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文学阅读为何必须是……自由的、孤独的？

The House of Government: 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前几天结束了在加州的几处森林公园的自驾漫游之后，开始在洛杉矶Diamond Bar的一座半山住宅里看书、画画，日子突然变得悠闲起来。14日（周一）晚上传来哈罗德·布鲁姆去世的消息，在网上看了《纽约时报》记者在下午6点多发出的报道：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当天在纽黑文的一家医院去世，时年89岁。他一生总共出版了40多部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就是《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1973年）和《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1994年)，据说前者曾被翻译为40多种语言出版。布鲁姆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最权威、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当然也有人称他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评论家，或许是因为他对文学上的精英主义的坚持和对后现代理论与流行文学的态度，同时我们也不必讳言他在《西方正典》的核心入选名单中明显存在的偏见。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布鲁姆的全部文学写作的核心是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和对伟大的经典作品的研究与推崇。他在《莎士比亚：人类的发明》（1998年）中宣称莎士比亚就是上帝，他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就像现实中的人一样真实，是莎士比亚塑造了西方人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在这里当然有过分的神化倾向，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或许正有一种提升、引领的力量。在《西方正典》中，他谈到对文学阅读与人的关系的理解，显然排除了世俗的功利性，排除了通过文学阅读改造他人与社会的目的，认为阅读文学的真正作用在于通过文学中的审美力量使我们学会如何和自己说话、如何接受自己和与自己相处。无论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赛等伟大作家，“真正的功用是促进一个人内在自我的成长。……西方正典唯一的贡献是它适切地运用了个人自我的孤独，这份孤独始终是一个人与自身有限宿命的相遇”（布鲁姆《西方正典》，上卷，第41页，高志仁译，立绪文化，1998年）。这是一种典型的布鲁姆式的精神成长教育，阅读必须是自由的，同时也是孤独的；其核心是如古典圣哲所说的，一切伟大的精神教育都在于认识自己、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在我的西方文学阅读记忆中，不知从何时开始悄悄打上了布鲁姆式的印记：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对影响与焦虑的思考以及对古典阅读衰落的惋惜。布鲁姆对伟大文学的持久性从总的来说持有悲观的看法，他曾经充满忧虑地说，以后大学中的“英语系”将变为“文化研究系”，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和华莱士·史蒂文斯将会被蝙蝠侠漫画、摩门教主题公园、电视、电影和摇滚所取代；曾经是精英的大学和学院可能仍然会提供一些关于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课程，但讲授这些课程将只是三四位教授，就像教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师。我由此而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有人会比他更热爱古典文学。是的，“热爱古典文学”，我从身边一位学过一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青年学子对古典文学的酷爱中意识到在今天要说出这句话是多么不容易。今天，在布鲁姆刚刚去世之际，我们在谈论这位学者为文学阅读的一生的时候，是否想到应该像布鲁姆那样，与文学相濡以沫，在心灵的孤独中领受伟大的文学正典对我们的安慰，在妖言惑众的时代中坚信文学的伟大与崇高价值？我想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与文学的关系最后可能会貌合神离。

哈罗德·布鲁姆

或许作为教师和阅读者的布鲁姆更使我感到亲切。布鲁姆的天性适合做教师，因为他喜欢所有“可爱的东西”，比如“小孩子”；他对男女学生都称作“亲爱的”，然后亲吻他们的头顶。他的妻子珍妮·布鲁姆（Jeanne Bloom）说，布鲁姆上周四在耶鲁大学上了最后一堂课。在89岁的高龄还能给学生上课，这真是一种幸福。布鲁姆称自己为阅读的“狂魔”，是很多读书迷所神往的那种达人境界。他说他可以在一小时内阅读和吸收一本400页的书。他的朋友、哲学教授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对记者说，看着布鲁姆教授读书是“恐怖”的。他自称可以一字不漏背诵莎士比亚和威廉·布莱克的全部作品和米尔顿的《失乐园》、希伯来圣经和埃德蒙·斯宾塞的《仙女》等。这说法或许不无夸张，但是布鲁姆有惊人的阅读记忆力却是可以肯定的。

我想到此刻在我家里的书架上静静排列的那套“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7、8月），已经出版的是巴黎、伦敦、罗马、都柏林、纽约、圣彼得堡等6本都市“文学地图”，布鲁姆作为丛书主编写了一篇《总序：心灵之城》，并为每一本都写了一篇“序言”。人类所建造的伟大都市与文学家心灵的伟大创作当然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在都市的街道、建筑和都市人的生活中无不铭刻着文学家的心灵印记。随着时光流转，都市的岁月沧桑中总是残留着文学的不灭魅影。当我们走在罗马著名的西班牙台阶上的时候，会想起疾病缠身和失恋的济慈曾经住在这旁边的房子里，他在弥留之际透过棕色的窗户向外凝视，目光停留在我们脚下的这些台阶上，“它们是他看到的尘世间最后一道风景”（转见福斯特、马尔科维茨《罗马文学地图》，第156～157页，郭尚兴等译，上海交大出版社，2011年8月）。布鲁姆在总序“心灵之城”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从作家与文学名城的关系论述城市的重要性；二是关于都市是文学的主题和元素，都市对文学创作所具有的更加重要的作用。布鲁姆以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为哺育西方作家的精神源头，因此把都市与作家紧密联系起来：“所有艺术上有所造诣的西方作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亚历山大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到公元3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一直是精神和心灵之城。”（总序）我曾经两度到过亚历山大城，尽管“亚历山大作为心灵之都的辉煌已如过眼云烟”，但是的确仍然感到有种莫名的激动，除了布鲁姆说的文学心灵之都，更有西方古典世界的结局与转折的历史之感。

布鲁姆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强调当然毫无疑问是要坚持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似乎把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其他价值对立起来了，比如他坚持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社会文件（social document），不应因为其政治或历史内容而被阅读，而应首先享受其带来的审美乐趣。但是从我们自身的文学阅读经验来看，热爱文学往往与思考政治与社会有难以分割的联系，文学曾经是我们在底层社会和校园生活中点燃政治激情和道德勇气的篝火，我们曾经在一本本私下流传的古典文学作品和散发着油墨味的校园文学刊物中沟通着对历史与政治的理解，我们在《双城记》、《悲惨世界》这样的经典小说中同时接受了美学和政治学的教育，几乎可以说那时所有真正的文学青年也都是政治青年。因此我至今仍然珍惜在那种时代氛围中文学与政治的结缘，珍惜在文学阅读中感受的正义感与审美力量的融合。

但是反过来，我也认为布鲁姆说“时下那些对奥斯丁作品进行“政治化”阅读的人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她的作品”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应该特别记得他的提醒：“奥斯丁委婉地提醒我们应该摒弃“伪善”。依照约翰逊博士的看法，所谓“伪善”就是说一些悦耳的陈词滥调、人云亦云的套话。这些东西在奥斯丁看来毫无用处，对于我们也不例外。”因此，真正应该驱除的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扭曲，应该驱除的是文学阅读中的虚假的、充满陈词烂调的政治化解读。

在布鲁姆刚离开他所挚爱的文学与世界的时候，虽然我并非西方文学的研究者，但是作为他的读者并且从他的著作中领受过对文学与古典精神的敬意，无论如何应该向这位文学批评教授和古典精神的传播者致敬。

古今中外，如何解决政府公职人员及其家属的住宅问题，是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分，也是有意义的历史学研究课题。中国古代在唐宋时期就有官邸制度，在京师有为少数高官提供的官邸，在地方州、县有官员及其家眷居住的内衙；但是官员只有在任时的居住权，离任后即要把房产交回给管理部门。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各自的官员住房制度，原则与中国古代的官邸制度也都是相似的；官员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人一走，楼就还。实际上，在这个制度中衍生出来的权力政治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研究视角，无疑超出了官邸制度本身，但是这些现象和研究视角却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可能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权力政治及官场潜规则等看起来与官邸制度所要解决的空间问题不是同一范畴。因此，官邸制度的研究似乎只是关乎官员住宅的分配与管理，其研究视角与论域很难拓展。以研究权力政治与国家机器为对象的历史学家如果希望在空间（官邸）的管理制度与国家政治运作之间寻找有实质性关联的议题和研究方法，恐怕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更敏锐的想象。

在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历史学家尤里·斯莱茨基 (Yuri Slezkine)的新著The House of Government: 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以苏联的一幢政府公寓为研究视角，为读者透过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部分上层公职人员的生活与事业研究俄国革命在精神、种族、信仰等层面上的历史驱动力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相当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官邸研究中拓展出一种观察、研究政治革命的历史研究论域。前些日子在纽约匆匆翻阅了一下这部有1000多页的大书，也和把这部书介绍给我的一位青年学子讨论了俄国革命历史叙事的范式问题，以及在历史叙事中的文学性问题和这个书名所引起的联想。所谓“the House of Government”指的是一幢苏联时期位于克里姆林宫对面的莫斯科河对岸洼地、于1931年落成的政府公寓大厦，由8幢9到11层的楼宇连结在一起，到30年代中期有大约700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在这里居住，每套公寓都配备了齐全家具，公共活动的场所包括了电影院、图书馆、网球场和射击场，在当时是欧洲规模最大的住宅建筑。在其居民中包括人民委员、副委员长、红军司令、马克思主义学者、古拉格官员、国企总经理、外国共产党战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还有他们的女佣和家庭女教师，在他们中间有尼基塔·赫鲁晓夫与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199号公寓）、斯大林的外交大臣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14号公寓）、古拉格系统的首席设计师马特维·伯曼（141号）、尼古拉·布哈林的亲属（470号）……由此来看，“The House of Government”的意思比较明确，大体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政府高干楼，但是如何翻译得好仍要费点思考，译为“政府公寓”或“政府大厦”都不太理想。该书的副标题“俄国革命的传奇”表明了作者的研究视角是关于革命的政治史，一幢政府公职人员的公寓不是因为在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等方面有何特别突出的特征或成就，而是因为作者在这个house与“俄国革命”之间建构了一种极为独特和复杂的传奇般的联系，这样视角和论域无疑很独特、很新颖。从研究对象来说，这样的论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可遇而难求的，而且需要研究者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力。

斯莱茨基在这部1000多页的巨著中依靠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如信件、日记、数百张罕见的历史照片和采访资料，把建筑与人、历史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等视域熔铸于一体，描绘出一卷色彩斑斓、神秘莫测的革命传奇。全书分为三部分：一、“在路途上”，讲述俄国革命的前世今生历程，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如何在狱中和流亡途中呼唤激进的革命，如何建立起激进的社会制度和阶级专政；二、“在家里”，深度地切入了这幢“house”的社会结构与它所揭示的政治经济学，描述了“五年计划”的蓝图与实践、“政府大厦”和其他苏联建筑、家庭内部的分工等论题；三、“审判中”，叙述了“大清洗”的恐怖、老布尔什维克一代的最后牺牲以及革命后代的救赎和叛教，最后是作为千禧信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终结。有评论者认为“这本史书描述了那些被自己的事业所吞噬的布尔什维克的人生”，或许可以看作是该书最简洁的广告语。早在1994年，斯莱茨基在《斯拉夫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苏联作为公共公寓，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促进种族特殊主义》的文章，在2004年出版了专著《犹太人世纪》（The Jewis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都可以看作是这部叙事规模更为宏大的“The House of Government”的序曲。在这部“政府公寓”中，民族与国家、个人与集体、家庭与社会、信仰与虚无、游荡与回家、解放与囚禁、背叛与忠诚、天堂与地狱……相互纠缠，没有什么是孤立的或单向度的。这幢公寓既是阳光下的建筑实体，也是一个经历着革命动荡的多民族社会和古老信仰与新生激进意识形态相激荡的精神载体，核心剧情是俄国革命者从“青春之歌”到公寓阳台暮色中的“耳语者”心灵历程。与通常我们比较熟悉的俄国革命历史叙事范式不同的是，尤里·斯莱茨基在这幢“政府公寓”空间定位中所标示的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而且有更为复杂和诡异的种族、宗教和文化人类学叙事，从这样的特殊角度揭示出俄国革命的历史驱动力及其残酷魅影。

作者在全书的“结语”中说“俄国革命结束于它的开始”（p.947）,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说法。革命以末日的方式结束：革命先知消失，党人芳华不再，热情消退；洼地的生活恢复正常，仿佛革命从未降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会在一代人之后死去？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比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治更长久？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后代在打破许多禁令、抛弃许多虚假主张和失败的预言时，却无法保持其父辈的信仰？……(p.951)斯莱茨基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提出思考，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抑制非国有财产的国家。斯大林死后，这个国家承诺要履行社会主义“按需分配”的承诺。”但是，“事实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更好地满足为此目的而形成的需求”。（p.952）这或许也是梦醒之后的历史回归，虽然并非历史的终结。这幢House of Government今天仍然在那里，其中一间公寓现在是博物馆，其余为私人住宅。物是人非，留给历史学家的是一份精神史的考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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