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边想起贺昌群先生
■ 蒋蓝
雷波、马边、屏山、峨边4县与大凉山黄茅埂山脉为界，被称之为小凉山。4县自明朝以来历经移民开发，已趋富庶，但却近临边衅频生之地，又与滇、康相接，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被视为是“四川西南之安危所关”。
已经是四月天，小凉山深处的马边，农时似乎比成都平原要提早半个月。中都镇在每年元月份就被遍布河滩山野的油菜花层层包围，有黄巾大起义一般的激烈。从时令上说，无疑是中国最早举行油菜花节的地方。沿马边河蜿蜒跌宕的公路两侧，树丛、竹林、蔬菜、茶树一望碧绿无边。随着山体的增大，赭红的岩石与土壤渐渐透过绿色扑面而来，似乎暗示了这片昔日边地的神秘。
在赶往官帽舟的山路上，云气蒸腾，山峰、树木和农舍若隐若现。一会儿下到山踝，茂密得让人透过不气来的竹林间山溪潺潺，身形硕大的乌鸦从地面竹叶间猛然窜起，就像一个个修炼秘术的黑客。
马边河发源于羿子垭口，溪流多而短小，洪枯流量变化大。沿岸乱石嶙峋，石缝甚多，宜于大鲵生长繁殖，故马边有“大鲵之乡”的美称。大鲵已是保护动物，这样的美称只能佐证口感的溯源。河流经美姑县挖黑乡东拐流入马边县瓦候库乡，这一段名挖黑河。再流经沙腔乡和梅子坝乡交界处，汇合从北流来的三河口河，继续向东穿入峡谷，至苏坝乡的河口处，又汇合从南流入的高卓营河，流量大增，始称马边河。苏坝附近，河流急转向北，经官帽舟、马边城，赶场坝至下溪再转向东北，经沐川，犍为两县境，至犍为河口处注入岷江。
官帽舟水电站蓄水较大，马边河的水面骤然阔大了。大到让山间河流有些懵懂而低徊，奔流一生的水开始静静地停着，万山不许一溪奔。也许，它们还不习惯于安然入梦。
此地距离著名的明王寺不远。寺院雄踞山丘之上，气象雄阔。寺内有全国罕见的彝族悬托石佛，石佛的雕刻工艺精湛，集镌刻、篆刻和镂空雕刻手法于一身，石佛的背部有一圆孔，房屋的横梁从圆孔中穿过，整个石佛就被悬在空中。当地的传说是，当年明王寺香火旺盛，香客云集，曾经有高僧，举铜镜来到明王寺的后山，突见万丈金光，周遭瑞气氤氲。高僧急呼：永乐溪要出“狠”人，至少要出二品以上的大官。居住在对面官斗山的地主知道后，便请来高人，在官斗山向永乐溪后山方向修建一座塔和一座桥，连接永乐溪，这就有了“桥是弯弓塔是箭，九代翰林十代官”的偈语。自然是希望将永乐溪的风水，改转到官斗山。我估计，这一偈语多半是受到明末张献忠登临成都九眼桥白塔的传说影响。
乡野风水先生功力有限，把永乐溪的风水“改”到官帽舟去了。果然，官帽舟后来出了学贯东西、才高八斗的贺昌群。与其说贺昌群的横空出世是官帽舟的造化，不如说他的毅力与恒心，才是成就一生辉煌学术的基石。
贺昌群先生字藏云，出生于马边县官帽舟黄桷溪（今建设乡）。生于1903年10月5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卒于1973年10月1日。贺昌群父亲贺季咸于民国元年(1912年)任四川省参事会议员。父死后家道中落。民国七年，他考入成都联中，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立下“誓将吾精诚，灌注吾民族”的誓言。民国十年中学毕业，和同学李一氓一起考取了沪江大学。一年后因经济来源断绝而缀学。民国十一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近十年……他在文学、教育、敦煌史、西北史等领域的研究或实践，皆颇有建树。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贺昌群绝对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大家。
贺昌群宛如出山的马边野水，浩浩汤汤，一往无前。他一生交友甚多，他与叶圣陶的情义尤其值得一书。
由于与马一浮存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1940年夏天贺昌群离开乐山复性书院，受邀回到家乡，着力创办马边历史上的第一所县立中学——马边中学，并担任校长。
当时马边县的情况如何？
1934年，记者其仁对马边县进行了一番田野考察，写了一篇特写《川南的一个山县：马边》，发表于当年的《上海周报》。文章指出：“走进那素称‘小成都\’的马边以后，顿时令人失望，原来它处在万山丛中的一个破烂的市镇。它没有一席大的平原，顺着上是危崖，下是深溪，路都是迥旋曲折，窄狭得不能并进的……那些山腰河岸的房屋尽是东倒西歪，盖修草埔的住所，简直找不到一座完整的。马边城到了，它是一座半倾半圯的一座小城市，有四五百住户，市场也是七零八落的，堂堂的县政府只是破屋三椽，低晦污秽，几至不可居处。”
面临这样的境地，贺昌群群策群力，于当年秋天，在前临马边河、后倚炮台山的静美之地，建成了马边中学。直到1941年初辞职离开。此后以作家李伏伽先生为代表，争做拓荒勇士、移兰良师，形成了“鞠躬尽瘁育，勤勉成才报国”的良好校风。丰子恺先生在1939年曾作画《移兰图》送贺昌群，并题字赠言：“移兰除艾，留青载德。”《移兰图》一直挂在学校的历代校长室，也成为了学校的精神圭臬。
抗战时期叶圣陶一家旅居乐山，他与贺昌群相识于浙江。老友相见，他高兴地称“多得一过从之良友也。”
1939年8月11日，叶圣陶应四川省教育厅的邀请从乐山到成都，为暑期讲习班作演讲。8月19日，日本军队出动36架飞机对乐山城进行轰炸。圣陶先生得知后翌日赶回乐山。知全家避难城外贺昌群家，突火而出，幸免于难，屋庐衣物书籍悉付一炬，圣陶先生“感极而涕，天已太厚我矣”。
贺昌群尽力对叶圣陶一家予以照料。1939年他写有《赠叶圣陶同客乐山》一诗，“同客”一词显得是那么亲切：
廿载谬知己，词林拜主盟。
万方多难日，一往故人情。
庾信思南国，江淹厌旧名。
何时得归棹，烟波下百城。
江淹一生的传奇，起自“江淹梦笔”，终于“江郎才尽”。江淹的《迁阳亭》诗，写的是扼守仙霞古道的福建浦城县仙阳镇。从汉代到六朝，闽北浦城已有古道翻越仙霞岭，连通闽浙。“江淹厌旧名”一句，是从江淹《迁阳亭》里“剑径羞前检，岷山惭旧名”所化出，可见贺昌群既有将浦城县仙阳与马边县相比的暗示，又蕴含江淹与自己遭际的暗喻。
叶圣陶1939年11月18日的日记记载道：“昌群来，前日方自马边归。谓二十馀年，家乡已非旧观，昔固甚殷富，今衰落矣……人种鸦片出售。散兵流氓以贩卖鸦片为生。贩卖之外，复持枪劫烟，遂成盗匪横行之世界。昌群之来回，由乡人三四十持枪护送，且通知在匪中可以说话之人，乃得成行。途中亲见三尸倒卧于地，皆被枪杀者也。所见种种，非他处人所能预想。”
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记录，让我们得以洞察当时马边县的民生与险恶局势。连本地闻人贺昌群进入马边县也需要“三四十持枪护送”，还需要动用袍哥关系“拿言语”，可见阻碍边地发展最大的障碍不是山高路险，而是不被约束的人心与人性。
这些经历，逐渐反映在他的学术观点里。他在力作《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中认为，魏晋清谈思想的全体大用在于“内圣而外王”“游外以弘内”，时指出“圣王既无心而应物，其于天下之事，上而典章制度之兴革，下而文教风俗之推移，皆因物随变，当事而发。”
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贺昌群先生已经清晰地辨析出时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每一时代皆有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一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继承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
在我看来，这也是深谙中国历史命运之后的试错箴言。以贺先生数十年前的文化历史观，恰在于他把握了“时代的特性”，并“继承了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了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分”。问题在于，穿新衣的皇帝对于学者的见识，是充耳不闻的。
当天晚上，我与几个作家来到马边河畔散步。远处高山上有灯火，“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两岸宽阔的河堤高累而上，高大的柳树将枝条垂向水面，在有意无意之间，宛如无饵之钩。“无饵之钓”除了姜子牙，便是词人张志和。《新唐书》说他弃官归隐后，“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渔也。”无饵长钩单钓月，就成为柳树垂钓马边河的意象。
1938年秋季，离乡有年的贺昌群回到了马边，写七律《还乡宿黄丹客馆初见马边河》：
情怀不忍上高楼，寒菊年年照眼秋。
万叠故山云总隔，两行乡泪血和流。
黄茅莽莽连边野，红叶纷纷下客舟。
归计未成人渐老，山花羞对雪霜头。
近乡情更怯，35岁的贺昌群已有“人渐老”之叹。不禁让我想起，43岁的朱自清华发丛生，于1941年在成都写有五言长诗《近怀示圣陶》，恰有“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盬”的大悲。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命运。
我有2本贺昌群先生的著作：《贺昌群译文集》《贺昌群译著五种》，均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年重印版。奔波300公里回到成都的当晚，找出一读，窗外起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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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边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马边彝族自治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