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啥叫“金犍为”

三江都市报 2018-04-03 07:37 大字
罗家祥

多少年来,最让犍为人自豪的一句口号就是“金犍为,银富顺”,所以今天一下乐宜高速的犍为北路口,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金犍为”三个字。

事实上,“金犍为,银富顺”的口号并不是犍为人的自我欣赏,应该说是得到了许多地方甚至官方人士的认可——其中包括富顺县的,甚至还有千里之外上海滩的人。

“金犍为”是怎么来的?富顺县难道甘居“银富顺”而不想“金富顺”吗?这里面有什么争夺?说来话长。

一、“金犍为”的由来

“金犍为,银富顺”这句显得有点“霸气侧漏”的口号,颇有点类似当年“扬一益二”舍我其谁的气魄。

“扬”,扬州也;“益”,益州也,成都的代名词。这句话,摆明了就是说,以天下之大,除了扬州最富,就数益州了——这就类似于“金扬州,银益州”,历来成都人在欣然接受这种说法、有点沾沾自喜之余,却有些不太服气于扬州的。须知,所谓的“扬州”,那时是啥牛哄哄的概念呢?“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大富豪角色,城市中的“比尔·盖茨”哦!

小小犍为县,凭啥这么牛?

竟然敢置四川的二百余州府县于不顾,放了这个冲天的大炮,而居然大家还不得不点头称是——须知这可是“天府之国”啊!

虽然我们今天说这些“老黄历”,有点阿Q兄“咱祖上比你阔多了”的感觉,但是基于对历史的尊重,也不得不这样说;何况今天犍为人的勇气还需要用“历史的鼓风机”来鼓一鼓。

话说当年犍为建郡,是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距今已经2150多年了。当时汉武帝派使者唐蒙入夜郎国,说服夜郎侯“多同”归汉,于是以夜郎国全境为基础,割蜀郡、巴郡各一部分,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边郡犍为郡。这是有名的“西南夷”开发的第一步,其时犍为郡全境地域之广,相当于一个今天的大省,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它的第一个郡治是在鄨县(今贵州省遵义市),其后又曾经先后在宜宾市眉山市彭山区和乐山市等地设郡治。

犍为县继承了犍为郡的古名。其地,最早属于犍为郡南安县(治今乐山市)。抛开犍为郡不论,仅就今天的犍为县境来说,最早设立的县,是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从南安县划出东部设立的冶官县,位于今乐山市和自贡市交界的犍为、荣县一带,县治则是在犍为县的金石井镇——这个金石井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掘出多座战国古墓,还出土了乐山市最早的文字“巴蜀图语”的铜印、来自西亚的琉璃珠等。据研究,这些是战国秦时期灭掉古蜀国后,蜀人余部南迁至此聚居所遗留的。明王贯《重修灵润侯祠碑记》(成化十年,即1474年,见民国《犍为县志·建置》)载:“犍东百里许金石井,即古资官废县地也。”资官,即东晋所设的犍为郡“冶官”县的后代讹写。

据《汉书·地理志》犍为郡南安县条记载:“南安:有盐官、铁官。”盐官和铁官都是古代的专业官职,只有主产地才设,这样盐官、铁官俱全的县,在全国都是极少的。而众所周知,在古代工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给国家提供税赋的,主要就是盐与铁(西汉有一部非常有名的政治经济图书就是《盐铁论》)。

这西汉南安县的盐官和铁官在哪里呢?从史料上看,应该是在金石井镇一带。

盐。顾名思义,“金石井”的镇名就来自井名,明朝初期就有史籍明确的记载,据《明太宗(即明成祖)实录》卷28永乐二年(1404年)二月辛巳,因取薪不便,四川永通盐课司停金石井灶:“辛巳。户部言:‘四川永通盐课司金石井灶丁自陈,本井岁额盐八万三千七百三十斤,去山远,难得薪\’。”说明这里早就产盐了。人是离不开盐的,金石井镇之所以成为早在战国时期古蜀人落难的聚居地,自然离不开盐巴的生产。五通桥的红岩子虽然是乐山最早的井盐产地,但若论规模化的大量生产,其实是金石井。据盐业专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担任五通桥市副市长的李从周《永通盐区述要》(载五通桥区政协《五通桥文史资料》第一辑,1987年)所载“永通盐区”(老盐工均熟知“先有永通,后有五通”的谚语)的起源,一些老盐工说:“先有金石井,后有永通井”,据《明太宗实录》的记载,可见今天仍然属于犍为县的金石井镇这一带(包括由犍为县划给井研县的王村、马踏等地)就是明代犍为—乐山盐区的中心,后来才沿茫溪河发展到了今天的五通桥。

二、有盐有煤,不富不行

铁。附近有铁山,顾名思义是产铁的,有诸葛亮炼铁的史载。

所以,有了盐铁,税赋足以立县,自然可以单独设立一个县了。

一说到盐,乐山市产盐的历史那是太悠久了,远远的超出了自贡市(西汉属犍为郡江阳县)。可考的,就是今天五通桥区的红崖子,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录上·川南井》载:“《华阳国志》:南安县有盐溉滩,李冰所平也。在汉有盐井。按今嘉州之红崖,是其故处矣。”这个“红崖”又叫“红岩子”,位于今乐山市五通桥区境内之北部的牛华镇。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废玉津县(今乐山市五通桥区)入犍为县,直至1951年8月24日才分犍为县部分设五通桥市(县级),五通桥属于犍为县管辖近1000年。至于五通桥的盐业之盛,那是自不用多说,用一句俗语即可说明——“百猪千羊万担米,不如桥滩一早起”。全盛之时,犍为盐场雇佣工人不下10万人之多,正如嘉庆《犍为县志》卷10《丛谈志》所言:“永通为蜀中大厂之一。……迩者,五通桥盐泉大旺,日需煤数十万斤。”西南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川盐化就是原来的五通桥盐厂。

为什么不叫“金富顺,银犍为”?事实上,富顺县的盐产量在后期一度超过了犍为。这里,不妨先看一下正史《清史稿·食货志·盐法》所载川内三大盐场的发展轨迹:“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产盐为旺,嘉定府之犍为、乐山、荣县,叙州府富顺次之。不数年,射洪、蓬溪厂反不如犍、乐、富、荣。”犍为盐场(有时加上乐山盐场合称“犍乐盐场”),最发达的时候是在乾隆至咸丰同治期间(后来因李蓝起义双方混战而严重受损)。据《清高宗(乾隆)实录》卷727乾隆三十年正月:“查川省惟犍为、富顺二县,近年盐井旺盛。”足见此时,犍为县的盐业稳居四川省第一。

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新的《犍为县志》,其《盐务志》云:“犍为盐务……商有定名,销有定岸。民无淡食,税无蒂欠。官民两便,地称富饶。[原注:时有‘金犍为\’之称。]”这是目前可考的“金犍为”三字最早正式进入官方文书的记载。

所以,“金犍为”的说法,大概是从乾隆时期开始流传,此时的富顺县不能不服气。至于它不服气,乃是后来它发了达之后的事情,然而已经无改于“犍、乐、富、荣”的座次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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