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成都商贸领先全国
□李殿元\文马千笑\手绘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已，四川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相对安宁。前后蜀都在成都建都，推动了四川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在安宁的环境中，成都人沐浴着剑南的山水清晖，无疑是一个唐末乱世中的世外桃源。
成都人最懂得珍惜和享受难得的平静生活
由于五代时期蜀中社会的长期安定，成都人能享有与战火中原迥然不同的和平环境，富足而安乐。前后蜀时期的成都人，游乐是生活的重要内容。当时的成都人并不是没有辛勤劳作，而是以一年的艰辛换来自己的欢乐。苏东坡说，“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宋初在四川做官的张咏，曾描述前后蜀到北宋初成都的风气说，“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骄马黄多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
富庶之地集中在成都，成都人生活的享受也会于此。前后蜀时成都人的游乐，城北有学射山和万岁池，学射山即今天的凤凰山，传说是成都隋代著名道士张百子的成仙之处。万岁池则是秦代张仪取土筑城，积水成湖的风景胜地。城西有百花潭和圣寿寺，这里有唐代浣花夫人的传说。城南有江渎祠和玉局观，是历代祭祀江神的神祠和道教著名宫观。城东在海云山，山间的海云寺，是市民摸石求子的好去处。城内则有大慈寺。而蜀王宫阙，则独占城中的风光佳胜摩诃池和宣华苑。韦庄《清平乐》描写当时成都的游乐说，“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地绣罗金缕。妆成不整金细，含羞待月秋千。住在绿槐阴里，门临春水桥边。”绿槐荫里，春水桥边，有姹紫嫣红开遍，怎能辜负这良辰美景，不享受乱世中的安宁。
史书记载，当时的“蜀人富而喜邀”。每逢春季，“夹江皆创亭榭，都人士女倾城游玩”。时至初夏，“多有游花院及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这种期会，往往与买卖活动分不开。如成都青城山的道会，“会者万计，县民往往旋结屋山下以鬻茶果”。所以，期会也是一种定期集市。
除了游乐外，逛集市大概是前后蜀时期最普遍的大众娱乐活动。那时的成都，可以逛的集市确实是太多了。
当时成都已形成综合性、专一性、季节性的各类市场
成都作为前后蜀的国都，最重要的集市是蚕市与药市。那时的成都，有三个综合性的大市场。在这三个市场之外，还有米市、炭市。米市、炭市，顾名思义，当是专门卖米、卖炭的市场。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卖一种商品或主要卖一种商品的专一性市场。
由综合性市场向专一性市场的转化是一个重要的现象。这种专一性市场，是从综合性市场内的行分离出来独立而成的，它是先秦以来的传统的旧市制度开始分化的表现。在分化过程中，旧的综合性市场依然存在，仍然保留其综合性市场的性质。
成都还有一种带季节性的特殊市场：卖花果、蚕器的叫蚕市；卖香、药的叫药市；卖器用的叫七宝市。它们在传统的市区以外，既有商品交换的性质，也有游玩观山的性质。
蚕市的规模很大，与生产、生活尤为密切。《五国故事》说：“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蚕市在成都市内及郊县循环举行，货物非常之多，颇有今日赶场的风貌。黄休复在他所著的《茅亭客话》里对前后蜀时期的蚕市也描述说：“蜀有蚕市，每午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氏所在致市居此之遗风也。又蚕时将兴以为名也。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黄休复笔下的蚕市，与近世的庙会很酷似。
诸如此类还有灯市、花市、锦市、扇市、香市、宝市、桂市、酒市、梅市、桃符市等，它们都是以某一商品为主要交易物的大型商品集会。
在两蜀境内，也有许多大小市场，有正规的市场，也有不正规的市场，因此，不论是大商人还是小商贩，在商业活动中都相当活跃；不仅在平原地区的市场繁荣，就是在崇山峻岭，猛兽为害是山区，商人们也不畏艰险，奔赴市场。
王建有大小徐妃 她们是前蜀最大的商人
前蜀后主王衍在位时期，“命大内造村坊市肆，令宫嫔著青衫，悬帘鬻食，男女杂沓，交易而退，帝与妃嫔辄为笑乐”。前蜀皇帝王建有大小徐妃，二徐妃开设邸店，是两蜀商业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说：前蜀太后、太妃“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
所谓邸店，在初唐时，“邸”是货物停放的堆栈，“店”为售卖商品的铺店。后来邸店的职能有一些变化，到五代时，邸店可堆栈货物，同时又兼收商税；既是商业机构，又兼有政府税收机关的职能。
二徐妃开设邸店的地方都是“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交通便利，二是有巨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二徐妃开设邸店，依靠的是皇家权势去经商牟利，所设邸店当不止有二处，“以夺民利”的性质太明显了。所以，她们就是前蜀最大的商人。
除二徐妃外，官僚经商的也不乏其人。如韩保贞屯守巫峡，用战船运输“贸易之货”；眉州司马卢敬芝“以货殖为业”； 后蜀宰相李昊，“秉利权资货，岁入无算”。 官吏经商十分盛行，这表明商品经济在深度上已得到大大发展。
后蜀还有一种开当铺和放高利贷的商人。《蜀梼杌》说：“蜀人质钱取息者，将徙居，必书其门曰：召主收赎。”这是私家当铺。后蜀的官僚也放贷，他们借钱给“民”，不会是无息贷款，必定是高利贷。
在当时奢靡之风的习染下，纨绔习气也十分浓厚。到了后蜀皇帝孟昶的统治后期，凭借九五之尊的权势，更是纵情享乐，习于奢侈，喜好打毬走马，多采良家女子充后宫，聚敛奇珍异宝不计其数，连“溺器”也用“七宝”装饰。上行必然下效，大小官员，亦步亦趋，极尽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之能事。宰相李昊竟有“资货百万，奢侈逾度，妓妾数百”，视历史上超级豪富王恺、石崇为叫化子。如此腐败，人民深受其害，百姓怨声载道，后蜀的国运理所当然地江河日下，无可救药。
五代时期是四川经济区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时期
前后蜀时期，四川地区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发展也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四川通往北部地区的千里栈道上，陕西商人不顾旅途的艰辛，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由兴元之南日大巴路、小巴路”，“常负盐鬻于巴渠之境”。 荆南地区的商人入四川经商者不乏其人。四川的宝货也大量流向北部地区。
通过长江水路，四川与东南各地均发生了贸易关系。地处南部的南汉政权，与四川发生了商业往来。史载广南“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蕃，岁时交聘”。因此之故，蜀中珠玉香药甚多。后唐灭蜀时，曾得蜀中“珠玉犀象二万”。
四川地区是我国最早与国外发生贸易关系的地区之一。时至前后蜀时期，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四川与东南亚、中印半岛、中央亚细亚、西亚的一些国家有着一定的贸易往来。
可以肯定，前后蜀的商业发展水平是很高的。与北方的五朝及其他九个割据政权相比，它的发展水平则处于首位。甚至可以说，五代以前特别是中唐以前，北方经济区领导着全国的经济发展，自宋以降，南方特别是东南经济区领导着全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在五代时期，则是四川经济区领导全国的经济发展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这与四川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唐以后全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关系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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