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温在乐山担任啥官？
邵伯温曾在其《邵氏见闻录》卷20里言：“余为西蜀宪，其治在嘉州。”这个“西蜀宪”是个啥官？
首先必须明确：这不是正式的官职名称，而是“成都府路提点刑狱”的代称。
宋代，鉴于五代武人藩镇乱政，于是设计了一整套以文治武的体制，其一大特点就是相互牵制，以免地方割据。比如“路”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
“路”是宋代最高地方行政区域，取自“道路”之意，辖诸州（州辖县，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路辖州，其地位相当于省）。“西蜀”，宋代多指成都府路或益州路。
虽然“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域，但有趣的是，宋代的路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省”，它并没有统一的地方权力核心，如清代的云南巡抚或四川总督（另有副手分管军政等），它的差遣（实职）长官不是1个，而是并立的三四个——就一般而言，一个路有转运使司（负责行政、财赋，简称“漕司”，一般情况下最重要）、提点刑狱司（负责司法，简称“宪司”，也简称“提刑”如宋慈）、安抚使司（负责军事，简称“帅司”），以及提举常平司（负责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简称“仓臣”）。这4个长官互不统属，地位相当，各自拥有独立的办事机构，这在权力上实现了军、政、财、监“四权分立”。
所以，邵伯温所但任的，实际上是指“成都府路提点刑狱”一职，是个司法官，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干部。
邵伯温等人的官署即“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司”，为什么不在路的治所益州（后即成都府，州治成都县），而在嘉州？
这又体现了宋代权力的相互掣肘，即转运使司等4个省级权力机构，其各司的治所（不妨称为“省会”）和辖地可能并不一致，地域上犬牙交错，也是避免割据为患（特别是四川盆地历来易出割据政权）。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五月，特意下诏：“庚午，诏诸路提点刑狱司廨舍与转运使副同在一州者，并徙他州。”（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这道诏书就是强行命令省级并立的行政和司法机关不能设在同一个城市办公。所以，我们今天一个省只有一个省会，而宋代的路则可能同时有几个“省会”。
成都府路提点刑狱的官署多次变动。其迁于嘉州的时间主要有三说：
一是宋仁宗天圣（1023-1032年）年间。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46《嘉定府》引《嘉定志》言：“宪治自成都迁于嘉州，此天圣之议也。”可以为证的是两宋之交的邵伯温《题名记序》言：“自天圣至今，廨葺治增广，在（嘉州）府城之北街，亦曰‘小市\’，有靖民堂、万卷堂、明允轩、尽心堂、清远阁、枕江楼、种德堂、观风堂。”这说明了官署的地点和有哪些建筑。
二是宋仁宗的至和（1054年3月-1056年9月）初。《舆地纪胜》引《眉州志》载：“天圣四年（1026年），益州路提点刑狱司以眉州为治所。五年，薛向乞移益州。（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闰六月，依旧眉州。二年十月，知益州王鬷（音“宗”）又乞移益州。至和初，移嘉州。大观元年（1107年）九月，成都转运判官□谷又乞移嘉州，备夷人也。”其言：天圣年间所迁的地方不是嘉州而是眉州；在至和初和大观元年，分别两次迁到嘉州。
三是《舆地纪胜》引《成都志》：“大观中，移治嘉州。”实际上，这条所记是上一条的第二次。
笔者倾向于邵伯温所言最早的天圣年间迁徙，因为他离当时不久，而且亲自担任此官——这种《题名记》当时十分常见，多在石碑或壁柱上题记姓名和时间——其实就是当时任官者依次题名的流水账，有较高的可信度。
成都府路提点刑狱的官署自宋仁宗天圣年间迁到嘉州后，一直到南宋，范成大《吴船录》上卷载：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甲申，“至嘉州……谒宪使程咏之于雪堂。”
其他史料则到了宋代中晚期的宋理宗，《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4《杨（子谟）墓志铭》载，杨子谟（1153-1226年），潼川府（治今绵阳市三台县）人，“除华文阁，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公事兼提举常平等事，凡再兼知嘉定府。”嘉定府是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十月乙丑以“宁宗潜邸”升嘉州（府与州同级而略高）而成，此时杨子谟担任了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公事和提举常平等事2个省级机构长官，并兼嘉定知府，说明这两个省级机构都设在嘉定府。此外，同期的《方舆胜览》卷52也载：“嘉定府：本路提刑置司。”其大概在南宋末因元军之攻而废。
邵伯温在嘉州担任官职时期，流连于这里的风光，曾在大佛左侧崖壁上题刻“弥勒大像”四字。次子邵博也曾到此，并写下著名的《清音亭记》：“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他们不仅无比欣赏嘉州风光，而且觉得犍为县特别像洛阳，邵伯温父亲邵雍在河南共城（今辉县）苏门山和洛阳天津桥均有“安乐窝”，邵伯温心怀故里，就把曾经隐居的犍为县西山也取名“安乐窝”，流传至今，成为乐山一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后来邵氏父子均终葬于犍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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