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都制造 古代婚嫁专用奢侈品(上)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鱼纹铜洗。
双鱼纹铜洗局部。
双鱼纹铜洗内底部拓片。
西昌马道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铜傩戏双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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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艳娥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一 汉代洗脸盆 高档人士用鱼纹铜洗
初见鱼纹铜洗,大家都会惊呼:“这不就是一个洗脸盆吗?”“对啊,它就是一个洗脸盆,但却不是普通的洗脸盆,差不多算是洗脸盆的‘老祖宗’了,并且不是人人都可拥有。”凉山州博物馆工作人员贾丽笑着说。
“以铜作镜,可以正衣冠。”在铜镜产生以前的岁月里,古人常在一种叫做“铜鉴”的盆子里盛上水用来照影,因而后世也把铜镜称为“铜鉴”。铜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汉代时改名为“铜洗”,并有了新的用途。顾名思义,“洗”就是盛水用作盥洗的器具,从功能和外形上来看,和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洗脸盆差不多。
现代社会,不管有钱没钱,洗脸用的都是质地差不多的脸盆,可在汉代,不同等级的人,洗脸所使用的用具其材质却大不一样。
铜洗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在汉代最为流行。因为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所以铜洗只能是汉代上流社会的人才有资格使用,普通老百姓一般只用得起木洗、陶洗。
铜洗一般为圆形、敞口、鼓腹、平底,腹部外壁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便于使用时提携。铜洗的内底部大多铸有花纹图案,花纹大多为鱼纹、鱼鹭纹或羊纹,有着富贵有余、洁白如鹭、吉祥如意的寓意。有的铜洗中央还铸有铭文,铭文的内容有吉祥语、铸造的年代等,其中铭文内容为产地的较为少见,因此也弥足珍贵。二 杨家山铜洗 呈现出彼此不同式样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昌马道的杨家山一号墓中曾经出土过三件铜洗,三者竟呈现出彼此不同的式样。
其中一件为“鱼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弧腹较浅,浅圈足。口径32、圈足径巧6、高5.6厘米。腹部有对称的铺首,底部有等距离的三枚乳丁,内底饰阳线鱼纹。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铜洗中,双鱼纹铜洗居多,而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这件“鱼纹铜洗”却为“单鱼纹”,且无铭文标注,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
另一件为“凤鸟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略斜,深弧腹,平底。口径34、腹径31.2、底径16.6、高17厘米。腹上部和中部各饰两周凸弦纹,腹部有对称的铺首,内底饰有浅阳线凤鸟图。
第三件则为敞口、方唇、斜宽沿,折腹较浅,平底,腹部有对称的两个圆形鼻钮。口径23.9、底径10.6、高5厘米。
就目前发现的铜洗资料来看,无论是出自墓葬、窖穴或是传世品,形制大小多较接近,实物资料反映,这类铜洗是实用器而非明器(注:明器即随葬品),原本应该是活人使用的一类生活器物。
杨家山一号墓为东汉时期砖室墓,不仅出土了摇钱树、五株钱叠铸铸件等稀罕物件,还发现了洗、壶、篡、颤、釜、盔、案、耳杯等生活用具94件,其中以铜器数量最多,多达57件,陶器次之,还有少量铁器、金饰和铜钱。
而实用铜洗就有三件,可见墓主人非富即贵,家世显赫,生前过着十分讲究的生活,否则,也用不起如此之多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铜制物品。三 独特与珍贵 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
无独有偶。早在1992年8月,西昌市东郊,邛海北岸凉山电视台基建工地挖出一组汉代青铜器,经西昌市文管所现场勘察和清理,确认这是一处汉代窖穴,附近汉晋砖室墓密聚,其东2公里多外有一大型汉代聚落遗址——大坟堆汉代遗址。窖穴距地表深1米许,窖穴外形已被民工挖坏,穴中集中埋有东汉青铜器三件,其中一件为“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
该铜洗为侈口,宽沿,深腹,平底,腹外腰部饰四道凸弦纹,有对称铺首两个。洗内壁底部阳铸“永和元年李造作工”八字铭文。铭文有边框,字体篆书,竖行。铭文两侧对称各阳铸一鱼纹,两鱼大小一样,左鱼体态瘦削,右鱼肥大,似有雌雄之分。双鱼头皆朝上,尾展开,身披鳞,张口吐气,两翼有水波,作游动状。该洗口径36、口沿宽3.3、底径19.5、通高19.5厘米,比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最大一个铜洗还要大。其做工精良,光洁度好,纹饰优美,可称为汉代铜器中之珍品。
目前,我国已知的东汉铭文双鱼纹铜洗中,大都出自朱提县和堂狼县(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朱提、堂狼洗的铭文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只铸纪年和产地,诸如:“建初元年堂狼造”“建初四年朱提作”“延平元年朱提造工”等,无一例铸有造作人姓氏的。但西昌东郊出土的“永和元年李造作工”铭文双鱼洗却在纪年和造作人姓氏之后缀 一“工”字,而没有产地,这在大渡河以南以及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地区尚属首见。“永和元年”为东汉顺帝刘保的纪年,即公元136年,可见此铜洗的独特与珍贵。
朱提县地处川滇黔交界处,是汉武帝时所置,它北通巴蜀,南接滇越,东濒夜郎,西邻邛都,是巴蜀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的交汇激荡之区。朱提多出产银、铜,《汉书·地理志》有载:“朱提,山出银”;《后汉书·郡国志》亦载:“朱提,山出银、铜”。可见在两汉时,朱提就是重要的银、铜产地,因其铜矿蕴藏丰富,为朱提青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资源上的保障。四 南山出铜 两千年前的“邛都制造”
朱提青铜器中,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当数“建初元年朱提堂狼造”铜洗。“建初”为东汉章帝刘超的年号,“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最晚的为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四,容庚《汉金文录》卷五著录的双鹭花纹的“建宁四年堂狼造”洗。“建宁”为东汉灵帝刘宏年号,“建宁四年”即公元171年。朱提青铜器的代表器物铜洗,绝大部分产生于公元76年至公元171年的近百年时间内。
朱提西邻邛都,《汉书·地理志》有载:“邛都,南山出铜”。所谓南山,只是宽泛地囊括了邛都以南的山脉,据考证,是指今天的螺髻山一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果然在西昌南部山丘的黄联关、黄水等地发现大型汉代冶铜遗址多处,印证了史料记载。其中,黄联关镇东坪村汉代冶铜遗址面积就达18万平方米,暴露于地表的冶铜、铸铜、烧炭、铸币等炉基多达数十个。足见在汉代,邛都县的冶铜、铸铜业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虽然产地不明,但其铭文的特征既有别于朱提、堂狼,纹饰又不具备“东汉蜀郡(铜洗)底部多饰凤、羊等图像”的风格,所以不排除“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就是“邛都制造”的可能。加之,这件“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的鱼纹造型、艺术手法等,又与云南昭通文管所收藏的“阳嘉二年邛都造”铭文双鱼洗基本相同,尤其是鱼鳞、鱼尾、水波等夸张技法、线条风格,几乎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由此可以猜测,当时“邛都制造”已经颇具规模,所产青铜制品除供本地使用外,还销往了其他地区。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凉山州博物馆的库房里,还有一件保存完整的双鱼纹铜洗,其内底部铸有篆书的“永建二年邛都造作”铭文,“永建”是东汉皇帝汉顺帝刘保的第一个年号,“永建二年”即公元127年。这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早在一千九百年前,西昌一带已经与朱提、堂狼一样,开始生产铜洗。
由于东汉时期的越嶲郡与朱提郡(东汉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改县为郡,下辖朱提、堂狼等五县)山水相连,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朱提、堂狼的铭文双鱼洗闻名于世,而邛都也是重要的产地之一,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古代的西昌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一直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推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贸易、文化及手工业发展,“邛都铜洗”就是实实在在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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