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恸始终存在
□钱欢青
我们常常被人造的短暂流光所迷惑，以为这就是世界的现实，以为出入高楼开着汽车就是有身份的生活，却常常忘了，我们制造绚烂流光，或许正是为了掩盖黑铁般坚硬的苦难。
这种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无视和掩盖，同样会影响我们看待外在世界的眼光。以旅行而言，许多东亚华人旅客，到货币相对弱势的柬埔寨旅游，都会住进高级观光饭店，享受在自己国家或去发达国家旅游时难得的消费，“俨然自己的社会经济位阶倏忽由下而上”。
刘绍华特别反对这样的“旅行”，因为“如此不察地跻身全球性的社会经济位阶排序，停留于原本的世界想象与向往秩序”，就会“错失了解当地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机会”，等到最终返程回家，从高处落回现实，马车变南瓜，“全靠照片来追忆海市蜃楼的华美”。
刘绍华当然不愿做这样的“幻觉旅行”，她学的是人类学。1998年，刘绍华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提着一只皮箱便来到柬埔寨，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之后，她以人类学家的视角写下自己的柬埔寨记忆：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走向全球化的同时仍有美丽的“非现代性”残存。这里是“天堂与地狱的写实，就如同吴哥窟的石雕故事一般，上演着人世历史中的喜怒哀乐、罪与罚、堕落与超脱”。
也因此，在刘绍华随笔式的行文中，这个国家的历史和苦难从未缺席，对社会结构和生活其间的人的观察与同情也从未消失，如此，那些被地雷炸伤的人，那些行走在泥泞村路上的农民，那些城市的底层人，那些时时刻刻都想给自己捞好处的警察，纷纷进入她的观察视野。刘绍华在柬埔寨期间的工作，是担任服务团与柬埔寨教育部、国际组织及学校之间针对计划相关事务的协调工作，涵盖Koh Thom地区的所有小学。在对房东、村落，河流、地理，以及当地人教育和生存状态的描述之后，她没有忘记记下这样一笔：“根据联合国1991年的统计，波尔布特（Pol Pot）统治期间，焚书坑儒，学校教育终止，1979年红色高棉（Khmer Rouge）时代终结时，全柬埔寨各地仅剩不到三百名合格教师。”
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恸的文化差异》一篇。刘绍华记述了自己平生从未有过，“从脚底窜到头皮”，“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的恐惧经历——参观金边市中心的波尔布特罪恶博物馆“堆尸陵”。这个“集人类的恐怖血腥于一处”的地方，堆满了当年受虐者的人骨——光是“堆尸陵”一地，四年时间就有2万人在此遭受拷问、折(与处刑。“长居柬埔寨的外国人大多了解，有时，漠然是一种继续留在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太多的情绪反应，很难待下去。漠然，像一种必要之恶。”
刘绍华没有停留于描写恐惧，没有停留于探寻历史，更没有让它们滑入冷漠。从一开始见到老小乞丐和被地雷炸伤的残疾人就给钱，到慢慢不给，“我以为自己认清了天经地义的残酷事实——不解决结构性的暴力，个人的施舍无法救这样一个国家”，但“我只对了一半。错的那一半，差点让我忘却了恸是珍稀的人性感受”。所以，当在金边一家中国东北人开的饺子馆吃完饭，提着食物包，走出餐馆，“犹豫了一下”把食物给了衣衫褴褛的一位年轻女子和一名盲眼老妇，刘绍华经历了一个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场景：“车子开动，准备转弯时，瞧见两位女游民几乎没移动就在路边蹲坐吃起来了。餐盒内的食物暴露出来，看见两人开心地吃着我们刚剩的食物，又听到Emma在一旁说，‘她们一定很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我像遭雷电击似的，突然哭了起来，一时泪眼模糊，无法开车。我为她们感到伤痛，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是什么样的世界让人活得如此没有尊严，也让人活得不再勇于感受。”
难能可贵的是，刘绍华的文字朴素而深情，风光秀丽的巴萨河畔、人们脸上常见神秘的微笑，与她对人口拐卖、赤贫、文盲，以及内战的后遗症等等苦难的观察融汇起来，让人深切感受到了她的一颗慈悲之心，和这颗慈悲之心所映现的柬埔寨万象。
两年柬埔寨生活改变了刘绍华的人生轨迹，此后她去了美国学习医学人类学，再然后她又进入中国凉山地区，写了一本《我的凉山兄弟》——很多人都看过或者知道这本书，2016年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后，广受欢迎。
“等不到风，树寂寞”。一本薄薄的《柬埔寨旅人》，是一阵吹过柬埔寨这片苦难土地的风，这阵风也许改变不了这个坚硬的世界，却可以引我们思考旅行的方式和意义，引我们心向慈悲，引我们剥除那些绚烂流光的谎言，并尝试着去写下我们行之所至，那一片片悲欣交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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