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人生留风骨仁者情怀自逍遥 ——访东乡族著名诗人、画家汪玉良
汪玉良先生在创作中
汪玉良
生于1933年11月，唐汪川人，东乡族，国家一级作家，花鸟画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副会长。195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任甘肃省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是东乡族作家文学的奠基者和步入画坛的第一个东乡族画家。《中国人物志》《民族荟萃》等多部典籍载入其艺术贡献，先后4次获国家级文艺创作大奖。2008年由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艺术名家邀请赛活动组委会授予“对中国文艺30年繁荣与发展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并被中国专家学者科学与人文论坛评为中国专家学者三十年贡献人物。2010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文学创作六十年荣誉证书，同年获甘肃省委省政府文艺终身成就奖。2017年11月，在纪念中国新诗百年庆典暨“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中荣获“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奖。
已84岁高龄的汪玉良先生面容清癯、目光宁静，一生的淡泊豁达蕴养成了他独特的情怀与风骨。他的书房就彷佛是自己人生的写照，一生与诗书相伴，晚年与丹青相随。四壁皆满的背景上除了书就是诗词，平整的案几上静静搁置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旁边则是厚厚一摞还未来得及一一拆封的信件。
案几的对面是之前画好的一幅东乡大接杏，鲜活而饱满，就如同他几十年来为家乡笔耕不辍的文学艺术之路，彰显出生命之美、成熟之美、丰收之美，必将被世人铭记且常青不朽。
不久前，在北京刚刚揭晓的纪念中国新诗百年庆典暨“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中，作为东乡族作家文学的奠基者和步入画坛的第一个东乡族国画家，汪玉良先生荣获“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奖。
这份荣誉意义重大、深远，因为新诗诞生百年之后将会迎来中国新诗又一个新的起点。在这场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坛盛会中，汪玉良先生实至名归地登上了记录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这座丰碑。
汪玉良先生是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东乡族第一个卓有成绩的诗人，他1933年11月出生在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一个贫困家庭。那里地处洮河之滨，虽然土地肥沃、风景优美，人民生活在当时却极端贫困。
“3岁那年，父亲为躲避抓壮丁，逃到了兰州做苦工。母亲只好带我到30里路外的干旱山区外祖父家熬煎度日。7岁那年，母亲带我到兰州找到父亲并开始在兰州安了家。父亲认为穷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尽管家中生活艰苦还是下决心让我读书。”交谈中，汪玉良先生回忆起自己童年的难忘岁月，言语中流露出的是对时光的眷恋。
那段在兰州小西湖读书的时光里，汪玉良家里日子十分清苦。父亲靠补鞋养家度日，不足11岁的汪玉良一边读书一边给人打小工，还挑着水桶卖水、帮着修鞋。父亲曾经希望汪玉良长大后当一个画匠，因为在父亲的心中做个画匠，给乡亲们家的面柜上画一朵牡丹，这该是多么受人尊敬的职业。正当父亲为汪玉良设计蓝图的时候，解放兰州的炮声打响了。
在党的雨露哺育下，这位东乡族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完中学又上大学，还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共产党。他在省直机关工作了多年，后又在文化单位致力于党的文学事业，任省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出版有多部诗集、著作。
汪玉良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上世纪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北师范学院读书期间。作为第一代东乡族诗人，他以自己切身的体验代表他的民族，用青春的歌喉加入那一时期歌唱党歌唱祖国唱响新生活的全民大合唱。
“我对文学发生兴趣，是从听外祖母和父亲讲故事开始的。小时候，我常依偎在外祖母怀里，屏息倾听她讲种种神奇的传说，米拉尕黑的故事最初就是从外祖母那里听到的。父亲也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我常和大人们一起围在父亲身旁听的入迷。父亲收藏了很多古典小说、历史演义和新闻学作品，这些都对我少年时代的志趣影响很大。”汪玉良先生的父亲虽然上不起学，却是一个“白”识字，靠自学获得了文化，还挤时间读了许多书。
“我的家乡也是‘花儿\’的故乡。在每年学校放假的日子里，我总要回到家乡去，一边听一边记乡亲们唱的‘花儿\’，自己也学了一些。1949年刚解放时，我曾把欢迎解放的两首‘花儿\’习作投给《甘肃日报》，结果竟然登出来了。”那时的汪玉良只有16岁，这件事真令他欣喜若狂。
此后，他就坚持不懈地写起来了，虽然有几年时间只发表过为数不多的短诗、短篇小说，但他却一直在坚持学习写作。比较多的写作和发表诗歌作品，其实是从1958年开始的，那时诗人李季、闻捷正在甘肃，他们给了这位年轻的诗人难以忘怀的帮助。
“李季、闻捷曾对我的习作从立意构思到遣词造句，都提出过具体意见。”汪玉良先生告诉记者：“他们还鼓励我着重写东乡族的人和事，走出自己的路子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闻捷曾用自己创作《晚霞》一诗的经过启发我，为我开了心窍，使我懂得了写作的真谛。”
从1958年到1965年，汪玉良先生先后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近200首诗作，并出版过一本诗集《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歌颂新生活，反映东乡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苦难走向幸福的生活道路。
文革之后，汪玉良在编辑工作之余，除写了一些短诗之外，1978年写成了叙事诗《马五哥和尕豆妹》，1980年重新写完了叙事长诗《米拉尕黑》。
在首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大会上，叙事长诗《米拉尕黑》获得了一等奖。这对于世代生活在西北高原大山中的20多万东乡人来说，还是第一回。汪玉良这个昔日穷鞋匠的儿子、党培养起来的大学生和诗人，从祖国神圣的文学殿堂给他们领回来的是一份莫大的荣耀。这昭示着东乡族文学艺术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跻身于祖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第一流的行列。
“我的作品还十分粗糙。今天能取得这点成绩，完全是因为我的民族和党哺育了我。”他获奖后的感言简单、谦逊，如此光芒下却依旧是一颗波澜不惊的质朴心灵。
“我对民间叙事诗进行再创作，是想为我的民族立传。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东乡族似乎是一个粗野落后的民族。其实，东乡族和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任何兄弟民族一样，都共同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也一样有着光辉的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汪玉良激动地说。
他的诗从体裁上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两大部分，前30年他在诗中深情叙说着民族的欢欣与忧患，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注重叙写个人对生命的感悟，那些富有哲理的诗句更呈现出大气与风骨，强烈的闪耀着民族色彩和人格魅力。
汪玉良曾在全国少数民族作者读书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我们不能让历史的东西沉重地压着自己的感情。诗的翅膀如果负荷过重就无法飞翔。我们有过悲痛和不幸，也有过斗争和向往。就是现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但是社会主义毕竟结束了一个苦难的时代。我们应当珍惜现在，唱出时代的歌声。”
晚年的汪玉良先生转向绘画，或许还真的应了父亲的心愿，汪玉良的绘画因为文学的铺垫而显得尤为功底深厚、造诣颇深。“一鸣惊人”是众人对他的一致评价。
“微笑，是步入老年的诗人淡泊的心境与宽容大度的人生态度的表情显现。”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彭金山曾这样评价他：“进入90年代，汪玉良不但写诗，而且还拣起了画笔，成为有一定影响的花鸟画画家。那月光下的水鸟，自由燃放的牡丹，无不涵韵着诗人宽广的胸襟和淡泊的心境。”
汪玉良先生首先是位诗人，然后又成为了画家，也正因此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多年来他以诗之功力蕴化丹青，进而相得益彰。诗如人，画更如人，自始至终笔墨之间流露出的浑然是接近天然原始之美，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泥土芬芳。他的花鸟画以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融诗情画意于一体，呈现人类自然的情感和恒久的魅力。尤其是他画的大接杏、牡丹和梅花，着墨独到，艺术个性和人格神韵突出，情景交融，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
省文联副主席王登渤这样评价他的画作：“置身他的花鸟世界，我们彷佛随他一起到了他的故乡唐汪川，感受那里特有的山水自然，一派天籁、生机勃勃。这样的艺术追求，成就了汪玉良先生画作当中那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他画出了自己特有的美好感受，在真实、朴素、亲切、热烈之中，打动人、感染人。”
作为一个游子，汪玉良先生深深地爱着东乡这片贫瘠的土地，这从他的艺名“唐汪川人”里可见一斑。“因为对家乡父老帮不上一点实际的忙，而经常自责，愧对乡亲、愧对生我养我的土地。”他说。
他在《关于诗的随想》一文中曾深情地描述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人们对故乡的眷恋，是一种最真挚的感情。牵肠挂肚的乃至失去平静的思念，往往使人如醉如痴。这是爱，是纯洁、是美好，如早晨的露珠般在阳光中闪烁，不掺杂些许的尘埃。就像是天真的孩子对妈妈那样，可亲可爱，是他心灵世界中全部的期望，一切欢乐和美好都凝聚在妈妈身上。我就是这样深情地爱着生养我的故土。”
“我们需要足以代表一个民族文化高度和精神高度的艺术作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民族尊严的要求。”汪玉良先生掷地有声的表示：“只有当我们拿出闪烁着民族光辉的艺术珍品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闪烁真理光辉的判断才有可能变为现实，花大气力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号召，而是一种艰苦的实践需求。”
采访最后，汪玉良先生轻轻地叹了口气，也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旁人，他轻声地、慢慢地说了一句话：“在我心中还有些遗憾，我想为家乡、为民族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可是时间却似乎不够用了。”□兰州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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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东乡族自治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