史积淀。
青铜器是周秦文明的典型代表，周秦文明之地主要是在宝鸡，作为周、秦王朝早期都邑所在地，宝鸡出土青铜器时间之久远、范围之广泛、数量之巨大、种类之全面、精品之繁多、铭文之重要，在全国绝无仅有。宝鸡因此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古人把贵重的青铜器掩埋于地下，多因几方面：一是祭祀之后埋于地下的（如山川之祭的埋祭）；一是在战乱之时，把家族的祭器和财物埋入地下的窖穴，例如宝鸡周原地区历年发现的许多窖藏青铜器，就是西周末年社会动荡之时，贵族之家逃离之前埋下的，后来他们未能再归故土，这些掩埋物便成为无主的财物一直存留下来；一是贵族人物去世后的随葬品。
宝鸡以周原遗址、国墓地、石鼓山墓地、雍城遗址等为代表，遍及全市十多个县区，都相继出土了大量古代青铜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全市各文博机构共珍藏各类青铜器7896件（组）。它们当中珍贵文物达3574件。这些青铜瑰宝，有的浑厚凝重，气势磅礴；有的工艺高超，精美绝伦；有的铭文史学价值极高，是弥补史书缺佚、印证古史传说的重要资料；有的则以书法艺术见长，圆浑苍润、端庄规整。繁缛与简朴、狞厉与祥和，无不在向我们诉说那个时代的辉煌和先祖们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绵延不断。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在宝鸡出土的青铜器精品繁多、铭文重要。西周历史文献当数《尚书》中的《周书》，而《周书》十有八九都是围绕周朝开国最重要人物周公旦，其后两百多年的西周史，《周书》提供的资料非常有限。而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珍贵就在于它为我们研究西周史，提供了更具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宝鸡出土商周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多达793件，以西周为大宗。铭文少则一字，多则数百字，总字数约2万多字。毛公鼎铭文497字，居西周长铭铜器之首位。其内容涉及祭祀训诰、赏赐册命、土地转让、征战戎事、刑事诉讼、贵族家史等方面，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和文化的重要资料。西汉宣帝神爵四年扶风美阳出土的尸臣鼎，铭文记载了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是一篇典型的册命文书。何尊器底铸有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训，营建东都成周之事，与《尚书·召诰》《逸周书·度邑》等古代文献相合。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裘卫器记载了西周土地交易情况，为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1981年岐山祝家庄流龙嘴村出土的齐生鲁方彝盖，记载了个人经商获利的信息，反映了当时个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小盂鼎、簋、方鼎、虢季子白盘、师同鼎等铭文，对研究西周军事战争作用重大；匜铭文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刑事判决书，再现了西周王朝的刑法和狱讼盟誓制度；史墙盘、逨盘铭文记载的西周王室世系，进一步验证了《史记·周本记》有关记述的准确性。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凝重威严的青铜器实际上是历史梦魇的物态化和历史事件得以再现的承载物。
宝鸡是青铜禁和方座簋的发源地。目前所知商周时期大小不同的铜禁均出自宝鸡。铜禁的使用激发了周人的创作灵感，他们将盛放酒器的器座移到了食器簋的下面，创造出新器形方座簋，这不仅体现了周人的聪明才智，同时体现出了他们重食的文化传统。在宝鸡县硖石林家村出土的先周时期的兽面纹方座簋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方座簋。
中华文化奠基于夏、商、周三代，其文化重心的主轴是礼与乐，孔子时常以周公“制礼作乐”为建立文化宏规的典范，可见其重要性。礼器之中，“鼎”列首位，乐器之林，“钟”居上座，因祭典的陈祀与演乐，列鼎和编钟是不可或缺的。宝鸡地区作为西周王畿、宗庙所在地，一直都是列鼎和编钟主要的出土地。就西周有铭青铜乐器而言，全国共出土170多件组，近半数出土于宗周故地。1976年竹园沟7号墓出土了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一组3件编钟，约在西周早期康昭之际。1974年茹家庄1号墓乙室也出土了一组3件编钟，时代约在西周中期昭穆之时。西周晚期以后，编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钟的数目由最初的三件一组增加到了八件一组，流行的区域也从关中地区扩展至全国各地。2013年宝鸡石鼓山墓地出土的西周早期带铃铛青铜簠，是考古出土时代最早的一件簠，对商周之际青铜器研究，以及探讨簠形器的起源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
商周青铜器是中国艺术史的第一个高峰，其庄严肃穆的器形、狞厉乖张的纹饰以及飞扬律动的铭文，为日后中国所有艺术门类的发展奠定了方向，亦成为屡屡被后人追慕而无法逾越的典范。对于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来说，可以沿着青铜器构成的时光隧道，从中看清楚那些先祖们的脸孔，感悟他们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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