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在我们的时代里 他们的世界本不应如此寂静

澎湃新闻 2019-06-28 13:38 大字

编者按:《寂静的孩子》是作家袁凌历时四年走访、探察、记录、沉淀,全新写就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袁凌将他的目光聚焦到了孩童的身上,他关注当下中国城乡儿童的生存困境,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条件、日常劳作和精神状态,认真倾听孩子的声音,最终完成了这一份关于孩童的生活和人性记录。本文原题《缝纫机和大富翁》

浦涛路街边的一个小公园里,蒋政宇赤着脚,一圈圈踩有按摩效果的圆石子路。妈妈却不怎么敢尝试,她的功夫主要在手上。白天的喷泉和人工瀑布已经谢幕,刚才政宇燃放了一把小孩玩的“快乐王”烟花棒,像是一些萤火撒落,短暂地照亮了黑暗的场地,算是在禁放爆竹的上海,为过年添上一个小小的节目。这是大年初二的晚上,上海闵行的天气并不冷,但母子俩的年节也不热闹,甚至连年夜饭也忽略了。对于长年只有母子俩的小家来说,团年的意义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家在远离地铁8号线终点的某小区单元楼一层,除了母子俩,最显眼的是几台规模不小的缝纫机器,比在商场工作室的还要大上一号。以前母子住在一间铁皮屋里,这些机器也是屋顶下的主角。它们在母亲双手的操持下活动起来,轧轧作响中维持着母子俩的生计,还有在闵行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想法,其中主要是上五年级的政宇的未来,就像母子俩时常玩的“美国大富翁”游戏。但这毕竟是一片异乡的土地,春节仍不允许燃放烟花,细丝星星的闪光很快落地。下半年政宇就面临着回安徽老家上学的前景,母子俩八年来首度分离,或者妈妈和政宇一同回乡,与这里的天气、人群和未来彻底告别。上海闵行,蒋政宇的妈妈在做衣服。

缝纫机 小花

妈妈的工作室在闵行区绿地乐和城商场的三楼,没有招牌,上一家承租商户的招牌“我的焕颜吧”还没有取下。屋里最显眼的除了机器,是成衣、布料和线圈,此外是量体和取货的顾客。母子俩在其中没有特别的位置,妈妈总是在缝纫机前的坐凳上,留给政宇的是另一台锁边机,和一只方凳,机台上摆满护手霜饭盒文具菊花罐等零碎什物,政宇在其间摊开课本,做家庭作业。五颜六色的线圈绕成纺锤排列在他头顶的架子上,像是一行行栽培的蘑菇。

政宇在就读的浦江文馨学校是个好学生。这是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但条件不错,有一些外来公益组织开设的“梦想课堂”“春雨计划”等项目,在近期的拆违清退风波中,它也一时无虞。英语是政宇特别感兴趣的功课,经常张口在说。他参加了“春雨计划”国际救援志愿者组织,学习防震减灾知识,外国志愿者告诉他“长大了可以来组织工作”。

周末在乐和商城里,政宇也找机会练英语,蹭Wi-Fi看英文动画片,学《冰雪奇缘》的主题歌。妈妈工作室附近有一家迪迪龙英语辅导机构,有外教上课,政宇常常过去蹭课,站在门口的小圆洞外边听上一节课,和工作人员混熟了,人家也不赶他,有时还会给他一个凳子坐。学到了一两句纯正的外教口语,政宇就很兴奋。

他并不是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的乖乖男,单眼皮下面长长的眼睛时常在活动,好奇地观察什么,即使是在做作业学外文歌的时候,身体也时常在扭动,遵循无形中的某种节奏,起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滑步的感觉更明显。这是他的另一大爱好,在课堂上学来的鬼步舞,“随时都想跳”。让他遗憾的是做不出迈克尔·杰克逊的王牌动作“45度倾斜”,“学不会”。

政宇还有别的兴趣:研究昆虫,有一次捉住一只昆虫,壳没了,感觉它的内脏特别细致精密,还曾经被打屁虫的气味熏到过;周六和伙伴一起打“火影忍者”。这没有妨碍他的学习。“邻居小孩今天还没写完的功课,政宇周五晚上就做完了。”妈妈说。三年级时政宇考过全班第一。

妈妈蒋小三也是一个好学生。十一年前她在家乡安徽砀山县的时候,干的不是裁缝这行,和哥哥一起卖了六年小百货。初中毕业后她跟师傅学过几天缝纫,来到了上海捡起底子,认真拜师学艺,师傅现在还时常来店里帮衬,蒋小三做针织,师傅做梭织,可以互相介绍客户。

周末是人流多的时候,大多是女客。个子不高的妈妈站在身材形形色色的顾客面前,拿着一把皮尺,丈量乳房、肩部、腰围、臀部、手腕,在定制单上记下尺码,手绘出款式,还有特别的标注,比如老人、斜肩等,前一天有个老人背上有个臌包,要穿得松,年轻人又喜欢紧一点。有次一个人背上凹进去一块,裁剪时要把那一块给他收掉。顾客走后,妈妈踩响缝纫机踏板,皮带轮呼呼噜噜转动,一会儿又拿蒸汽斗熨衣服,工作台上水雾氤氲。

顾客多是上海本地老阿姨,妈妈说她们有些人“是心疼我,看我八年过得辛苦”。政宇说“都是回头客”。下楼玩时认识了陌生人,政宇总是推销妈妈的手艺,邀请她们去店里看看,“自己愿意这样”。

由于没有本钱,妈妈做的是来料加工,这样可以不用囤布,少了成本压力,只需要购置一些辅料,但也因此缩减了利润空间,一件连衣裙只能挣百多块手工费,一天只能做出一件多,针织上衣也就做个三四条,还要自己包辅料。平时干到晚上九点多,前一段赶工,早上六点起床,八点开门干活,忙到晚上十点半,十一点睡觉,中间穿插着接送政宇来去学校,做两个人的早晚饭,午饭通常是饭盒带到工作室解决,连带各种家务,周末也没有休息日。“感觉她特别辛苦,”政宇说,“养活了我就算不错了。”

有一个做裁缝的母亲,也给政宇带来了便利:不缺穿。身上所有的内衣都是妈妈织的。别人给的二手羽绒服手腕部位有了破口,妈妈绣一个蝴蝶结遮住;政宇还让妈妈在胸前贴了一个卡通人图像,“妈妈贴的位置低了点”。过年妈妈给政宇在网上买了一件红羽绒服,裤子自己做,还粘了一个小老鼠的商标,和羽绒服内衬上的皇冠标志相配。妈妈和政宇说衣服要两千多,吓得他闭了口,后来知道是99元。

妈妈日常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针织款式,她喜欢在T恤的前襟添上一支小花,有点像从家乡的路旁采撷来的。朋友圈里的自拍也都经过美颜,似乎出自职业需求。

电动车 铁皮屋

机台上小瓶里盛着菊花,是一个顾客送的,每天要喝,用来养护被针线活计磨损的视力。

另外是趁“双十一”降价买的一盒藏红花,用于抹手,冬天妈妈的手整天露着干活,还要骑电动车,皴裂得不好收拾。店里有空调不舍得用,拿胶布贴上了,家里也没有取暖器。这双手背上有坚硬的茧茬,是长年被剪刀箍勒出的,意外地比手心更多。政宇的耳垂和手上也有冻疮的陈迹,一到冬天就会复发。

除了室内的寒冷,这也来自母子电动车的艰辛之路。没有校车和方便的公交车,妈妈需要早上骑电动车送政宇到学校,自己折回商城开业,晚上再骑车去学校,接政宇回家。上二年级那年,因为妈妈下班晚,政宇放学后要上一个晚读班,等妈妈九点多去接回家。有次起了大雾,骑车看不见路,妈妈关了电池,让政宇坐在熄了火的车上,推了两个小时才到家。后来政宇长大了一些,母子一块走路,母亲鞋带松了,政宇会蹲下身去结。电瓶车没电了,政宇要妈妈坐在车上,让他一路推到现在住的小区。

电动车和几台缝纫机器一样,是母子的重要财产。对于店面所在的商城,政宇最深的印象是货运电梯里的铁锈味儿,因为母亲怕电动车停在楼下被窃,每次要搭乘黄乎乎生锈的货运电梯到二楼,有时进辅料回来拎着大编织袋子,也需要乘货梯,货梯里的气味让政宇一路皱着鼻翼。这会让政宇依稀感觉回到了从前,和妈妈栖息在一处铁皮屋顶下。铁皮棚屋在一个叫“勤俭”的城中村里,靠近布料批发市场。前两年城中村被拆除,布料市场也迁来了乐和城商场,母子才搬来附近的小区。

妈妈租下那里,除了便宜,是因为需要空间来堆放几台笨重的机器。铁皮屋顶下的空间并不大,外面一个小间摆上裁剪台子作为店面,剩下四台机器和母子的床一起摆在里间,只有一个小窗户透气。墙壁是单层的砖头,大约是为了等待拆迁特意起的违建。

不必说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寒冷,最窘迫的是另几宗事:用来固定铁皮屋顶的钉眼总是漏水,上海的雨水又多,总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有时床上都放了两个盆接水,母子到外间裁剪台上过夜。“最严重的时候,连电饭煲的内胆都拿出来接,屋里放了七八个盆。”母亲微笑起来说。冬天刮北风,墙壁往外倾斜了十厘米,把铁丝拽断了,裂开一道豁口,拿塑料泡沫堵起来,外面用柱子顶着,这样过了一个冬天,妈妈说“是村里最差的房子”。

政宇上晚读班的那年冬天,因为夜深骑电动车实在太冷,母子还在学校附近租过一个隔断间,和六家人住在一起,却从没串过门。两年之前搬到了现在的小区。

这总算是一个居民商品房小区,妈妈租的是物业的自用房,入住时完全是毛坯,妈妈自己当起了装修工人。“开始连门都没有”。正好小区有一家人装修,扔掉拆下来的旧门,被妈妈捡回来,一共捡了三道门,都用上了。地板、地砖都是捡的,卫生间贴的墙砖也是从建材市场捡回来的废料,有好几种颜色,用三天时间贴起来,请了一个老乡来帮着铺地砖做防水。买来水泥石灰涂料,妈妈自己刷墙,政宇帮着提桶。最后捡回来一具沙发。在什么都是捡来的这个家里,政宇和妈妈总算过上了屋顶牢靠的生活。

虽然是物业自用的毛坯房,租金仍然比铁皮屋涨了一倍多,到了一千两百多块,明年附近通地铁,物业更是放风会再涨1000元。这让母子俩的生活成本上升了不少。工作室和住处的房租加在一起,眼下已经到了4200元。加上政宇每月上补习班一千多元的学费,每学期一千多的饭费,是最固定的支出。下半年的补习费,老师考虑到政宇家里困难,一直没有开口催。

另外的一宗花费来自老家。赡养父母之外,当年和蒋小三搭伙卖百货的哥哥先天残疾,后来又患上胃癌,妻子被娘家人接走,每年小三都要支援哥哥几千块钱。哥哥夏天去世,留下一儿一女,分别在上小学和初中。夏天哥哥去世前,蒋小三带着放暑假的政宇回家,在支付宝“花呗”上透支了两万块钱给哥哥,让他有点安慰,“知道他走了,孩子还是有依靠”,为此小三背上了三万块债务。眼下两个侄子上学每月各要近三百块费用,也由蒋小三发红包过去。

这些都只是靠蒋小三一双手,剪、裁、缝、熨、织,变着法儿挣出来。第一年到上海,生意没有做开,一件衣服挣五六块钱,一天收入四五十块钱。住在铁皮屋里的第一个冬天,小三“没有吃一口肉”,春节没有路费,朋友给了一千块钱,才能够回家。那年冬天吃的菜,基本都是周围的农民老太太给的,感冒了没钱买药。眼下大宗固定开支加上母子的日常花费,仍旧只能打平,难以在上海的地头落得一笔积蓄。

一个朋友对蒋小三说:“我要过你的日子,早就神经出毛病了。”

饺子 大富翁 家乡

母子租住的小区房里,最显眼的仍然是机器,和蘑菇一样的各色线圈,四处堆积的布料衣服,倒因此不觉得冷。

有时候妈妈关店早,会骑电动车先回家吃饭,干一些打扣眼和绣花之类的活计,再去补习班接政宇。机器声音大了,小区邻居有意见,只好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夏天机器发热,浑身冒汗。

房子看上去是简单装修过一遍,但处处透着自己动手的粗放痕迹,卫生间的瓷砖缝隙宽窄不一,瓷砖大小和颜色各异,厨房的地面显得不平,墙上也露出深浅不一的粉刷层次。屋子没有产权证,不能接入煤气管道,妈妈找附近乡下熟人换煤气,年前刚买过了一罐。

下午时分,妈妈去小区空地收了一大摞晾洗过的衣服被褥回来,是积压了很久,趁着过年两天空闲,今天天气不算冷洗的。另外有年前洗过的一大塑料袋鞋子,因为下了几天雨,怕返潮了又拿出来晒。几乎都是政宇的,只有一双属于妈妈。

缝纫机台子上有两只政宇小时候抱的毛绒玩具,一只泰迪熊和两岁时买的驴。政宇喜欢泰迪熊,把它叫作“撒气熊”,眼下熊的肚子变得很扁,头和屁股被挤大了,这是政宇五年来拳头“撒气”的结果。

虽然从两岁起缺少了父亲,只见过照片,政宇和母亲的生活中,却并无多少互相撒气的时刻。在政宇看来,“感觉她(妈妈)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母爱”。母亲也知道政宇心疼自己,冬天睡觉前打热水泡脚,会先给妈妈泡。倒是妈妈看了书,有点担心儿子到了年龄一点儿不叛逆,“是不是不好”。

至于父亲,只有一个稀薄的背影,似乎不需要提起。当初是爸爸主动离家,政宇说原因是“不想让我和妈妈太痛苦”,又说“爸爸每年只能挣一点儿,几百块”。在妈妈的讲述中,则是“两个人天天吵架,怕影响孩子”。自从离婚,妈妈再也没有找过对象,自己说“没那个心思,就不会遇到”。

在心里,她把自己结束单身的可能性推到了政宇成年之后。眼下政宇处于小升初时期,妈妈认为是关键阶段,现在只是辛苦自己一个,再找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影响孩子,“不想去赌”。政宇倒希望母亲找一个,“按自己想找的来”。除了有儿子陪伴,妈妈“一天太忙,没有时间孤单”。

在远离家乡的上海地头上,妈妈也并不缺朋友,除了互相帮衬的师傅,还有老乡和邻居。腊月二十七收工后,二十八妈妈特意做了一满桌菜,在家请客。政宇一一数得出妈妈炒了七个菜,他说妈妈是“一级厨娘”。他最爱的是妈妈出手的奥尔良鸡翅,而妈妈也不谦虚,“我去了肯德基,麦当劳都得关门”。红烧肉是妈妈的另一出拿手好戏,她自称结合了家乡和上海的做法,味道更为醇厚。

吃饭的时候,政宇规规矩矩先摆好妈妈和客人的碗,其后才是自己的,周六周日饭后涮碗的事也自动包了。有个朋友家里是开餐馆的,来吃饭时带了饺子皮,妈妈帮她剁馅,包好饺子送给她。以前这个朋友开婴儿游泳池,在勤俭村和政宇母子住处相邻,都是铁皮泡沫棚屋,两家互相照顾。

大年三十晚上,朋友的妈妈生病了,本人回了山东,委托妈妈忙活了一番。开始是出去买药,买不着又回朋友家四处找,总算翻到了,给老太太服下后,又和老人聊天到一点多才回来,年夜饭被母子忽略了,好在政宇从朋友家找到了一束旧年的烟花棒,能够偷着放一下,算是迎新了。

大年初一上午晒被子,下午整个用来补觉,晚上炒了一个菜吃蛋饼。对于年夜饭被忽略,政宇并没有遗憾,反正平时有了时间妈妈会做好的。

家里没有电视,春晚也是在手机上看的,政宇特别喜欢非洲的一组节目,说到长颈鹿是那里的共享单车,特别好玩。政宇还不能骑单车,但他是滑板高手,每天都会在小区里踩上两圈,“已经教了几个徒弟”。

除了看春晚,政宇和妈妈在家里也有了游戏项目,“美国大富翁”,近半月两人天天会玩上一局。妈妈总是输,但政宇说妈妈是让着他,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洛杉矶、芝加哥还是纽约,妈妈都不投资买楼盘、停车场、加油站、邮局,把这些机会通通让给政宇,这样政宇很快占有了很多产业,妈妈下次掷骰子再到这里,就需要交税,最后手头的筹码用尽。

妈妈希望政宇以后考上华东政法大学,当律师,“家里法盲太多”。政宇知道,妈妈不介意自己将来走得更远一些,或许真的在大富翁游戏里那些名字闪闪发光的城市立足,因此一再把机会留给自己。但眼下政宇即将告别上海,回安徽的老家去上学。

妈妈没有能力为自己和政宇在上海缴纳社保,这也意味着政宇没有就地上初中的机会。妈妈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让政宇在这里上完六年级,回家乡直接入学初中,上海的学制是六年级算作初中预科,和安徽不相匹配。因此暑假之后,政宇很可能回老家砀山。老家的教材版本也和上海不一样,妈妈为此还在去年暑假自学,给政宇补了五年级的课程,虽然妈妈自己也只是初中毕业,“不懂的上网查”。

在家乡和上海之间,政宇很难说哪头更熟悉。政宇出生后由妈妈带到上海,两岁零八个月时送回老家,请大姨带了三年,上一年级时又接来上海,直到十二岁的今天。因此老家有不少幼儿园的同学,和妈妈娘家亲戚的表哥表妹。

虽然政宇不适应老家的气候,“一回去秒长冻疮”,但暑假回乡,他也找到了不少和乡土有关的乐趣,刨了好多土蚕子喂鸡玩,还参加了挖花生的劳动。妈妈也希望他能熟悉一些田野里的情形。

在上海,政宇长年跟妈妈待在闵行区从学校到商城、住处的三角地带,坐地铁觉得稀奇。妈妈只是在去城隍庙市场采购线圈和橡皮筋辅料的时候,带他去外滩兜过一次。

浦江文馨学校的老师说,2016年孩子走了很多。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父母有居住证和灵活工作证,缴纳社保,能够继续让孩子在上海上学,但最多也就是再读两年,八年级一定会回老家,孩子们心理上没有把自己当作上海人。

回老家之后,一般是寄宿,学校条件有一定落差,活动也没有这边多,加上由随迁变为留守儿童,心理上会遇到困难。一些学习差的孩子回去后就辍学了,或者再读一两年后出门打工,再回流上海。

妈妈打算和政宇一起回去,“不能分开,让他做留守儿童”。但回去不是那么容易。几台机器就是大麻烦,买价一共花了五万多,假如不干了,出手只能卖作废品。即使机器运回了老家,那边针织成衣没这边的市场,不知道能否继续干这个。留在上海,意味着母子再次分离。

2018年,小公园放烟花的夜晚过去了,政宇的赤脚也不再踩在都市的健身石子路上。世事依循它的律例前行,暑假过后,政宇结束了在上海的五年学业,回了安徽老家。妈妈的工作室另换了地方,住处的租金涨到了1700元,在上海屋檐下缝补打拼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似乎一副最长的线圈,从轴上拆下来,可以从妈妈的心口,一直牵到老家砀山的乡下,缀到政宇的心口上,时间和距离不能挣断。

本文摘自《寂静的孩子》,袁凌 著,中信出版集团·大方工作室201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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