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在我们的时代里 他们的世界本不应如此寂静
编者按：《寂静的孩子》是作家袁凌历时四年走访、探察、记录、沉淀，全新写就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袁凌将他的目光聚焦到了孩童的身上，他关注当下中国城乡儿童的生存困境，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条件、日常劳作和精神状态，认真倾听孩子的声音，最终完成了这一份关于孩童的生活和人性记录。本文原题《缝纫机和大富翁》
浦涛路街边的一个小公园里，蒋政宇赤着脚，一圈圈踩有按摩效果的圆石子路。妈妈却不怎么敢尝试，她的功夫主要在手上。白天的喷泉和人工瀑布已经谢幕，刚才政宇燃放了一把小孩玩的“快乐王”烟花棒，像是一些萤火撒落，短暂地照亮了黑暗的场地，算是在禁放爆竹的上海，为过年添上一个小小的节目。这是大年初二的晚上，上海闵行的天气并不冷，但母子俩的年节也不热闹，甚至连年夜饭也忽略了。对于长年只有母子俩的小家来说，团年的意义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家在远离地铁8号线终点的某小区单元楼一层，除了母子俩，最显眼的是几台规模不小的缝纫机器，比在商场工作室的还要大上一号。以前母子住在一间铁皮屋里，这些机器也是屋顶下的主角。它们在母亲双手的操持下活动起来，轧轧作响中维持着母子俩的生计，还有在闵行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想法，其中主要是上五年级的政宇的未来，就像母子俩时常玩的“美国大富翁”游戏。但这毕竟是一片异乡的土地，春节仍不允许燃放烟花，细丝星星的闪光很快落地。下半年政宇就面临着回安徽老家上学的前景，母子俩八年来首度分离，或者妈妈和政宇一同回乡，与这里的天气、人群和未来彻底告别。上海闵行，蒋政宇的妈妈在做衣服。
缝纫机 小花
妈妈的工作室在闵行区绿地乐和城商场的三楼，没有招牌，上一家承租商户的招牌“我的焕颜吧”还没有取下。屋里最显眼的除了机器，是成衣、布料和线圈，此外是量体和取货的顾客。母子俩在其中没有特别的位置，妈妈总是在缝纫机前的坐凳上，留给政宇的是另一台锁边机，和一只方凳，机台上摆满护手霜饭盒文具菊花罐等零碎什物，政宇在其间摊开课本，做家庭作业。五颜六色的线圈绕成纺锤排列在他头顶的架子上，像是一行行栽培的蘑菇。
政宇在就读的浦江文馨学校是个好学生。这是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但条件不错，有一些外来公益组织开设的“梦想课堂”“春雨计划”等项目，在近期的拆违清退风波中，它也一时无虞。英语是政宇特别感兴趣的功课，经常张口在说。他参加了“春雨计划”国际救援志愿者组织，学习防震减灾知识，外国志愿者告诉他“长大了可以来组织工作”。
周末在乐和商城里，政宇也找机会练英语，蹭Wi-Fi看英文动画片，学《冰雪奇缘》的主题歌。妈妈工作室附近有一家迪迪龙英语辅导机构，有外教上课，政宇常常过去蹭课，站在门口的小圆洞外边听上一节课，和工作人员混熟了，人家也不赶他，有时还会给他一个凳子坐。学到了一两句纯正的外教口语，政宇就很兴奋。
他并不是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的乖乖男，单眼皮下面长长的眼睛时常在活动，好奇地观察什么，即使是在做作业学外文歌的时候，身体也时常在扭动，遵循无形中的某种节奏，起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滑步的感觉更明显。这是他的另一大爱好，在课堂上学来的鬼步舞，“随时都想跳”。让他遗憾的是做不出迈克尔·杰克逊的王牌动作“45度倾斜”，“学不会”。
政宇还有别的兴趣：研究昆虫，有一次捉住一只昆虫，壳没了，感觉它的内脏特别细致精密，还曾经被打屁虫的气味熏到过；周六和伙伴一起打“火影忍者”。这没有妨碍他的学习。“邻居小孩今天还没写完的功课，政宇周五晚上就做完了。”妈妈说。三年级时政宇考过全班第一。
妈妈蒋小三也是一个好学生。十一年前她在家乡安徽砀山县的时候，干的不是裁缝这行，和哥哥一起卖了六年小百货。初中毕业后她跟师傅学过几天缝纫，来到了上海捡起底子，认真拜师学艺，师傅现在还时常来店里帮衬，蒋小三做针织，师傅做梭织，可以互相介绍客户。
周末是人流多的时候，大多是女客。个子不高的妈妈站在身材形形色色的顾客面前，拿着一把皮尺，丈量乳房、肩部、腰围、臀部、手腕，在定制单上记下尺码，手绘出款式，还有特别的标注，比如老人、斜肩等，前一天有个老人背上有个臌包，要穿得松，年轻人又喜欢紧一点。有次一个人背上凹进去一块，裁剪时要把那一块给他收掉。顾客走后，妈妈踩响缝纫机踏板，皮带轮呼呼噜噜转动，一会儿又拿蒸汽斗熨衣服，工作台上水雾氤氲。
顾客多是上海本地老阿姨，妈妈说她们有些人“是心疼我，看我八年过得辛苦”。政宇说“都是回头客”。下楼玩时认识了陌生人，政宇总是推销妈妈的手艺，邀请她们去店里看看，“自己愿意这样”。
由于没有本钱，妈妈做的是来料加工，这样可以不用囤布，少了成本压力，只需要购置一些辅料，但也因此缩减了利润空间，一件连衣裙只能挣百多块手工费，一天只能做出一件多，针织上衣也就做个三四条，还要自己包辅料。平时干到晚上九点多，前一段赶工，早上六点起床，八点开门干活，忙到晚上十点半，十一点睡觉，中间穿插着接送政宇来去学校，做两个人的早晚饭，午饭通常是饭盒带到工作室解决，连带各种家务，周末也没有休息日。“感觉她特别辛苦，”政宇说，“养活了我就算不错了。”
有一个做裁缝的母亲，也给政宇带来了便利：不缺穿。身上所有的内衣都是妈妈织的。别人给的二手羽绒服手腕部位有了破口，妈妈绣一个蝴蝶结遮住；政宇还让妈妈在胸前贴了一个卡通人图像，“妈妈贴的位置低了点”。过年妈妈给政宇在网上买了一件红羽绒服，裤子自己做，还粘了一个小老鼠的商标，和羽绒服内衬上的皇冠标志相配。妈妈和政宇说衣服要两千多，吓得他闭了口，后来知道是99元。
妈妈日常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针织款式，她喜欢在T恤的前襟添上一支小花，有点像从家乡的路旁采撷来的。朋友圈里的自拍也都经过美颜，似乎出自职业需求。
机台上小瓶里盛着菊花，是一个顾客送的，每天要喝，用来养护被针线活计磨损的视力。
另外是趁“双十一”降价买的一盒藏红花，用于抹手，冬天妈妈的手整天露着干活，还要骑电动车，皴裂得不好收拾。店里有空调不舍得用，拿胶布贴上了，家里也没有取暖器。这双手背上有坚硬的茧茬，是长年被剪刀箍勒出的，意外地比手心更多。政宇的耳垂和手上也有冻疮的陈迹，一到冬天就会复发。
除了室内的寒冷，这也来自母子电动车的艰辛之路。没有校车和方便的公交车，妈妈需要早上骑电动车送政宇到学校，自己折回商城开业，晚上再骑车去学校，接政宇回家。上二年级那年，因为妈妈下班晚，政宇放学后要上一个晚读班，等妈妈九点多去接回家。有次起了大雾，骑车看不见路，妈妈关了电池，让政宇坐在熄了火的车上，推了两个小时才到家。后来政宇长大了一些，母子一块走路，母亲鞋带松了，政宇会蹲下身去结。电瓶车没电了，政宇要妈妈坐在车上，让他一路推到现在住的小区。
电动车和几台缝纫机器一样，是母子的重要财产。对于店面所在的商城，政宇最深的印象是货运电梯里的铁锈味儿，因为母亲怕电动车停在楼下被窃，每次要搭乘黄乎乎生锈的货运电梯到二楼，有时进辅料回来拎着大编织袋子，也需要乘货梯，货梯里的气味让政宇一路皱着鼻翼。这会让政宇依稀感觉回到了从前，和妈妈栖息在一处铁皮屋顶下。铁皮棚屋在一个叫“勤俭”的城中村里，靠近布料批发市场。前两年城中村被拆除，布料市场也迁来了乐和城商场，母子才搬来附近的小区。
妈妈租下那里，除了便宜，是因为需要空间来堆放几台笨重的机器。铁皮屋顶下的空间并不大，外面一个小间摆上裁剪台子作为店面，剩下四台机器和母子的床一起摆在里间，只有一个小窗户透气。墙壁是单层的砖头，大约是为了等待拆迁特意起的违建。
不必说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寒冷，最窘迫的是另几宗事：用来固定铁皮屋顶的钉眼总是漏水，上海的雨水又多，总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有时床上都放了两个盆接水，母子到外间裁剪台上过夜。“最严重的时候，连电饭煲的内胆都拿出来接，屋里放了七八个盆。”母亲微笑起来说。冬天刮北风，墙壁往外倾斜了十厘米，把铁丝拽断了，裂开一道豁口，拿塑料泡沫堵起来，外面用柱子顶着，这样过了一个冬天，妈妈说“是村里最差的房子”。
政宇上晚读班的那年冬天，因为夜深骑电动车实在太冷，母子还在学校附近租过一个隔断间，和六家人住在一起，却从没串过门。两年之前搬到了现在的小区。
这总算是一个居民商品房小区，妈妈租的是物业的自用房，入住时完全是毛坯，妈妈自己当起了装修工人。“开始连门都没有”。正好小区有一家人装修，扔掉拆下来的旧门，被妈妈捡回来，一共捡了三道门，都用上了。地板、地砖都是捡的，卫生间贴的墙砖也是从建材市场捡回来的废料，有好几种颜色，用三天时间贴起来，请了一个老乡来帮着铺地砖做防水。买来水泥石灰涂料，妈妈自己刷墙，政宇帮着提桶。最后捡回来一具沙发。在什么都是捡来的这个家里，政宇和妈妈总算过上了屋顶牢靠的生活。
虽然是物业自用的毛坯房，租金仍然比铁皮屋涨了一倍多，到了一千两百多块，明年附近通地铁，物业更是放风会再涨1000元。这让母子俩的生活成本上升了不少。工作室和住处的房租加在一起，眼下已经到了4200元。加上政宇每月上补习班一千多元的学费，每学期一千多的饭费，是最固定的支出。下半年的补习费，老师考虑到政宇家里困难，一直没有开口催。
另外的一宗花费来自老家。赡养父母之外，当年和蒋小三搭伙卖百货的哥哥先天残疾，后来又患上胃癌，妻子被娘家人接走，每年小三都要支援哥哥几千块钱。哥哥夏天去世，留下一儿一女，分别在上小学和初中。夏天哥哥去世前，蒋小三带着放暑假的政宇回家，在支付宝“花呗”上透支了两万块钱给哥哥，让他有点安慰，“知道他走了，孩子还是有依靠”，为此小三背上了三万块债务。眼下两个侄子上学每月各要近三百块费用，也由蒋小三发红包过去。
这些都只是靠蒋小三一双手，剪、裁、缝、熨、织，变着法儿挣出来。第一年到上海，生意没有做开，一件衣服挣五六块钱，一天收入四五十块钱。住在铁皮屋里的第一个冬天，小三“没有吃一口肉”，春节没有路费，朋友给了一千块钱，才能够回家。那年冬天吃的菜，基本都是周围的农民老太太给的，感冒了没钱买药。眼下大宗固定开支加上母子的日常花费，仍旧只能打平，难以在上海的地头落得一笔积蓄。
一个朋友对蒋小三说：“我要过你的日子，早就神经出毛病了。”
母子租住的小区房里，最显眼的仍然是机器，和蘑菇一样的各色线圈，四处堆积的布料衣服，倒因此不觉得冷。
有时候妈妈关店早，会骑电动车先回家吃饭，干一些打扣眼和绣花之类的活计，再去补习班接政宇。机器声音大了，小区邻居有意见，只好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夏天机器发热，浑身冒汗。
房子看上去是简单装修过一遍，但处处透着自己动手的粗放痕迹，卫生间的瓷砖缝隙宽窄不一，瓷砖大小和颜色各异，厨房的地面显得不平，墙上也露出深浅不一的粉刷层次。屋子没有产权证，不能接入煤气管道，妈妈找附近乡下熟人换煤气，年前刚买过了一罐。
下午时分，妈妈去小区空地收了一大摞晾洗过的衣服被褥回来，是积压了很久，趁着过年两天空闲，今天天气不算冷洗的。另外有年前洗过的一大塑料袋鞋子，因为下了几天雨，怕返潮了又拿出来晒。几乎都是政宇的，只有一双属于妈妈。
缝纫机台子上有两只政宇小时候抱的毛绒玩具，一只泰迪熊和两岁时买的驴。政宇喜欢泰迪熊，把它叫作“撒气熊”，眼下熊的肚子变得很扁，头和屁股被挤大了，这是政宇五年来拳头“撒气”的结果。
虽然从两岁起缺少了父亲，只见过照片，政宇和母亲的生活中，却并无多少互相撒气的时刻。在政宇看来，“感觉她(妈妈)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母爱”。母亲也知道政宇心疼自己，冬天睡觉前打热水泡脚，会先给妈妈泡。倒是妈妈看了书，有点担心儿子到了年龄一点儿不叛逆，“是不是不好”。
至于父亲，只有一个稀薄的背影，似乎不需要提起。当初是爸爸主动离家，政宇说原因是“不想让我和妈妈太痛苦”，又说“爸爸每年只能挣一点儿，几百块”。在妈妈的讲述中，则是“两个人天天吵架，怕影响孩子”。自从离婚，妈妈再也没有找过对象，自己说“没那个心思，就不会遇到”。
在心里，她把自己结束单身的可能性推到了政宇成年之后。眼下政宇处于小升初时期，妈妈认为是关键阶段，现在只是辛苦自己一个，再找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影响孩子，“不想去赌”。政宇倒希望母亲找一个，“按自己想找的来”。除了有儿子陪伴，妈妈“一天太忙，没有时间孤单”。
在远离家乡的上海地头上，妈妈也并不缺朋友，除了互相帮衬的师傅，还有老乡和邻居。腊月二十七收工后，二十八妈妈特意做了一满桌菜，在家请客。政宇一一数得出妈妈炒了七个菜，他说妈妈是“一级厨娘”。他最爱的是妈妈出手的奥尔良鸡翅，而妈妈也不谦虚，“我去了肯德基，麦当劳都得关门”。红烧肉是妈妈的另一出拿手好戏，她自称结合了家乡和上海的做法，味道更为醇厚。
吃饭的时候，政宇规规矩矩先摆好妈妈和客人的碗，其后才是自己的，周六周日饭后涮碗的事也自动包了。有个朋友家里是开餐馆的，来吃饭时带了饺子皮，妈妈帮她剁馅，包好饺子送给她。以前这个朋友开婴儿游泳池，在勤俭村和政宇母子住处相邻，都是铁皮泡沫棚屋，两家互相照顾。
大年三十晚上，朋友的妈妈生病了，本人回了山东，委托妈妈忙活了一番。开始是出去买药，买不着又回朋友家四处找，总算翻到了，给老太太服下后，又和老人聊天到一点多才回来，年夜饭被母子忽略了，好在政宇从朋友家找到了一束旧年的烟花棒，能够偷着放一下，算是迎新了。
大年初一上午晒被子，下午整个用来补觉，晚上炒了一个菜吃蛋饼。对于年夜饭被忽略，政宇并没有遗憾，反正平时有了时间妈妈会做好的。
家里没有电视，春晚也是在手机上看的，政宇特别喜欢非洲的一组节目，说到长颈鹿是那里的共享单车，特别好玩。政宇还不能骑单车，但他是滑板高手，每天都会在小区里踩上两圈，“已经教了几个徒弟”。
除了看春晚，政宇和妈妈在家里也有了游戏项目，“美国大富翁”，近半月两人天天会玩上一局。妈妈总是输，但政宇说妈妈是让着他，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洛杉矶、芝加哥还是纽约，妈妈都不投资买楼盘、停车场、加油站、邮局，把这些机会通通让给政宇，这样政宇很快占有了很多产业，妈妈下次掷骰子再到这里，就需要交税，最后手头的筹码用尽。
妈妈希望政宇以后考上华东政法大学，当律师，“家里法盲太多”。政宇知道，妈妈不介意自己将来走得更远一些，或许真的在大富翁游戏里那些名字闪闪发光的城市立足，因此一再把机会留给自己。但眼下政宇即将告别上海，回安徽的老家去上学。
妈妈没有能力为自己和政宇在上海缴纳社保，这也意味着政宇没有就地上初中的机会。妈妈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让政宇在这里上完六年级，回家乡直接入学初中，上海的学制是六年级算作初中预科，和安徽不相匹配。因此暑假之后，政宇很可能回老家砀山。老家的教材版本也和上海不一样，妈妈为此还在去年暑假自学，给政宇补了五年级的课程，虽然妈妈自己也只是初中毕业，“不懂的上网查”。
在家乡和上海之间，政宇很难说哪头更熟悉。政宇出生后由妈妈带到上海，两岁零八个月时送回老家，请大姨带了三年，上一年级时又接来上海，直到十二岁的今天。因此老家有不少幼儿园的同学，和妈妈娘家亲戚的表哥表妹。
虽然政宇不适应老家的气候，“一回去秒长冻疮”，但暑假回乡，他也找到了不少和乡土有关的乐趣，刨了好多土蚕子喂鸡玩，还参加了挖花生的劳动。妈妈也希望他能熟悉一些田野里的情形。
在上海，政宇长年跟妈妈待在闵行区从学校到商城、住处的三角地带，坐地铁觉得稀奇。妈妈只是在去城隍庙市场采购线圈和橡皮筋辅料的时候，带他去外滩兜过一次。
浦江文馨学校的老师说，2016年孩子走了很多。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父母有居住证和灵活工作证，缴纳社保，能够继续让孩子在上海上学，但最多也就是再读两年，八年级一定会回老家，孩子们心理上没有把自己当作上海人。
回老家之后，一般是寄宿，学校条件有一定落差，活动也没有这边多，加上由随迁变为留守儿童，心理上会遇到困难。一些学习差的孩子回去后就辍学了，或者再读一两年后出门打工，再回流上海。
妈妈打算和政宇一起回去，“不能分开，让他做留守儿童”。但回去不是那么容易。几台机器就是大麻烦，买价一共花了五万多，假如不干了，出手只能卖作废品。即使机器运回了老家，那边针织成衣没这边的市场，不知道能否继续干这个。留在上海，意味着母子再次分离。
2018年，小公园放烟花的夜晚过去了，政宇的赤脚也不再踩在都市的健身石子路上。世事依循它的律例前行，暑假过后，政宇结束了在上海的五年学业，回了安徽老家。妈妈的工作室另换了地方，住处的租金涨到了1700元，在上海屋檐下缝补打拼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似乎一副最长的线圈，从轴上拆下来，可以从妈妈的心口，一直牵到老家砀山的乡下，缀到政宇的心口上，时间和距离不能挣断。
本文摘自《寂静的孩子》，袁凌 著，中信出版集团·大方工作室201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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