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办学记
马边中学欢送参军抗战的学生留影。
李伏伽（1908—2004），乐山马边县人，知名教育家、文学家。他是马中校继贺昌群之后的第二任校长。193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曾任中学教师、校长，报社记者、副刊编辑，1949年后历任乐山专署文教科长、峨眉县副县长，乐山地区教育局副局长等。其著作《旧话》为其一生之回忆录。
马边中学位于滔滔马边河右侧。
贺昌群还善于书法。
1939年夏天，贺昌群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四川马边。
贺昌群是马边县官帽舟黄桷溪人，1903年生，后来考入上海沪江大学，中途辍学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译。这一期间，贺昌群靠自学成才，从1926年起开始学术研究，成为在宋元戏曲、中西交通史、敦煌学、汉唐历史与文学等领域的著名学者。
1939年5月初，贺昌群来到乐山，参与复性书院的筹建。然而不到两个月，他就离开复性书院，之后待在乐山埋头写他的魏晋南北朝史。不料在8月19日乐山被炸，他被迫把家搬到城外的乌尤山，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接到马边方面的邀请，希望他回去当马边县立中学校长。
贺昌群回家乡 欲将雨露润桑梓
马边县立中学的创建，跟当地落后的教育有关。当时，在广阔的小凉山地区，“雷马屏峨四县只有一屏山中学，除此之外，即须赴叙府嘉定，雷波则至云南金底坝就学，马边至叙府五百五十里，至嘉定三百六十里，至屏山三百二十里……故四乡之学生特少，有将学生送至成都，在外求学，十数年不归。毕业之后，即在外服务，亦多不回本县”。
这就是马边的教育现状，也是召唤贺昌群回乡办学的动因，“本县文化低落，教育不振，一般学子向外升学极感困难，筹设中学势所必需。”
当时，当地的开明士绅积极倡议办学，1940年8月，马边县群贤毕集，提请设立马边县立中学，决定在盐商乐捐、称息（即货物过称时的捐税）收入、马边县银行的公股余利中筹集办学经费。并决定校址设在马边县城西街守备衙门及川主庙，并讨论了培修设计与工程预算问题。而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决定暂聘李伏伽为校长。
为什么要聘请李伏伽为校长呢？四川省教育厅规定校长人选必须要有大学文凭，1940年的时候，马边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两名，李伏伽就是其中之一。马边士绅不愿外聘，“因为害怕堂堂一县找不出个校长引人笑话”（李伏伽《旧话》），所以找到了他。
李伏伽在收到联名邀请信后的反应是：“我童年的噩梦未忘，外出后三次回乡的印象也不好。我不相信在那样的地方能干出什么好事来，便回信谢绝了。”
李伏伽不去当校长，他们就想到了贺昌群。贺昌群这时正为乐山的安全担忧，又加之有一份桑梓之情，于是在当地的盛情相邀下回到马边。刚回到马边，贺昌群见到了久违了的父老乡亲，兴奋与豪情交织，他有种要在家乡做出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欲将雨露润桑梓，惆怅天涯一童生。”
校长离开马边 新学校嗷嗷待哺
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四川边区施教团，率20余人深入小凉山区，除了对当地社会状况、风俗民情、经济物产作了调查之外，特别考察了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四县的教育状况。7月31日他们到达马边，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主要调研边民教育，参观马边县立中学，贺昌群正好在那里。
边区施教团见到的马边中学是什么样的呢？
校舍系前清的武备衙门，破破烂烂，还没有完全装修好，只有两间教室，两间学生寝室；有90多名初中学生，分为两班；教师也只有两名，还有两名为兼职，而学校这时已开办近一年。
虽然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和艰苦，但边区施教团在考察了马边县立中学后，认为是“数十年来所未有，自为边地之福”，肯定了贺昌群回乡办学的积极意义。不过，他们也不无担忧，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在办学经费上，刚开始有捐助和临时费，但今后恐有不接，“省方经费不能按时领到，兼之汇兑不便，支付无定期，影响教职员生活不安，及事业时常停顿”；在教师队伍上也有很大的困难，“边县教师，多仰内地毕业生，内地尚不足，外出之路费甚大，更无人肯就”。
上面的两个问题实为一个问题，经费的掣肘影响聘请教师，教师的收入低就很难待在边区，因为他们连回趟家的路费都可能不够。
四川边区施教团团长柯象峰就写道：“马边处边远之区，地瘠民贫，守中等以上教育者数甚少，至擅长于边民教育之人才，更寥若晨星，故欲聘请适当教员充当教职，颇为不易。兼之待遇甚低，欲在数百里外聘请人才服务边区，匪特难觅，即使觅得而旅费一项之负担，已属不轻。”
就在这时，更大的问题出现了：贺昌群认为他已经完成了开办的前期任务，同时受东北大学之邀准备离开马边。但还在嗷嗷待哺的新学校怎么办？连一般的教师都很难聘请，何况校长要离开，马边县立中学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他一走，学校会不会散架了呢？
李伏伽扎根办学 经历“烟会”的考验
可就在人们深感忧虑的时候，李伏伽却突然回来了。
李伏伽生于1908年，李家是马边的书香门第，其父李建屏是清末秀才，曾是马边县高等小学的创办人。但父亲去世得早，家道中落后，李伏伽靠父亲的好友、同科秀才冯斗山的资助，才在1924年读完小学，193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
李伏伽见到的马边县立中学，让他心里凉了半截。学校只有破破烂烂的几间房子，“唯一的运动器械是一个篮球”。办学条件极为简陋不说，学生的年龄还参差不齐，甚至有些已经在“操社会”，滚过一趟江湖了，就在他去的那天，便有学生在后山上放枪，说是欢迎新来的校长。
李伏伽深感要办好这所中学，不下决心是没有一点办法的，其实他知道必须要有长久的打算，也就是准备扎根马边县立中学。
万事开头难，就在李伏伽刚刚到马中不久，他就经历了一次考验：马边每年四月的“烟会”到了。
一般来讲，只要收割鸦片的时候，马边城里就会涌动着一股“黑潮”（鸦片），一股“白潮”（白银），几乎所有人都想在其中裹上一水，搞点钱财，当地很多人家一年的生计全靠这两个月的收入。在李伏伽1941年5月6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一个学生退学的原因，“他妈要他回去帮助料理烟馆”，就此也可以看出鸦片买卖在马边的普遍情形。所以一到烟季，学校不少学生会逃课，参与鸦片买卖，就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发生危险，有学生为此被捕，甚至丧命。
通过这次“烟会”的考验，李伏伽的信心更强了。他突然感到，之前一直在寻找的人生价值完全可以在这里实现，报效国家、服务社会这些都不应该是空洞的口号，他的青春和激情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淬炼，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于是，李伏伽亲自写下了《马边中学校歌》：“凉山峨峨，马河汤汤，大哉吾校，肇造其旁，劳动、创造、战斗，自觉、自治、自强，同心同德，相亲相爱相将。要作光明先导，挽边区滔天罪恶之狂澜！”
接下来，李伏伽采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办法，带领学生先后修筑了“先驱路”、“留青院”、“好望亭”等，又开辟后山，建起了“五洲花园”，种植各类树木，在短短的几年内学校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与此同时，他们又在郊外教场坝的一块烂河滩地上开办了试验农场，用竹篓装鹅卵石扎堤，填土作坝，培修路基，又将农场分为果树、园艺、畜牧三组，每年收获的新鲜蔬菜水果，放到“学生劳作售卖处”销售，所获得的利润50%补助学生伙食，30%留下来继续扩大生产，20%作为学生福利公积金。
砍回41根木头 学生们搭建“好望亭”
马边县立中学的校园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学生在课余还要学习缝纫、刺绣、食品和用具制作以及农作，让学生学到了更多的生活技能。李伏伽经常亲自带领学生去搞野外活动，他们爬遍了马边周边的山脉，让学生获得身心锻炼；还举办月光晚会，讲故事，演出歌舞和话剧，陶冶了情操，也让那些边区的孩子憧憬了外面的世界。
马边县立中学名声大振，成为雷马屏峨小凉山区教育之翘楚。当然，李伏伽也在这一时期收获了爱情。他的妻子廖幼平是1942年来到马边的，他们患难与共，在马边抒写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
廖幼平的父亲廖季平是四川的大儒，李伏伽在很多年后回忆廖幼平时说：“参与了校务的一切擘划经营，也分担了所有的辛酸艰苦，没有她的帮助，我是难以支持下去的。”
在李伏伽办学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教师问题。1941年夏，李伏伽利用暑假专程到成都去请教师，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到马边，有人甚至认为到马边无异于去充军。
在四处碰壁之下，李伏伽只好另想办法，他找到一些中学学习好，却无力升学的青年来解决无教师的困境。这一招非常奏效，这些老师对薪水要求不高，工作也努力、踏实，非常实用。同时，李伏伽又去乐山武汉大学聘请迁来的学生，这些学生很多是流亡青年，没有生活来源，愿意到马边来打短工解决学费问题。
1943年上期，马边县立初级中学的第一班学生毕业了。毕业典礼上，李伏伽不无深情地说道：“你们年轻力壮，受过几年正当教育，从荒僻里生长起来，应当怎样爱惜你们的生命，珍重自己的前途。岂可因为一点挫折，便灰心失望，至于倒行逆施？中国若亡，我们还要作孤臣逆子，艰苦忠贞地图谋恢复，何况国家正当有希望的时候呢？”
后来，这次毕业的28名学生到莲花山砍回了41根木头，在学校后山上搭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叫“好望亭”。李伏伽专门作了《好望亭记》，其中写道：“第一班诸生野水孤航，风波险恶。登斯亭者，其默祝其若迪亚士（今译作麦哲伦）之好望乎？”
龚静染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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