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面把握深度贫困的主要成因
古人说:“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致贫原因和贫困现象有许多共同点。
一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深度贫困县中,有革命老区县55个,少数民族县113个。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国防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加大了脱贫攻坚的复杂性和难度。
二是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深度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比较恶劣,自然灾害多发,地理位置偏远,地广人稀,资源贫乏。西南缺土,西北缺水,青藏高原缺积温。这些地方的建设成本高,施工难度大,要实现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难度很大。
三是社会发育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许多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封闭,同外界脱节。有的民族地区,尽管解放后实现了社会制度跨越,但社会文明程度依然很低,人口出生率偏高,生病不就医、难就医、乱就医,很多人不学汉语、不识汉字、不懂普通话,大孩子辍学带小孩。有的地区文明法治意识淡薄,家族宗教势力影响大,不少贫困群众沿袭陈规陋习,有病不就医靠信教、搞法事,婚丧嫁娶讲排场、搞攀比,“一婚十年穷”。不少群众安于现状,脱贫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四是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深度贫困地区往往处于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同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还有一些地方处在地质灾害频发地带,“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实现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果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五是经济发展滞后,人穷村也穷。很多深度贫困村发展产业欠基础、少条件、没项目,少有的产业项目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不足,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有限。深度贫困县村均集体收入只有8800多元,同所有贫困县平均5万元相比,差距较大。
在深度贫困成因中,需要特别关注因病致贫问题。我看了2017年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在内蒙古杭锦旗巴拉贡镇昌汉白村***驻村调研形成的《驻村三记》,在“他们为什么贫困”一记中该记者写到:在我走访的贫困户中,几乎每家都有病人,昌汉白村因病致贫率超过八成。前天下午,我在岢岚县赵家洼村看望的刘福有一家,全家3口人,也个个有病,收入的大部分用来看病吃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是个别现象,带有一定普遍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全面推进脱贫攻坚的同时,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对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地区,出台了专门的支持文件。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地区的贫困群众,大力度实施易地搬迁工程。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方式,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的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在具备光热条件的地方实施光伏扶贫,建设村级光伏电站,通过收益形成村集体经济,开展公益岗位扶贫、小型公益事业扶贫、奖励补助扶贫。这些都是解决深度贫困的好办法。
各地也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很好的实践成果和经验。山西联动实施退耕还林、荒山绿化、森林管护、经济林提质增效、特色林产业五大项目,通过组建造林合作社等,帮助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脱贫。四川针对大小凉山彝区、川西北高原藏区整体深度贫困地区,制定了大小凉山彝区扶贫规划和方案、藏区六项民生工程行动计划、阿坝州扶贫开发和综合防治大骨节病方案,推进彝家新寨、藏区新居、乌蒙新村、扶贫新村建设。云南对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采取特殊扶持政策,取得明显效果,独龙族群众在打通进山隧道后高兴地给我写信。湖南针对湘西州深度贫困问题统筹推进产业、就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社会保障等“十项工程”。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实现了大规模减贫,也创造了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脱贫的成功经验。1982年开始的三西地区扶贫开创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减贫行动之先河。这个历史上被左宗棠称为“苦瘠甲天下”、改革开放之初被外国专家认为“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地区,经过30多年开发式扶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贵州毕节市也是全国最贫困的片区之一,1988年建立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试验区,现在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跨越到基本小康。我在宁德工作时,把“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提倡“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树立“弱鸟先飞”的追赶意识。宁德经过长期努力,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江西井冈山、河南兰考是已经摘帽的两个贫困县。2013年我到过的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3年多时间摘掉了贫穷帽子,实现了全部脱贫,当年的40个光棍已有一半成了家,而且新娘都是外村人。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解决最贫困地区脱贫和发展非常成功的典型。实践证明,深度贫困并不可怕。只要高度重视,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工作扎实,深度贫困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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