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报上“一棵草” □何明华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和《凉山日报》的关系，真像报上“一棵草”。我与《凉山日报》结缘，是1963年的秋天，当时还不是日报，叫《凉山报》。那时，我从原灌县水利学校毕业，分配到凉山州水电局工作。报到后，派去雷波县工作，在前往雷波的汽车上，认识了《凉山报》的记者张邦立同志，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一天，他到我施工的彬树埝工地采访，拍摄了很多照片，并约我将工地情况写稿投给报社。我说我是学水利的，不会写文章。他说：“你只要把发生在工地上的事，真实地写出来，编辑同志再修改就行了。”
他走后，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我选写了《黄绍发和他的石工队》，投给了《凉山报》，翌年2月18日，就在2版通讯栏目登了出来。我欣喜若狂，从此爱上了《凉山报》，经常看报读报，为报写稿，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时甚至废寝忘食。
从雷波回到州局，常去张邦立家里请教，他一家人待人热情好客，就像进了自己的家。1965年春节前，我说要回阆中过年。他说：“过年过节，要移风易俗，你写点这方面的稿件。”之后，我写了《彝家新风》，被《四川日报》插画发表。我的中学语文王老师送报给我问：“你是学水利的，咋写起新闻来了？”我说，是一位记者老师教的。他说：“算你遇到好老师了，学写下去，定有前途。”
探亲回单位后，收到《凉山报》的通知，聘为“本报通讯员”，还有很多有关新闻与写作的资料和报道要求。我像做梦一样地走进了“凉山报新闻学校”，写稿更奋发努力，见报率也高。《四川日报》、《四川民族》也来信约稿并吸收我为“通讯员”。后来，《凉山报》停刊，我也搁笔7年多。
1973年10月，《凉山报》复刊了，对办好报提出更高要求。要求记者、通讯员做到牢记党报是群众的喉舌，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做好宣传、多写典型，让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同时，通过开通讯员会和培训班，请报社理论修养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采编老师讲课，对典型写作支了两招：一是写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要选最有特点的事例；二是写问题，要选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
我按照老师讲的做了，很有收获。“农业学大寨”时期，涌现出很多先进人物，我选取了越西县大瑞乡一位彝族女模范阿衣莫的先进事迹，写了《翻身奴隶的好阿咪子》一稿，在《四川农民报》上发表。农村改革时，反映的问题多，我选取最具普遍意义的姓“资”姓“社”问题，如养羊多了咋办？写了《州长冒雪访重点养羊户》，被评为1983年度四川省好新闻作品。
1984年，《凉山报》改为《凉山日报》，开设了“彝海”副刊，刊发诗歌、散文、小说等。我看后喜欢动心，也想写点，又怕贻笑大方。我就把“彝海”刊发的王万金、樊文抒、何万敏、刘康梅等老师的散文当课本学。深受启发，写了《夏登灵山》，被《凉山文学》刊用，并被选人“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凉山当代文学》散文卷中；又写了《悠悠荞麦情》、《连渣菜》等散文，以表达我在大坝水泵站工作时，当地的彝族阿莫阿妈给我送菜送柴的感恩之情。
在《凉山日报》的“学校”里，除有教导我的老师，还有很多帮助过我的朋友。有一年，报社开通讯员会，我外出不能到会。回来后，杜超老师把会议材料送到我办公室，让我感激不尽。
那年，我写了小说《受灾之后》，主编高群打电话给我说：“小说可用，要做些大的修改行不？”我说：“当然行。”小说发表了，这篇小说后来入选庆祝《凉山日报》创刊50周年出版的《情系凉山副刊作品精选》一书里。
退休后，我虽然长住成都，但出于对《凉山日报》的深爱，仍然坚持每周去一次图书馆看《凉山日报》，也继续写稿。直到退休已13年后的2013年，《凉山日报》“彝海”副刊还刊发了我的《彝寨新歌》。
我从一个文学的“门外汉”，成了凉山作家协会会员，成为州、省、中央级报刊的通讯员、特约记者。我把我发表过的作品精选成两本书，在已经正式出版的《何明华文选》一书中，近半数文章都是选自《凉山日报》刊载过的。
为了感恩，我在该书后记里这样写道：“值此出书之际，我要特别感谢《凉山日报》、《凉山文学》等报刊的编辑老师！”是的，没有他们的指导帮助、精心审改，就没有我的撰文出世，也没有今天的收获，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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