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城根到城郊
为临夏的美术教育，准确地说是为临夏中学和曾经的临夏师范的美术教育写点文字的想法由来已久，但苦于能力与水平所限拖至现在。真切地说，这两所学校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地方，三十年前，临夏师范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而现在我即将在临夏中学终老余生，冥冥之中觉得似乎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绕不开那些曾经的人和事。
据文献记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这两所学校曾有过短暂的交集，共享过“国立西北师范学校”的校名，其后，国立西北师范学校在临夏城郊独立办学，两校各处在城北、城东。时隔半个多世纪，也就是2013年秋，两校再度合并，是殊途同归还是再续前缘？历史总是这样捉弄人，曾经培养临夏师资的摇篮最终在并入临夏中学的那一天起，成了永远留在临夏人记忆深处的一道辙，道不尽喜悲，说不清离合……
地处城北的临夏中学老校址西侧现存有一土墩，据说是河州老城残垣，属明代镇边楼的柱基。有诗为证“陇树晴云万里秋，思情独上镇边楼。几年不见南来雁，真个河州天尽头。”明代大学士解缙，在流放河州的两年里，写过不少有关河州的类似诗句，这首诗尤为经典。斯人远去，悲歌千秋，镇边楼毁后，只留下基石一方守候在北城根，见证着这个城市的变迁，护佑了一代代河州学子成长为国之栋梁。
城东的原临夏师范校址的新校园，有四颗老梨树，其中一棵静挂一口老钟，这也许是这个校园里“存活”最久的物件了！春天树冠缀满了朵朵繁花，夏天高昂的身姿洒下片片绿荫，秋天绚丽的色彩令人遐想不绝，冬天一身遒劲的铁骨直冲青云。如今钟声不再，老树依旧坚韧地活着，这是这所学校最有诗情画意的地方了！三十年前我见证过它们诗画般的四季，也用稚嫩的画笔描绘过它们的身姿。三十年后，它们又伴我寒来暑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便是每日里顺道的相遇，也总是要驻足良久，品味它们无尽的芳华……
如今，在这百年的校园里，除了荒草丛生的旧城垣之外，再无其他遗迹可寻，但人们心里总是有抹不去的记忆。翻开厚厚的校史，一些先贤的名字墨香犹存、灿若繁星，每一个人的生平记载，随着文字和篇章释放出励志的正气。有时我想，假如镇边楼尚存，如今的人们在阳光洒落的城墙边吟诗作画、听戏唱曲，那该是怎样的一番风情！我还想，如果一个地方缺少了艺术家，缺失了美术教育，那将是多么荒诞的事！非常庆幸的是，就在这片“茶马互市”的土地上，即便是城废楼毁、物是人非，美术教育却从未缺席！潘国彦、孔德良、蒋书庆、董戈翔、李俊、杨占福、李海茫这些先生在别人看来可能只是普通教师中再普通不过的美术老师而已，但在许多学子心中他们都是仰望的高山和无字的丰碑！他们在美术教育园圃里耕耘，把真善美的种子撒向临夏大地，滋养一代代莘莘学子的心田！
记得1998年，我有缘跟随古稀之年的甘肃省著名油画家、西北师大资深教授陡剑岷先生去和政写生，随行的还有时任临夏州美协副主席的冯丕烈和贾文忠两位老师，他们皆属陡先生在西北师大的学生。我们每天的写生，都是在倾听风趣幽默的讲解和欣赏陡先生唯美的画作中度过，这让刚出道的我悄然觉得画画原来是如此轻松好玩的事。
有一天，我与陡先生论辈分，说他是我的“师太爷”！先生不解，说此话怎讲？我说：“临夏师范的杨占福是我老师，冯丕烈先生又是杨老师的老师，您又是冯丕烈老师的老师，如此来说，您不就是师太爷嘛！”此话一说，先生爽朗地笑了，笑得那份灿烂和惬意之情景我至今难忘。最有趣的是，当时冯老师随后补充的一席话，他说：“我是蒋书庆老师的学生，蒋老师也是陡先生的学生，如此而论，你辈更低！”陡先生笑着岔开话题：“再不能这样论了，再论小车的学生该称呼我什么呀”！陡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鼓励，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我这样的小辈尤尽慈心、澄怀关爱。先生早年在国立西北师范学校（临夏师范前身）求学时，即与孔德良先生相识，并成为知己，他对孔老师的人品艺德誉之极高，曾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当今有圣人的话，孔老师当算一个”！后来，我在翻阅孔德良先生编著的《我的绘画足迹》一书时，看到他对恩师潘国彦先生师之所赐的感恩和对师弟陡剑岷先生的为人为艺的钦佩以及他们的伯仲之谊，令人肃然起敬，久久不能释怀。才深感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美术薪火一直在不断相传，像一条长河从未停止过流淌，这全仰仗于这些先生们传道有序、授业有方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的真诚啊！
文随意出，所表总觉不达初心，属拙文也罢，只为百年变迁留一段文字，让人们懂得致敬前贤，懂得美术教育还需要有人负重前行！走出教室，那四棵老梨树在夜色中逾显坚挺，远远看去，俨然是一幅简朴的黑白板画！遥望城北，我想如果镇边楼还矗立在这皎洁的月光中，那该是何等的雄伟和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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