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存感念无法忘却的1992

金融投资报 2018-12-20 01:01 大字

1992年,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内川联通上交所交易的第一家金融性公司。图为现在的四川信托大厦

人的一生,能够经历并见证几次重大的历史性改革,这是有幸的。如果能够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分子,那更需要机缘、能力和修德。1992年,有缘亲历成都“红庙子”,这是一生的幸运,也是事先准备了至少十年的境遇。

■文维虎(作者供职于四川银保监局)

这一年,几篇文章注定我不同过往

我学的城市金融专业,1984年分配至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从事劳动工资工作。1988年底从事金融监管工作,自此30年如一。当年全国进行清理整顿,规范金融性公司和银行业机构行为,实施重新登记与要素重组。要求金融监管转换方式,显现职能,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确保金融稳健。构建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分工协作金融组织体系,总体达成共识。这次治理整顿,为后来的金融深化改革与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行业后来更大的“三乱”。

1991年元月31日,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勃勃生机 殷殷期望——四川金融市场发展巡礼》,对1990年四川省金融市场进行总结,当时的《改革时报》头版头条,这是我钢笔字变为媒体印刷体的首次。此后,持续在《四川证券与投资报》(现《金融投资报》)、《四川金融》、《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和信息,宣传政策,介绍实践经验等。因为这一点特长,便注定了我的1992年不同于过往。

这一年,四川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1992年2月21日-23日,全省金融性公司(信托投资)会议举行,我参与起草了会议材料。当时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推进间接融资、发展金融新业务的主力,特别是证券业务,信托投资公司是主角。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内川联通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第一家金融性公司,比专业证券公司还领先。随后我的工作也调整为经办金融体制改革事务。

1992年5月,全国金融监管工作会议在西宁举行。这是小平南巡讲话发布后,召开的事关金融监管与金融体制改革的会议。会议期间,上海、深圳股票交易火爆,指数创出新高。

此前,经济发达地区和对政策敏感的城市,出现擅自发行股票现象,各种社会集资也一时抬头。会议前的5月15日,国家体改委、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联合印发系列制度、通知、意见进行规范。西宁会议首次提出金融业“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要求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稳健推进股票、债券发行,认真清理规范乱发股票、债券行为。6月下旬,国务院成立证券委,旨在加强证券市场管理,推出股票、债券管理制度,维护金融秩序,支持股份制改革。

当时四川的重庆、成都、德阳、乐山、绵阳、自贡、南充等地,加快股份公司确认,积极推进渝三峡、川盐化、广汉涤纶(广华化纤)、四川金路、四川天歌、乐山电力、长城特钢、湖山电子、峨眉铁合金、金顶水泥、东新电碳、成都蜀都大厦等一批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一大批定向募集股份公司持续批准设立,四川成为内陆股份制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省份。

1992年7-8月,上海与深圳股市短暂暴跌之后,8月下旬出现认股权证抢购风潮,一时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

这一年,推进深圳模式在川尽快落地

为推进公众公司的股票上市,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也在紧密筹建。公众股份的远程确认、托管是股票集中上市的前提,需要专门登记机构配合交易所及拟上市公司完成登记。虽然四川省证券公司、四川金融市场融资中心、四川金融市场资信评估中心已经于1988年设立并运营,但均不具有这种功能与身份。构建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负责证券登记、托管、交易、过户等事务,特别是推进本地证券的转让与过户,成为区域证券市场发展的瓶颈。领导决定加强力量,抽调人员参与证券交易中心筹建。当时由于我发表相关的文章较多,也被选入参与筹备工作。

1992年10月2日-9日,四川派出六位同志前往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学习股票托管,回来后的任务是推进此模式尽快落地。我作为学习小组成员之一,返回后撰写材料,汇报成果,渐渐成为这个新市场的热心宣传者。

深圳之行,我们不仅接受了培训,还获得了一批培训资料,采购了最新最热络的关于股票、债券、基金以及深交所、上交所、人民银行监管股票的政策汇编、专著和翻译资料。掌握了股票发行、上市、转让、过户及操作程序,了解了股份公司的治理、经营、行为监管和证券市场运行的关系,开启了金融市场与重大政策、产业周期、经济周期的联动观察。

因工作需要,当时我依然负责经办金融改革与综合服务工作,撰写大量文章,记录金融市场改革发展举措与成果,未能成为一名专职的证券从业者。但作为一名参与改革的见证人、服务者与推进者,我还是感到骄傲。

随后,我参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股份制培训讲课,参与相关部门及单位的会议与文件审查,参与开办专门夜校培训及专业座谈,发表文章进行宣传服务等,算是为四川“红庙子”的培育做了点基础性的工作。

这一年,难以忘却的“红庙子现象”

1992年12月26日,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在成都红庙子街开业,“红庙子”现象持续酝酿并逐步形成。

四川本地的“成都工益冶金可转换债券”和四川长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专项信托受益证券”,是显现四川金融改革成果的“试金石”。它们推进了“红庙子现象”的出现,成全了“红庙子”的大变革。此后的川盐化、川天歌、四川金路等股票,是“红庙子现象”的燃烧剂。当时的《四川证券与投资报》(现《金融投资报》)、四川电视台等媒体,则成为市场催化剂。

当时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有股票价格发现机制,但四川的区域市场属于自发,除了成都,也在乐山、德阳、南充、绵阳、自贡等地自发形成,投资者用不同形式自制股权证等价格信息。

柜台过户的滞后、股票托管都集中于成都、原本就富有民间自发交易习俗的传统文化……这些因素在成都积淀综合,共同演绎了成都的“红庙子现象”,直到1993年3月底。

稍后交易市场转移到成都城北体育馆的“白庙子”,我还在该市场以4.50元一股的价格,购买了2000股湖山电子。

我与“红庙子”的缘分,不仅有“情节”更有“情结”。无论是去那里监测市场反馈信息,还是提出“正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川股现象”,或者拙文“写给红庙子的最后十日”等等,作为那个时段的参与者、见证者,每每想起,至今心存感念不能忘却。

结语

三十多年金融监管从业经历,每谈及1992年成都“红庙子”及其影响力,都为这个城市的金融底蕴和不断创新而感叹。110多年前的“川汉铁路”股票掀起的“保路运动”,其纪念碑至今屹立。1000年前的成都“交子”开启全球信用货币,恩泽世界交往。生活于这座城市的人们,需记忆并深思这三次金融创新。

顺势而为,因风吹火,有金融创新光荣传统与底蕴的成都,理应建成纪念与完善信用货币的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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