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曰唯编纂的《德昌所志略》德昌迄今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德昌所志略》经德昌县志办聘请专家汪淅声校断后改竖排为横印、繁体字为规范简体字印刷。
曾曰唯编纂的
《德昌所志略》
德昌迄今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德昌正式建县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由于德昌建县时间很短,历史上虽置路、府、所,却从未有言及志,故历史上无官方地方志书,仅有民间手抄传下之清代德昌人士曾曰唯编写的《德昌所志略》(西昌县志有文字记载,并称为《德昌志略》)——德昌古代唯一一部私家篡修的地方志专著。《德昌所志略》由德昌中学退休教师杨光俊手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捐赠给县志办,经德昌县志办聘请专家汪淅声校断后改竖排为横印、繁体字为规范简体字印刷,供各界人士研究。
文/图边绍伟
德昌正式建县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下同)。自汉代置越西郡以来,德昌一直依附西昌而存,或称邛都,或称越西,或属南诏建昌,或归大理段氏。元置州设路,德昌始为一级行政区划而独立。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德昌路、州皆废,另置守御千户所归建昌卫辖。清雍正六年(1728年),建昌卫改称宁远府,立西昌县,德昌所属宁远府。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裁所设巡检司,德昌复归西昌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德昌划为西昌县第三区,下辖德昌一镇和普威、锦川两乡。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建西康省后,德昌地方士绅多方呼吁,请求建县。西康省政府派员考察后也认为有此必要,遂决定从西昌县划出威远乡,并将龙窝、煌猷、麻陇三个政治指导区也划归德昌。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置德昌设置局,德昌脱离西昌,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正式建县。由于德昌建县时间很短,历史上虽置路、府、所,却从未有言及志,故历史上无官方地方志书,仅有民间手抄传下之清代德昌人士曾曰唯编写的《德昌所志略》(西昌县志有文字记载,并称为《德昌志略》)——德昌古代唯一一部私家篡修的地方志专著。《德昌所志略》由德昌中学退休教师杨光俊手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捐赠给县志办,经德昌县志办聘请专家汪淅声校断后改竖排为横印、繁体字为规范简体字印刷800册,供各界人士研究。
《德昌所志略》又称《德昌志略》。作者曾曰唯,字鲁斋,德昌人,其生卒年月无确切记载(无从考证)。仅知其生活年代为清咸(丰)同(治)年间,“髫年习举子业,屡试不售”,遂淡意功名,转而著书立说。著有《管窥日录》《纲鑑辩疑》《曾氏家言》《谰言集》等,“皆词严义正、言简意赅”。从书名不难看出,作品当属随笔、杂谈一类议论文体,足见作者博闻强识、长于思辨,然令今人遗憾之至的是,这些作品竟无一得以传存。《德昌所志略》成书于清代同治四年(1865年),系迄今见到的最早的一部德昌地方志,也是德昌唯一一部古代方志。
志书是反映地方历史和现状的记录性资料著述。我国方志源远流长,秦汉即已成形,宋元趋于成熟,明清两代达于鼎盛。据记载,仅清代编纂的各类志书就有六千五百一十四种,占今存地方志百分之八十。志书绝大多数由政府主持纂修,少数为私家编写,体例多样,志略仅为其中之一。与全国统志、各省通志和州、府、县志相比,志略显得简略,篇幅更为短小。
《德昌所志略》体例完备,分上下两卷,依旧志传统横排竖写。上卷设星野、置革、疆域、城池、山川、关津、古迹、户口、田赋、祀典、公署、书院、水利、铺递、寺观、名宦、职官共十八篇;下卷设人物、选举、流寓、土司、祥异、风俗、物产、艺文八篇。全书约五万字,记载德昌山川民物、风土人情井然有序,辑录典礼仪式、艺文碑刻详细多样,是了解和研究德昌社会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德昌所志略》问世得益于时风,更离不开作者曾曰唯的社会责任感。他在《德昌所志略》引言中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篡修志略的目的:“德昌僻处一隅,虽置路、置府、置所,从未有言及志”,实乃一大憾事!“若不将遗文故事即时修理,恐将来篡辑《县志》无文可征,未免地方减色,失之陋矣”。由此可见,《德昌所志略》抢救并保存下了部分珍贵的史料,也填补了德昌无志的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曰唯对德昌有着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地方志作为容量最大的百科全书倍受推崇,官修方志早在隋唐时代已经形成制度,全国性的统志、各省的通志工程浩大,集合了当时大批的学士集体编修;州府县志往往由一地行政长官亲自担纲,主笔者无一不是饱学之士。私家修志则全靠个人完成,对著述者素质要求极高。曾曰唯自述:“自幼留心地理,凡经历之处无不细加访察”,不能亲身周游之处“求之图籍之中”,对各种方志尤其钟爱,多方遍寻,得之细细玩味、研读,从而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中年之后“留心时事,不务时艺”,并时时深入民间,广征博集,熟谙乡情,故在编写《德昌所志略》时游刃有余,一气呵成,足显其知识渊博和文学功底的深厚。
更令人心生敬意的是曾曰唯甘于清贫无视寂寞,对修志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的精神。曾曰唯身处做官为读书人唯一选择的封建社会,虽然饱读诗书,最终却没能获取功名,仅“以军功补授湖南船溪分司”,至多算是一名底层吏员,薪金菲薄,“半资中匮”。
《德昌所志略》写成后“藏之箧中”,翌年秋邮寄给曹永贤,深得赞赏,欣然为之作序。曹永贤(?—1868年),号逊斋,盐源上干海人,清咸丰四年(1854年)赴宁远府应科岁并试,名列宁远五属之冠,次年赴省复试,选置四川优级贡生第一,曾以军功保举任永北厅(今云南省直隶厅)同知。被誉为“川南第一才子”,主持编修《盐源县志(未竟)》在《德昌所志略》序中称,曾曰唯“其学日益富,其家日益贫”。曾曰唯则自称“逸士”,将死时自撰墓联:“家无半亩忧天下,胸有千秋愧子孙”。在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地,能坚持完成《德昌所志略》的编写,其志之坚,实属难能可贵!
同治七年(1868年),有吴少梅参军索阅称赏,“愿捐清俸以付欹劂”,因印刷出版条件极困难,终未能付印成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西昌知县胡薇元主持篡修《西昌县志》时也“拟集资续刻此志”,后因离任亦未能如愿。然而,《德昌所志略》毕竟是一部兼具“资政、存史、教化”功能的地方志书,受到多方人士的重视,遂得以保存至今。民国时期编写的《西昌县志》不仅使用了《德昌所志略》的资料,而且收录了曹永贤所作之序。
今天再看《德昌所志略》,仍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曾曰唯敢于对一些史料中的疏误加以纠正,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采取照实存录,各说并存,体现了作者的认真态度和严谨学风。当然,《德昌所志略》也存在篇目之下内容单薄,缺乏历史的贯穿,加之无明显的起迄断限,反映出了私家修志的局限。
成书于1865年,德昌迄今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也是唯一一部古代方志
一部兼具“资政、存史、教化”功能的地方志书,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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