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西迁中的29次会议（中）
武汉大学嘉定分部老照片。
当年武汉大学师生在乐山的合影。
武大西迁纪念。
□龚静染文/图
4月16日的第六次会议仍在“十一号房”。
住宿教学地点落实后，还得有个称呼，所以这是一次为新址取名的会议。由于武汉大学迁到乐山后，地点分散，为了统一管理起见，需要重新命名，而原来的名字显然不符校区称谓。所以会议决定将文庙定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第一校舍”，三育学校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第二校舍”；财务委员会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第一男生宿舍”，龙神祠定为“第二男生宿舍”，李家祠为“第三男生宿舍”，观斗山为“第四男生宿舍”；进德女校定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第一女生宿舍”。
就在这次会议上，还通报了第三批数十名学生已经到达了乐山。这些学生千里迢迢远赴而来，他们或结伴，或独自，陆陆续续向乐山进发，但其间的经历让他们终生铭记。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到她坐船到乐山读书时的心情：“舱内的昏暗和江上的黑夜融合，渐渐人声停歇，只剩上水江轮引擎费力的声音。茫茫江河，我在何处？”在江中的船常常被日军飞机骚扰，让人既惊又怕，离家千里求学的孤独也时时来袭，“我倚在船舷，自以为无人看及，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壹 流亡中的大学校舍
对于“迁校委员会”来说，他们的责任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学生能够顺利到达乐山。但是，迁移的情况相当复杂，学校没有能力统一安排学生前往乐山，所以是学生自己想办法到乐山汇合，路途中的交通和安全都得靠自己。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流失，或是因为路途遥远而出现意外事故，每一个学生的平安到达都会让他们牵肠挂肚。所幸的是，到4月18日的第七次会议，从武汉到乐山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入住各个宿舍点，会议决定往各学生宿舍点派驻教职员工，以利管理。
龙神祠最早是乐山唐朝时期修建的寺庙，处在一个山坡上，位置极佳，可以远眺山川，风光极为壮阔。诗人、著名诗歌研究学者邹绛当年读武汉大学时，就住在龙神祠的“第二男生宿舍”，他曾经在此写过一首《破碎的诗篇》，是那段流寓生活的见证。邹绛在诗中写道：“破碎的城市冷寂地躺在我脚下/就像是古代泯没了的庞贝城一样/而那黑色的喑哑的河流也在/她的身边几乎停止了搏动……”诗中表达的是对国家和自身命运的深深忧患。
在第七次会议中还决定在文庙内开设厨房，购置厨具，这也标志着一个流亡大学的新生活开始了。一天后的第八次会议改在了文庙内进行，旅馆办公暂时告一段落，乐山武汉大学新的办公地——乐山文庙正式启用。
文庙位于乐山高标山下，建于明朝天顺年间，经过后来的不断修缮，有泮池、棂星门、圣域、更衣房、执事房、名宦祠、乡贤祠等15座建筑，是一座宏大的古建筑群。此处风景也极为秀美，依山朝水，背后的老霄顶曾是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人的登临之地。文庙的建筑面积有3100多平方米，地形开阔，房屋也较为完好，这也是乐山武汉大学一到此处就看上了它的原因。
4月20日，文庙内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也是“迁校委员会”的第九次会议。内容是讨论文、法、理、工、农各个学院的去向，也就是哪些学院留在文庙，哪些去三育学校（一座被临时征用的中学），这是武汉大学在乐山时期主要的两大教学点。由于环境条件有差异，为了避免各个学院相争，所以采取了“拈阄法”来解决。结果是文、法两院设在文庙，理、工、农三院设在三育学校。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后校舍分散，生活、学习由整化零，一座大学散落到了小城的大小角落。齐邦媛就回忆她当时住的女生宿舍，是一个叫“白宫”的地方：“白塔街的女生宿舍被称为‘白宫’，是一幢木造四层楼建筑，原是教会为训练内地传教士而建的，所以勉强可以容纳百人住宿，自成院落也相当安全。因在战时无力修缮，已颇老旧，既不白也非‘宫’，但比借住在寺庙或祠堂的六处男生宿舍好很多。”（《巨流河》）贰 书籍抢运是重中之重
第九次会议之后，武汉大学的西迁基本安排就绪，主要的工作已陆续完成。仅仅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迁徙，师生大部安全抵达乐山，学校于1938年4月29日宣布正式开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此后，“迁校委员会”又举行了20次会议，主要是西迁的善后工作，但所涉细节更为琐碎，从桌椅板凳到电灯电话、厕所厨房的购买、安置、修建都在逐一完善，如在第十六次会议中决定安装11部电话，除了校长办公室是独立一部外，其余十个点都安在了各个教学点、宿舍点。
“迁校委员会”从开始到解散一共开了29次会议，直到武汉大学顺利迁到乐山后正式开课为止。这29次会议伴随了整个西迁过程，此后六人小组悄然解散，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在武汉大学西迁中，最为重要的财产搬迁是书籍。
当时的情况是校舍搬不走，只有人员全部迁移，但教学仪器和书籍也必须带走，不能落入敌手，它们是学校的身家性命。相对而言，仪器损坏还可以重新购买，而书籍是多年才积存起来的，非一日之功，所以书籍的搬迁是重中之重。
武汉大学到底搬迁了多少书籍到乐山呢？1939年9月16日，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给校委会的函中写道：
教育部前令呈缴本校到嘉图书目录，现已全部完成。计西文图书目录正编两册，第一次补编一册，第二次补编底稿一册；线装中文图书目录八册；方志目录一册；善本书目录一册；新编平装中文图书目录一册；尚未改编之平装中文图书目录一册；西文杂志目录一册；中日文杂志目录一册；合共十八册正。各册所载书箱，概用“到嘉”或“未到嘉”之戳记以表明之。
这段话中虽然没有说明具体的数目，但这十八册目录所涵图书数量应在十万之巨，因为到了乐山后新做了140个书架专门用来装书。以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历史而言，它的藏书量在当时全国的大学中是名列前茅的；它的底子是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图书室，后来武汉大学继承过来，并在1917年正式建馆，这十八册目录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总书目。叁 运输书籍数次遭遇险情
值得一说的是，武汉大学带到乐山的图书不是部分转移，而是全部搬迁，1939年9月13日竺可桢在乐山文庙参观武汉大学图书馆后写道：“武大有西文书三万册，中文书七万册，均携出。”
在运输过程中，押运人员都是小心了又小心，生怕出漏。但就是这样，还真是出了事。1938年4月20日下午，“迁校委员会”召开的第九次会议就是一次紧急会议，因为出现了突发事故：“转运图书仪器第一批二百十四件，木船在石牛碥失事。”
此事发生在当日清晨，邵逸周、杨端六两人突然收到从武昌发来的电报：“顷接纪、李来电，运送图书木船失吉，请通知公司设法救取晒干，以图补救。”当日下午，他们又收到重庆发来的电报：“乐山武汉大学邵院长逸周钧鉴，渝华通报告木船篠在石牛碥失吉，载书纸117件，叙府（今四川宜宾）已往营救。常伦已函嘉电武，俟详报到来再奉。”
石牛碥的位置靠近四川宜宾，此地已经由长江进入岷江水域。此次落入江中的货物是工程用具10件、纸张21件、书籍等183件，共计214件。但木船出事没有具体损失的数字，只在第二天迁校委员会的第十次会议上说：“致书籍打湿十来件，已另提他船运嘉。”但在竺可桢的日记有记载：“（武汉大学）最重要之九十箱系西文旧杂志，因船沉致潮湿损失甚大。”（《竺可桢日记》）
实际上，在运输书籍的过程中还不止出现一次险情，在1938年还发生过一次木船失吉事件，后来日机在1939年9月初轰炸乐山，又损失了一部分。但到底损失了多少，却是未知数，没有详细记载。1938年9月16日，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给校委会的函中是这样说的：
“本校末次运嘉之图书杂志，因木船在巴东附近触礁，致受水湿。除杂志霉烂者较多，业已详细注明外，其余未及一一注出。再此次敌机袭嘉，本校所损失之图书杂志，现正从事登记，容当另制详细目录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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