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考古解码古人食谱一千多年前西昌地区就五谷丰登了

滇北、滇中和凉山州南部出土麦类遗存遗址分布图。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实验室为种子“验明正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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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粟、黍开始种植B新晋引入大麦、小麦

■文/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宦小淮

在小说《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如果要聚餐，餐桌上会摆上哪些菜肴？如果没有植物考古的研究，作家笔下这些细节往往都经不起推敲。近年来，随着在成都—凉山区域合作项目支持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单位在安宁河流域、金沙江中游北岸、盐源盆地、沙坪站遗址等遗址的系列考古工作推进，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区域的食物发展脉络渐渐清晰，同时填补了文献中的一些空白。一直以来，有学者认为麦类作物和大豆可能是元明时期传入川西南彝区，但随着植物考古深入，最晚至大理国时期，大概唐宋时期，安宁河流域西昌地区已经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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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粟、黍开始种植

新石器时代晚期采集经济退出舞台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炭化种子被大袋大袋运往成都，显微镜下，植物考古人员要对这些种子“验明正身”，古人到底吃什么，都在实验室里渐渐明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闫雪就从事着这项工作，经过对大多种子进行分析，她发现，在凉山州地区盐源盆地皈家堡遗址、安宁河流域横栏山遗址和金沙江中游北岸莲塘遗址这三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已经有了种植业，稻、粟、黍是他们主要的食物。

闫雪介绍说，距今约5000至4000年的古人，已经靠种植业来解决吃饭问题，在这些区域，仅横栏山遗址出土了葡萄属，这也证实了各流域采集经济比例很少。通过对商周时期安宁河流域高坡遗址、沙坪站遗址和盐源盆地道座庙遗址浮选结果显示，先民依然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食物结构，以稻、粟、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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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晋引入大麦、小麦

将种植时间提前到春秋战国时期

餐桌上的食物并非一层不变，随着政治格局变化，各地的食物也在发生碰撞。商周至战国时期，当今会东地区属于西南夷邛都，汉武帝时期，属于越嶲郡。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越巂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据晋代《永昌郡传》，越巂郡川中平地宜黍、稷、麻、稻、粱。但汉晋文献中均未提到该区域种植有麦类作物，这是否说明这些区域不吃这些？

闫雪告诉记者，最早记录该地区麦类作物种植的文献是明代地理著作《蜀中广记》。该作引《渡泸初略》，在雅砻江下游河谷明代卫所屯田中，种植作物以豆和麦为主。但会东县团山包遗址和大山包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了解会东地区麦类作物出现时间提供了考古证据。“团山包遗址出土的麦类作物将该地区麦类作物的出现时间由文献记载的明代提早到了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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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时期

安宁河流域西昌地区五谷丰登

据文献资料，唐代以前安宁河流域西昌地区并不种植小麦和大豆。唐后期西昌被南诏政权占领，后大理国承袭其建制。这一时期西昌地区属于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疆界地带，文献记载更为简略，缺乏关于西昌地区农作物的记载。

在以往研究中，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的凉山地区河谷地带明代卫所屯田中谷物以豆和麦为主，认为麦类作物和大豆可能是元明时期传入川西南彝区。闫雪介绍说，由于在沙坪站遗址大理国时期两个灰坑出土了稻、粟、黍、小麦和大豆五种作物，这也可见最晚至大理国时期，安宁河流域西昌地区已经五谷丰登。沙坪站遗址出土小麦和大豆已将其传入时间提至大理国时期，结合唐代以前历史文献推测，西昌地区小麦和大豆可能是唐宋时期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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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迁徙通道

讨论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依靠当前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对凉山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汉代等时期农作物结构有了一定认识。”闫雪介绍说，众多遗址中，皈家堡遗址延续时间长，聚落布局较清晰，植物遗存保存情况较好。接下来，考古人员将展开讨论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聚落的功能分区等问题。

据她介绍，凉山彝族自治州从地理位置上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区。境内高山、峡谷、平原、盆地、丘陵互相交错。横断山区大江大河形成的天然走廊是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人群向西南山地的迁徙的重要通道。先秦时期甘青地区和西南山区的文化互动素为学界重视，童恩正先生曾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观点。目前关于甘青地区和西南山地的文化互动研究主要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法，根据各遗址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构建文化的时空框架。

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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