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连载苏雪林：种菜养鸡，写作治学（二）
《屠龙集》书影
《蝉蜕》新版书影■张在军
1939年至1940年间，苏雪林“灵海中曾涌起一度狂澜，所以那一年间竟有三四十万字创作和撰述的收获”，以后这狂澜逐渐衰退。到了1940年下半年至1942年上半年这两年间，由于侍弄菜园，除上课教学外，苏雪林自诩“未阅一本书（除自武大图书馆借来几本园艺书例外），未写一篇文。若把这两年光阴用之读书，我也可获致一项专门知识，若用之写作，亦可写四、五十万字，今皆无有，乃我一生荒唐之大者，今追悔不已”。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苏雪林在1941年就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是散文集《屠龙集》（重庆商务印书馆），一是传记文学《南明忠烈传》（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0年底，奉国民党中宣部之命，苏雪林写了一部25万字的《南明忠烈传》，仅仅半年而成，于1941年5月在重庆出版。
当时抗战正进入艰苦阶段，“所有公务人员学校教师待遇微薄，而物价高涨，法币贬值几不能生活，莫不志气消沉不能振作。”该书介绍南明几百个志士仁人，“处极端困厄之境，仍茹苦含辛，万死无悔，挽鲁阳之颓波，捧虞渊之落日，足以激励军民的坚贞，发扬其志气，全国团结一气，用以抵抗暴倭，自问对抗战不失为一种贡献。”
《南明忠烈传》以明末清初的历史为切入口，以几百个抗清复明的忠臣义士为主要刻画对象，以南明仁人志士的反清斗争史事为主要叙述对象。明末清初动荡不安的时代氛围和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同抗战时期的情形甚为相似，苏雪林在这里以当时满汉间的对抗“暗喻”抗战时期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虽然从民族主义角度看，把中国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与历史上的中国国内民族矛盾相比有不恰当之处，但在当时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以古励今的现实作用。
就创作目的而言，苏雪林选择南明忠臣义士与满清之间的抗争史来进行叙述，并不是要翻历史旧账，而是欲借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激发战时人们的斗志，希望大家团结起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毫无疑问，正是出于一种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苏雪林接受了国民党中宣部之命撰写《南明忠烈传》。而这一历史人物传记则是一部“为时为事而作”的战时文学作品，体现了苏雪林“文学为人生”的文艺思想，成为她乐山时期的重要作品。
继《南明忠烈传》之后，苏雪林又以明末抗清志士的故事为题材，写了若干篇短篇小说，如《黄石斋在金陵狱》《蝉蜕》《偷头》《秀峰夜话》共七八篇，并于1945年以《蝉蜕集》为名，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苏雪林“民族思想的水银柱”，“可算已上涨到了最高峰”。她在《蝉蜕集·自序》中说：“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乐山时期，苏雪林还出版了散文集《屠龙集》，也表现了她强烈的民族情感，洋溢着高亢的爱国热情。她对战时生活的动荡不安、物资的极度匮乏、物价的扶摇直上，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苦闷和煎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幽默和风趣洋溢在字里行间。她说：“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书名取为《屠龙集》，是她“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悲惨的结局……希望明年就是我们伟大的‘屠龙年’”（《屠龙集·自序》）。她在《乐山惨炸身历记》《敌人暴行故事》中用笔记述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和无恶不作的丑恶嘴脸，以此激发同胞们的愤慨之情和斗争决心。在《炼狱——教书匠的避难曲》一文最后，她更以满腔的爱国激情写下：“我们现在要尽心竭力教育下一代的人，叫他们永远记着这血海的深仇，向狂暴的侵略者结算最后一笔账。若环境不许我们再活下去，将孩子托给保育院让国家去教养，先生拈起枪上前线，太太加入救护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些散文飞扬着一种战斗的激情，富于时代色彩和现实针对性，蕴含着一股强烈的喷薄欲出的爱国热情。有武大学生回忆说：“苏先生是一位积极而乐观的爱国主义者。当抗战发生的时候，她兴奋得落下泪了。虽在战局万分恶劣的时期，也从未说过一句悲观的话，她鼓励她的甥侄去从军，而且还写了一篇真挚而热情的信。这封信已收在《屠龙集》里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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