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民反白莲教起义 坚壁清野龚景瀚献策（九）
川楚白莲教起义波及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五省，清廷共征调十多省数十万军队剿办。清道光年间进士、著名史学家魏源①所著的《圣武记》说：“自‘贼’起事，自报戡定，先后用兵九载，耗银达二万万两……而官兵乡勇之阵亡，与五省民之死难者，无得而稽焉……”川东北二十余州县是起义、征剿之主战场，大小战斗数百场，毙清军将佐200余名，（尤以东乡境内最多，毙清将11人），毙文官19人（东乡境内5人），毙乡勇头目、生员豪绅254人（东乡28人），毙乡勇8555人，（东乡2520人）。乱定之后，东乡没收白莲教徒田产以万亩计，作为官产（公产），地方政府责成冉××，龚××经手以贱价卖给地主豪强，起义人员幸存的家人沦为赤贫。
这场战乱的起因，清朝最高统治者嘉庆皇帝是最清楚的。他谕旨说：“达州首领王三槐、徐添德等惑众倡乱，亦缘奸胥哇役需索刁难，逆‘匪’供官逼民反之说，四支勾连，以致频处溃裂。总缘起事之初，地方官办理不善，激成事端。”
前面这段文字，不用解说，开宗明义阐释了白莲教“倡乱”的起因和性质。“官逼民反”“办理不善，激成事端”，这血泪教训统治阶级并未吸取，“天朝上国”江河日下，又生祸乱②。
摆完这段往事，朱老汉还有几件必须说明的事：
（一）关于白莲教的“教义”，我不敢妄言是非。纵观一两千年的农民起义，都是用谣言或迷信传言鼓动起来的。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造谣说自己是“真龙天子”。造反者当然不能以“凡间”“凡人”的地位和力量去造“天子”的反，也要借“天”的旨意和力量去造封建帝王的反，最低在心理上要达到与封建帝王相平等。尤其重要的是在迷信风行的古代，炮制“天意”的谣言往往能招揽大批民众，为起事创造硬性条件。如秦末陈胜吴广举兵反秦，陈胜搞的“鱼腹藏书——陈胜王”，以及学狐叫“大楚兴，陈胜王”，《水浒传》里碣石村埋碑，白莲教宣扬“弥勒佛当有天下”，即借助“天”“神”的力量造反就不足为奇了。
（二）历代封建统治者把“起义”者蔑称为“贼”“匪”，其活动称“谋反”“谋大逆”，要凌迟处死、灭族。你颠覆他的统治地位，他就严历惩办。
可是，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奉受天命”来统治臣民，治理国家，就应该把国家管理好。古代《尚书·泰誓中》说“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君天下者当奉天以爱民”。皇帝行文下诏，开口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如果皇帝不把国家治理好，社会动乱，生民倒悬，皇帝有悖天意，就是该遭天谴的罪魁祸首。
（三）地方志和一些文史资料都把白莲教起义队伍称为“义军”，我以前也是这样写的，这个习惯称谓值得考究。按理说“义军”即“义师”，仁义之师，应以维护广大群众利益为宗旨。清初，生于今通川区蒲家镇的著名思想家唐甄认为“学兵”（泛指军队、军事）首先要学“仁”（仁爱、仁慈），继而学“义”（要讲正义、道义）。学习军事和养兵的目的是“生民”（使民生存）“救民”，非以杀民。浅显地说，国家养兵用兵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白莲教的宗旨、教义也“提倡不杀、不盗。”白莲教起义武装走到哪里就抢粮，抢钱，抢衣物，甚至拉走农家牛羊……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惯例，不以为奇，也不以为非，莫去深究。白莲教造封建帝王的反，“迎接光明的未来”，就只该去杀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不能杀无辜百姓。
有读者以为朱老汉借题发挥，污蔑农民起义。你要知底细，先去读读嘉庆二年正月二十五，徐添德的部将王大受发布的文告，领会其中“即杀人放火，乃宇宙所定之数③……倘尔不来投降……定斩草除根，不留一人”；你若有兴趣，再去浏览清道光版《大竹县志·卷三
十一·节烈》《卷三十·孝友》和嘉庆版《达县志·卷三十八·人物》之后，再来讨论这件史实。
囿于篇幅，我只举清道光版《大竹县志·卷二十一节·烈》载有：“杨氏，白玉清妻、庠生白广俊母，年六十二，事姑（婆母）尤谨，嘉庆四年正月二十日‘贼’猝至，家人妇、子尽逃，氏因母谢氏年老难行，持母携孙离家里许，被执。氏哀恳日：‘吾母八十余，乞勿伤，宁杀我。’‘贼’不听，欲杀其母，氏以身蔽母，‘贼’杀之。氏大哭且骂，‘贼’怒杀之，又毙其孙。时邻右叶忠化受创末死，目睹其事。”该《志·卷三十·孝友》和嘉庆版《达县志·卷三十八·人物》还有多处白莲教武装乱杀平民的记录。
也许有人认为我举的是官方文献，今通川区罗江镇犀牛山、观音庵等地还有老年人传唱“犀牛山过年……窦城寨杀完。”
造皇帝的反，就该去杀皇帝；官逼民反，杀贪官污吏，老百姓举双手赞成；杀敌对者理所当然，杀反抗者情有可原；杀毫无反抗能力的老弱和儿童，就不是“义军”所为。
人信仰自由，“不顺从”是人的选择，循规蹈矩的平民百姓不跟你一道造反，不愿去杀人抢掠，你就“斩草除根，不留一人”，在道义上说不通。这也许是白莲教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
（四）一些文史资料和专辑把白莲教起义武装说成是战无不胜的天兵天将。这有几层因素，一是精神作用，起义是“替天行道”，代行上天的旨意“造反”，抱定“剔骨还父，肉还母”自我牺牲义无反顾的信念，有“刀枪不能近身”的法力和一人舍死，十人难挡的勇气，加上起义武装支系繁多，各自为战，“驻无定所，窜无定向”，运用“逐粮而走”“因粮于我”的流动作战，既无后勤困扰的包袱，又使清军“剿则无以为守，守则无以为剿”，疲于奔命的转徙，导致这次战乱旷日持久，国库奇绌，朝廷武力衰弱。
（五）我对史籍中的有些数字也打了个大问号。如时任达州知州戴如煌违例招养5000名捕役（捕快）就得深究。众所周知，清乾隆年间，四川仍处移民填川期间，尔时，达州只有新宁、东乡、太平三县，人口数也不能与当今相比。乾隆五十九年（1794）达县清查实载承粮花户11345户，花民户缺载。嘉庆十七年（1812）达县有粮户33997户，花民64917户。东乡县嘉庆元年（1796）18900户，78422人。新宁县嘉庆十六年（1811），清查实籍在册24881户，86692人；太平县清乾隆六十年（1795）13964户，53738人。
无论怎样核计，清嘉庆初年达州的总人口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多，城垣也不是当今的规模，1949年达县城总人口约三万。清朝政府机关有规定编制，又实行经兵制，人员经费丝丝入扣。戴如煌私自招养五千捕役，绝对不是老弱残疾和妇孺儿童，这五千人驻扎在什么处所，靠什么养活？当然是敲诈勒索，这五千精壮汉子抓了多少人？两个衙役抓一个有2500人，十个衙役抓一个有500人，姓甚名谁。我翻遍现存资料，发现其抓捕的人只有东乡县王三槐的父母及妻室。“太平县令徐麟祉抓获习教练习者汪老五等14人，解送达州惩处”。更让我狐疑的是《白莲教起义》的作者杨先国先生曾说，乾隆末年“缉拿教案时，达州白莲教并未暴露……（衙役头目）徐添德不积极办案，被捕。”这是自相矛盾的表述。
一些文稿中，多处出现几千人，数万人，这些人是什么身份，从哪里来？200年前的东乡峰城有多大规模？有多少住户？倏忽之间涌入几千、万余人。驻，随遇而安；吃呢？每天耗粮几千斤，数万斤，饮水也需几千桶。不是“犟拐拐”朱老汉钻牛角尖，东乡县的太平寨、观音山、峨城山、香炉坪、板桥溪、大成寨等地方我都去过，有些地方用水都是问题。白莲教起义之初“逐粮而走”“因粮于民”有吃的。其后，兵荒马乱，大片田地废耕，哀鸿遍野，问题就大了。
夸大数字，是历代军事的惯用手法，不足为奇，也不以为非，《三国演义》中“曹操率八十三万人下江南”是战略，写历史就应本着文理与事理相合，形式逻辑与思维逻辑相合，要读者相信，首先要自己相信，不该信口开河笔尖生花。
注：
①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道光年间进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官至高邮知州。鸦片战争时，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参予浙东抗英战役。痛愤时事，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圣武记》，共十卷。采用纪事本末体裁，叙述清朝自开国至道光年间重要战事，总结各项军事制度的经验，强调海防和筹饷练兵，主张购买外国船炮利器，“以彼长技，御彼长技。”
②清嘉庆十八年（1813）始，河北、山东又爆发“天理教”起义。
③数：即术数，这里指上天注定的命运、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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