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赵依： 同质性造成刊发难题

赵依是《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也是一个学者型的编辑。她说，作为比较年轻的泛“90后”参会，她更愿意借用吉奥乔·阿甘本的“同时代人”来指称他们这个群体。

在赵依看来，对于相对缺乏乡土经验的“我们”，天然地意味着如何虚构地理空间，如何处理经验等问题，这不仅需要理论评论的建构来指明方向，也需要在自我创作中发掘方法。

赵依说，今天这个会也有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意义，我们也必须看到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同盟，且不说中国浩浩荡荡几千年的诗学传统，“以诗为经”彰显儒家在社会政治功利框架内的文艺价值引导，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导向不同，同时投射于文学经典的建构。

赵依举例说，新中国成立后颇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丁易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以鲁迅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手”并居首要两章，其后以“章”而论的仅有郭沫若和茅盾，而众所周知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列则产生于1961年，其后

数十年又经历复杂变革，由此可见政治文化对文学经典秩序的影响。

赵依说这就要对当下进行发问：我们应当如何建构我们的理论评论，才能在大众审美和文学批评的各方面保持有效性。比如有老师提到凉山文学的刊发难问题，作为杂志的编辑，从实际工作来讲，她说其实并不缺乏描写乡土，尤其是描写当下扶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作品，但是为什么发不了？不是说这个故事经验不够丰富，而是这个经验本身具有明显的同质性，这就好比本雅明《讲故事的人》里提到的水手，当经验可以被普遍获得，应当依靠什么来确保文本的可读性和意义？毫无疑问是文学性。

赵依建议描写乡土和一些特定的题材时要有一种向下的超越可能，比如“好人”和“好事”怎么写，怎么写透，把人和事树立起来；比如类似的主题怎么写好，经验的话语和叙事如何来处理？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未来一起努力做的事情。

本报记者米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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