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群：书灯冷月照沉渊
贺昌群先生像。
《元曲概论》书影。贺昌群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蒋蓝 文/图
雷波、马边、屏山、峨边4县与大凉山黄茅埂山脉为界，被称为小凉山。4县自明朝以来历经移民开发，已趋富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被视为“四川西南之安危所关”。
小凉山深处的马边，农时似乎比成都平原要提早一个月至半个月。中都镇在1月份就被遍布河滩山野的油菜花层层包围，从时令上说，这无疑是中国最早举行油菜花节的地方，充分佐证了中都镇地缘的特异性。
沿马边河蜿蜒跌宕的公路两侧，树丛、竹林、蔬菜、茶树一望碧绿无边。随着山体的增大，赭红的岩石与土壤渐渐透过绿色扑面而来，似乎暗示了这片昔日边地的神秘。
官帽舟地望
在赶往官帽舟的崎岖山道上，云气蒸腾，山峰、树木和农舍若隐若现。
马边河发源于羿子垭口，溪流多而短小，洪枯流量变化大。沿岸乱石嶙峋，石缝甚多，宜于大鲵生长繁殖，故马边县有“大鲵之乡”的美称。
苏坝附近，河流急转向北，经官帽舟、马边城，赶场坝至下溪再转向东北，经沐川、犍为两县境，至犍为河口处注入岷江。
官帽舟水电站蓄水较大，马边河的水面骤然阔大。大到让山间河流有些懵懂而低徊，奔流一生的水开始静静地停着，万山不许一溪奔。也许，它们还不习惯于安然入梦。
此地距离著名的明王寺不远。寺院雄踞山丘之上，气象雄阔。寺内有全国罕见的彝族悬托石佛，石佛的雕刻工艺精湛，集镌刻、篆刻和镂空雕刻手法于一身。石佛的背部有一圆孔，房屋的横梁从圆孔中穿过，整个石佛就被悬在空中。
当地传说，当年明王寺香火旺盛，香客云集，曾经有高僧，举铜镜来到明王寺的后山，突见万丈金光，周遭瑞气氤氲。高僧急呼：永乐溪要出“狠”人，至少要出二品以上的大官。居住在对面官斗山的地主知道后，请来高人，在官斗山向永乐溪后山方向修建一座塔和一座桥，连接永乐溪，这就有了“桥是弯弓塔是箭，九代翰林十代官”的偈语。自然是希望将永乐溪的风水，改转到官斗山。我估计，这一偈语，多半是受到明末张献忠登临成都九眼桥回澜塔的历史传说影响。
乡野风水先生功力有限，把永乐溪的风水“改”到官帽舟去了。果然，官帽舟后来出了学贯东西、才高八斗的贺昌群。
贺昌群先生字藏云，出生于马边官帽舟黄桷溪（今建设乡）。生于1903年10月5日，卒于1973年10月。贺昌群的父亲贺季咸于1912年任四川省参事会议员。父死后，家道中落。
1919年，贺昌群考入成都联中，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立下“誓将吾精诚，灌注吾民族”的誓言。中学毕业后，贺昌群和同学李一氓一起考取了沪江大学。一年后，因经济来源断绝而辍学。1923年，贺昌群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近十年……贺昌群在文学、教育、敦煌史、西北史等领域的研究或实践，皆颇有建树。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贺昌群绝对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大家。
与叶圣陶的情义
贺昌群宛如出山的马边野水，浩浩汤汤，一往无前。他一生交友甚多，与叶圣陶的情义尤其值得一书。
由于与马一浮存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1940年夏天，贺昌群离开乐山复性书院，受邀回到家乡，着力创办马边历史上的第一所县立中学——马边中学，并担任校长。
1934年，记者其仁对马边进行了一番田野考察，写了一篇特写《川南的一个山县：马边》，发表于当年的《上海周报》。文章指出：“走进那素称‘小成都’的马边以后，顿时令人失望，原来它处在万山丛中的一个破烂的市镇。它没有一席大的平原，顺着上是危崖，下是深溪，路都是迥旋曲折，窄狭得不能并进的……那些山腰河岸的房屋尽是东倒西歪，盖修草埔的住所，简直找不到一座完整的。马边城到了，它是一座半倾半圯的小城市，有四五百住户，市场也是七零八落的，堂堂的县政府只是破屋三椽，低晦污秽，几至不可居处。”
面临这样的境地，贺昌群群策群力，于当年秋天，在前临马边河、后倚炮台山的静美之地，建成了马边中学，直到1941年初辞职离开。此后以作家李伏伽先生为代表，争做拓荒勇士、移兰良师，形成了“鞠躬尽瘁育人，勤勉成才报国”的良好校风。
丰子恺先生在1939年曾作画《移兰图》送贺昌群，并题字赠言：“移兰除艾，留青载德。”《移兰图》一直挂在学校的历代校长室，成了学校的精神圭臬。
抗战时期，叶圣陶一家旅居乐山，他与贺昌群相识于浙江。老友相见，他高兴地称：“多得一过从之良友也。”
1939年8月11日，叶圣陶应四川省教育厅的邀请，从乐山到成都，为暑期讲习班作演讲。8月19日，日军出动36架飞机对乐山城进行轰炸。圣陶先生得知后，翌日赶回乐山。知全家避难城外贺昌群家，突火而出，幸免于难，屋庐衣物书籍悉付一炬，圣陶先生“感极而涕，天已太厚我矣”。
贺昌群尽力对叶圣陶一家予以照料。1939年，他写有《赠叶圣陶同客乐山》一诗：“廿载谬知己，词林拜主盟。万方多难日，一往故人情。庾信思南国，江淹厌旧名。何时得归棹，烟波下百城。”
江淹的《迁阳亭》诗，写的是扼守仙霞古道的福建浦城县仙阳镇。从汉代到六朝，闽北浦城已有古道翻越仙霞岭，连通闽浙。“江淹厌旧名”一句，是从江淹《迁阳亭》里“剑径羞前检，岷山惭旧名”所化出，可见贺昌群既有将浦城县仙阳与马边县相比的暗示，又蕴含江淹与自己遭际的暗喻。
叶圣陶1939年11月18日的日记记载道：“昌群来，前日方自马边归。谓二十余年，家乡已非旧观，昔固甚殷富，今衰落矣……人种鸦片出售。散兵流氓以贩卖鸦片为生。贩卖之外，复持枪劫烟，遂成盗匪横行之世界。昌群之来回，由乡人三四十持枪护送，且通知在匪中可以说话之人，乃得成行。途中亲见三尸倒卧于地，皆被枪杀者也。所见种种，非他处人所能预想。”
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记录，让我们得以洞察当时马边的民生与险恶局势。连本地闻人贺昌群进入马边也需要“三四十持枪护送”，还需要动用袍哥关系“拿言语”，可见阻碍边地发展最大的障碍不是山高路险，而是不被约束的人心与人性。
这些经历，逐渐反映在他的学术观点里。他在力作《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中认为，魏晋清谈思想的全体大用在于“内圣而外王”、“游外以弘内”，指出“圣王既无心而应物，其于天下之事，上而典章制度之兴革，下而文教风俗之推移，皆因物随变，当事而发”。
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贺昌群已经清晰地辨析出时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每一时代皆有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一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继承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
在我看来，这也是深谙中国历史命运之后的“试错”式箴言。以贺先生数十年前的文化历史观，恰在于他把握了“时代的特性”，并“继承了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了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分”。
捐书杜甫草堂
贺昌群知识渊博，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卓著，于汉唐文化也颇有研究。而对《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杜诗》三部大书尤致力极深。1945年，他在中央大学讲学时曾经说：“把我贺昌群解剖开来即等于3部书：《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和《杜诗》。”
先生历来认为，文学和历史不能截然分割，治文学之人必须懂得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懂得文学。
1944年，他在重庆讲授《杜诗及其时代》之际，写诗《在松林坡讲杜诗与盛唐之时代（选课）将毕写示诸同学》：“读史才情付与谁，为君苦说杜陵诗。兰台词调亲风雅，庾信高文重典仪……”
前两句是说，他自己文史并重的治学方法，后两句是说历史学家班固运用文学的笔调来书写历史，而文学家庚信的文学作品则反映了当时的历史。
他还向人谈及，研究杜诗的人必须认真研究唐代历史，否则对杜诗中有关唐代政治经济等的诗句，不可能懂得，甚至要发生误解。
从1954年开始，贺昌群数次向杜甫草堂捐赠历代杜诗版本及日文、英文版杜甫诗集。到1969年晚年时节，他又将多年保存下来的有关书籍捐赠杜甫草堂，并将自己的《诗中之史》手稿也交草堂保存。高风亮节，感人至深。
贺先生捐赠的书籍总数达二千余册，内容丰富，范围很广，经、史、子、集皆备，汉唐间的典籍为数不少，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著作也较多。其中明代和清代的杜甫诗集版本以及日本刻汉文杜甫诗集版本、朝鲜刻汉文杜甫诗集版本共二十余种，弥足珍贵。
如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长州许自昌刻、元大德三年（1302年）高楚芳编《集千家注杜工部集》，较为难得。再如日本正德四年（1714年）势阳鹤溪、度会末茂编的汉文刻本《杜律评丛》，版本十分罕见。
一天晚上，我与几个作家来到马边河畔散步。远处高山上有灯火，“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两岸宽阔的河堤高累而上，高大的柳树将枝条垂向水面，在有意无意之间，宛如无饵之钩。
“无饵之钓”除了姜子牙，便是词人张志和。《新唐书》说他弃官归隐后，“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渔也。”无饵长钩单钓月，就成为柳树垂钓马边河的意象。但我心中，贺昌群是属于“书灯冷月照沉渊”类型的。
1938年秋季，离乡有年的贺昌群回到马边，写七律《还乡宿黄丹客馆初见马边河》：“情怀不忍上高楼，寒菊年年照眼秋。万叠故山云总隔，两行乡泪血和流。黄茅莽莽连边野，红叶纷纷下客舟。归计未成人渐老，山花羞对雪霜头。”
近乡情更怯，35岁的贺昌群已有“人渐老”之叹。不禁让我想起，43岁的朱自清华发丛生，于1941年在成都写有五言长诗《近怀示圣陶》，恰有“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盬”的大悲。未老先衰，就是一个时代的命运。
我有贺昌群的两本著作《贺昌群译文集》《贺昌群译著五种》，均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年重印版。记得当日奔波300公里回到成都的当晚，我找出书来一读，窗外刮起了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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