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文系百年系庆讲坛：这是非虚构的好时代，写小说却很难

贾平凹、王安忆、虹影、朱天心、陈思和，当这些中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一批作家和批评家坐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12月2日晚，在嘉润·复旦全球华语大学生文学奖系列活动暨复旦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讲坛上，他们以“经验与虚构”为题进行了对谈。

虚构越来越难，王安忆、贾平凹爱看非虚构文学

作为一个小说家，王安忆把虚构视为最首要的任务。但她觉得这项基础性的要件却是“最难最难”的事情，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传媒非常发达。真实性的东西，本身就具有说服力，有很大的震撼力。哪怕一件很小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它是真实的，你不得不相信它。但虚构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推翻、怀疑、质疑的。”在这种情况下，王安忆觉得虚构正变得越来越难。对此，贾平凹也有同样的观感——“现在的虚构小说，特别难写。”

王安忆

实际上，从市场流行趋势来看，非虚构作品确实在近一二十年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势头，诸如《出梁庄纪》《崖边报告》《我的凉山兄弟》《最后的耍猴人》频繁引爆舆论话题、登上各大好书榜，2015年的诺奖给了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更是被誉为“一场非虚构的胜利”。这个趋势王安忆也深有感触：“看看周围的书店、图书馆，也是非虚构的东西卖得更好、读者更喜欢。”甚至她自己也是觉得非虚构的东西好看。

贾平凹也说，“我宁愿看非虚构的东西，喜欢看非虚构的东西。我不爱谈那些谈情说爱的东西，就喜欢看纪实性的东西。我觉得纪实性的文章看起来特别有味道。”

陈思和与王安忆

特殊的经验是时代给中国作家的馈赠

“虚构越来越难”，言外之意显而易见——好看的、有价值的虚构作品越来越不容易见到。王安忆自认为阅读量非常巨大，但在巨大的阅读量里，“一个月能看到一两本好看的、有价值的虚构作品，已经非常不容易。”

2016年在长篇小说《匿名》出版后，王安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露过类似的观点，她觉得，“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差” ，“整个世界的虚构写作都在削弱。”

贾平凹

按照贾平凹的看法，当下虚构小说呈现下坡趋势，与时代和市场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80年代，全社会都在阅读小说，一个作家可以一夜就成名。”但随着媒介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和多元，小说不在独享“传奇”，现实比虚构更“传奇”、更光怪陆离。

或许，王安忆的说法更加平易，“以前我们会觉得小说好，是因为原来我们是封闭的，一下子就读了那么多好小说。但读到现在，就越来越挑了。”

她和贾平凹同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用贾平凹的话是“经历的岁月特别复杂”。在这样的语境下，王安忆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仍能产生一批重量级的虚构文学，是相当不错的。“中国作家，包括港台地区的，我觉得我们这些作家所经历的社会，实在太不正常了，太动荡了，给了我们很多特别的经验。”而这些特殊的经验，恰恰成了支撑这批作家赖以写作的素材，才有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也才有了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中国当代文学一批代表作品。

“写小说的人，第一缺乏的、需要的就是材料。我个人常常为材料不足而苦恼。有了这些特殊的经验、材料，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处理这些经验、材料，如何围绕它们展开虚构。尤其是我们1950年代出生的这批大陆作家，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都是没有受过太多传统的教育，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年代长大，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文学的准备是不足的。但是这个不足，有时候也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表达，是非常朴素的。”

所以王安忆看来看去，回过头还是觉得现实主义的朴素表达，“比较有价值，有表现力。有的时候你在抱怨自己命运的同时，会发现命运也给了你一些馈赠。”

虹影

60后的虹影也坦言：“贾平凹老师的《废都》、王安忆老师的“三恋”系列，我认为其中对虚构的驾驭能力，是我读过的1950年代（出生）作家当中最好的。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虚构能力就相对青涩许多。”

对现实时刻充满警惕才能写出好的小说

尽管和贾平凹、王安忆的成长环境和写作路径迥然有异，但朱天心同样获得了时代馈赠的写作材料。她所成长的时代，受政客的操弄，族群成了问题。这种操弄逐渐弥漫到了社会上，让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由差异变成了鸿沟。

朱天心

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现实。朱天心注意到了，并将其塑造成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朱天心因此获奖无数，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 多年以后的当下，“眷村热”再度在台湾兴起，《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等话剧、影视剧票房飘红，但作品的深度与社会影响却无法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相提并论。

“虚构有技巧、技术，有高明不高明之分，可是我更在意的是经验。”朱天心欣赏的作家，是那种对于现实非常不满意、不愿意被驯服、不愿意照单全收的作家。“他对现实，如果时时刻刻充满着辩证，充满着警惕，拒绝讨好它，甚至充满着想要改革它等等，呈现一种紧张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虚构才会更好看。因为我无法想像没有现实基础的那种虚构。”

很自然，对于类似于玄幻、架空的作品——“索性是另一个国度，另一个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名，人的名字都是译名，一年会写几百万字，那个不是我今天讲的文学，我相信的文学应该是有你的现实的。”

在对谈会的现场，也有同学提出异议：“对于现实本身，纵使我们不驯服，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很深层次地表达，作家就能够发现其中的美。因为虚构的美的来源，它是挣脱了现实，实际上还是来源于现实的。”

对此，王安忆认为，之所以读者会经常提出“为什么要和现实对抗，应该展示现实的美好”这类问题，在她看来，原因在于“现在人们对于审美的要求，文字的也好，影像的也好，非常单一，就是要快乐、开心。”

“虚构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对现实某种不满意。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虚构，我们一定是想给世界画像，这也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所在。我们看好看的新闻，我们这些特别热情，看了以后觉得很满意。因为和我们的共识是统一的。而虚构的东西，是不统一的。”王安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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