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河畔 叩响大石墓中的邛人（上）

德昌县德州镇大石墓发掘现场。

大石墓里的骨器。

大石墓碑石。资料图片

大石墓出土的青铜器。

大石墓遗址。资料图片

□萧易

凉山州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巨石垒成的大石墓，由重达数吨的巨石垒成。2004年与2007年，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凉山州博物馆先后组织考古发掘与模拟考古，试图揭开环绕大石墓的诸多谜团。种种迹象表明，大石墓的主人，可能正是《史记》中的汉代邛人部落。

壹

村民家门口的大石包

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

2004年7月，盛夏的骄阳炙烤着西昌市黄水乡洼脑村，一辆黄色长臂吊车轰隆隆地驶过安宁河东岸，划破沉闷的夏日。这是西昌到攀枝花的西攀高速公路工地，忙碌的却是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西昌文物管理所的考古工作者，由于西攀高速将从地势平坦、古文化遗址分布密集的安宁河东岸通过，六座大石墓即将从地面消失，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

吊车停在洼脑一号墓前，一号墓长25米，宽12.6米，高2.9米，由十余块扁平的巨石竖立成长方形石壁，尔后在墓室中堆砌石块、泥土，再在其上覆盖墓顶石，最小的一块也有几吨重，没有几十个壮劳力休想移动分毫。

随着考古工作者的哨声，一块块墓顶石被吊离大石墓，在起吊洼脑一号墓时，起重30吨的吊车居然也力不从心，连续吊了几次，巨石依旧纹丝不动，反倒是吊车尾部几次离地而起，惊出司机一身冷汗，最后不得不缩短吊臂，这才将巨石吊离。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安宁河流域共发现大石墓232座，自北向南分布在安宁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山坡上。墓高约2—3米，规模最大的长达数十米。在空旷的安宁河谷，这些庞然大物矗立在河边、公路旁、农田里，甚至村民的家门口。洼脑一号墓就在杨建华与王仁芬夫妇俩的包产地里，每次下地劳作，夫妇俩都能碰到这个“老邻居”，累了还能坐在上面歇歇脚，不过说起大石包的由来，却一直犯嘀咕。夫妇俩挤在人群里，想看看大石墓中究竟藏着什么。

贰

巨石中的神秘部落

是《史记》中强大的邛人？

对大石墓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5年，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林向与西昌文化馆组建“安宁河流域考古调查队西昌分队”，并在西昌新星村坝河堡子发现一个大石包群。与岷江上游、横断山脉的石棺葬，东北地区的大石棚墓、大盖石墓，东南太湖地区带有大量封土的石室墓相比，大石包群规模更为巨大，石块动辄数吨、数十吨，遂命名为“大石墓”。考古发掘随后展开，墓中尸骨遍地，横七竖八地堆积在一起，随葬品仅有些简单的陶杯、陶罐、陶壶与一些石质工具，林向等人认为，墓主的身份，可能跟汉代邛人部落不无关联。

有关邛人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滇之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自滇以北的安宁河流域，生活着众多西南少数部族，又以邛人最为强大，堪与夜郎、滇人、昆明人鼎足而立。历史上的邛人保持着一种恐怖的军事制度：“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七支部落就是七支部队，战争来了，邛人举族皆兵，这种靠亲情、血缘维系的军队组织在战场上往往令敌人闻风丧胆。

从地域上看，滇以北、蜀之南的安宁河流域，是大石墓的聚集地带，这正是《史记》中邛人的地盘；从年代上看，大石墓春秋时期出现，东汉年间逐渐消失，这也是邛人的活动时间；数目众多、规模宏大的大石墓，似乎也只有《史记》中强大的邛人才能完成。考古工作者希冀从洼脑大石墓群找到更多线索，去复原这个强大却又神秘的部族。

叁

独特葬俗“二次葬”

为何出土文物近乎寒碜？

随着墓顶石一块块被吊离，围观人群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这么大的墓，里面得有多少金银财宝啊？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洼脑一号墓中沉积着一层厚厚的淤土，考古工作者用竹签、毛刷仔细清理，墓室渐渐暴露在眼前。出人意料的是，墓室仅有8.4米长、0.65—1.2米宽，与巨大的墓丘比起来看起来像条沟渠。这种反差在其他几座大石墓同样存在。

墓中并无棺椁，森森白骨遍布墓底，骨架全部错乱，全无一具完整，经辨认，这些尸骨分属数十位死者，且男女老少都有，应该是分批放入的。这种葬式，称为二次葬，有族人死后，先安放在一个地方，等到皮肉腐烂后再将尸骨捡入大石墓，大石墓墓门一般以碎石堆砌而成，就是为了便于在不同时期放入骸骨。二次葬在中国南方颇为常见，这种葬式最初为凶死者与早夭者举行，目的是为了安慰他们的灵魂，使之不危害生者，后来逐渐为许多民族所接受，并演变为独特葬俗。

在尸骨周围，考古工作者找到一些残破的陶罐、陶杯、石质工具，一颗玛瑙珠已是稀罕的宝贝，这就是这群邛人共同的随葬品了。围观人群显然很是意外，“这么大的墓，东西怎么这么少？”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大石墓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自197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共对47座大石墓进行了发掘，春秋时期的大石墓一般不超过3米，战国年间达到6米上下，西汉、东汉两朝则是大石墓的极盛时代，出现了20余米的巨型墓葬。奇怪的是，不管墓丘多宏大，出土文物都近乎寒碜，陶器有双耳陶罐、单耳陶罐、陶带流壶、陶簋；青铜器多是小件饰品，如项上的铜铃、头上的发钗、发笄、手上的铜镯等等；晚期大石墓也零星有西汉五铢钱、新莽大泉五十钱、铁刀出土。

一种发钗、铜镯在大石墓中屡有发现，铜钗出土时大多位于死者头部，想必是主人生前心爱之物，发钗有Y形、长方形、椭圆形、马鞍形等样式，出土时齿部已断裂，却仍不失为一些精巧的饰品。中国西南夜郎、古滇等部落都有佩戴发钗的传统，使用发钗前将头发挽成椎形的髻，称作椎髻或椎结。铜镯由铜丝、铜片简单弯曲而成，是大石墓中最为常见的青铜器。

洼脑大石墓连同之前的考古发掘已大概可以为邛人画一个肖像：邛人头插发笄、发钗，手戴铜镯，是个典型的西南少数部落；族人死后实行二次葬，墓中尸骨无高低贵贱之分，这也是处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古人经常采用的葬式。

“月鲁坟”“濮苏乌乌”背后的文明密码

洼脑大石墓发掘结束后，笔者来到德昌县六所乡永兴村，小六所大石墓群就在永兴村村口一块空地上，与当地百姓相处甚安。午后的永兴村有着难得的安宁，罗朝友倚在一座大石墓上，悠闲地打着盹；两头牛拴在榕树上，嚼着干草，甩着尾巴；大石墓上生长着一株遮天蔽日的大榕树，阳光从茂盛的枝桠间透出来，在松软的土地上洒下碎碎的影子。

罗朝友告诉我，村里老人称大石墓为“月鲁坟”，说是元末明初月鲁帖木儿将军的坟墓，不过这个月鲁为什么这么多墓，却谁也答不上来。永兴村几百号人的先祖都是清代“湖广填四川”才迁到安宁河流域的汉族，迁来时大石墓已经在这里了。这些迁徙者对大墓颇为虔诚，在墓上栽上了一株株寓意安详的榕树，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最终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立足，榕树也已经百岁高龄了，与大石墓盘根错节在一起。

在大凉山喜德县一个村庄，当地彝胞告诉我，大石墓是“濮苏乌乌”留下的石头房子，跟他们的祖先没有关系。彝文典籍记载，彝族人最早以放牧为生，“濮苏乌乌”从事农耕，彝族先祖迁入凉山时，与这些“濮苏乌乌”还有过冲突，并最终占领了他们的地盘，“濮苏乌乌”丢下这些石头房子迁徙到了远方。

这些“濮苏乌乌”，已故学者童恩正认为可能是濮人的一支。最早的濮人生活在江汉流域，部落众多，故有“百濮”之称，西周年间，楚人来到这一区域，并日益强大，濮人不得已，举族向西南迁徙，成为滇人、夜郎、邛人等西南夷的主体部族。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邛人的族属，可能与羌人不无关联。大石墓出土了大量双耳陶罐，而双耳陶罐的出现往往是与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的，陶罐上的“水波纹”，在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陶罐上也能看到。更为直接的证据是，羌人历来有修建碉楼的传统，碉楼以碎石堆砌而成，与大石墓墓室修建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联系，恰好验证了一条史前民族迁徙走廊的存在——根据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古羌人各支系曾从西北高原而下，成为中国西南诸多民族的祖先，引燃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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