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自古能医手

成都日报 2022-01-18 02:39 大字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经络漆人,对梳理秦汉针炙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清明上河图》中的药铺

辽代绘画《神药采药图》

成都博物馆中医药文物特展“万灵丹”葫芦

南宋李唐《村医图》生动展现了走方郎中为村民治病的情景

许永强/文

四川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历代以来,巴蜀名医辈出,在中医文化史上贡献了特别的力量。在汉代,以涪翁、程高、郭玉为代表的四川医家,奠定了古蜀针灸学派;两宋时期,蜀中本草学代表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北宋的唐慎微、明朝的韩懋、清朝的曾懿等皆为名重一时的医家,留下了《证类本草》《韩氏医通》《医学篇》等传世医学著作。

本草学领先全国

唐慎微与《证类本草》

晚唐至宋,成都药学研究异军突起,名冠全国。前蜀医药学家李珣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有关海外传入药物的专著《海药本草》,后蜀韩保升等编撰《蜀本草》,成为第一部四川官修本草,也是北宋第一部国家药典《开宝本草》的蓝本之一。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集北宋以前药物学之大成,全书共31卷60万余字,共收录药物1558种,其中新增药物476种,如灵砂、桑牛等皆为首次载入。每药均有附图,查阅时有按图索骥之便。明代李时珍称赞其“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即以此为蓝本。

唐慎微,字审元,成都人。他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喜爱读书,经史子集、佛书道藏,无不涉猎。至于古代医经和历代诸家方书,更是认真学习,反复揣摩,细致校核,以定优劣。宋哲宗元祐年间,应蜀帅李端伯的召请,在成都行医。

据同乡宇文虚中记载,唐慎微外貌丑陋,不善言辞,头脑却十分聪明。他分析病症,仅寥寥数语,而处方用药,非常谨慎,“洽病百不失一”。当时,宇文虚中的父亲宇文邦彦患风毒病,请唐慎微医治,一投药,即“疗之如神”。病愈后,唐慎微预料此病往后还可能复发,离去前给患者留下一封书信,叮嘱一旦旧病复发,便可启开。不出所料,宇文邦彦旧病复发,打开书信一看,里面记有三个方子:第一方疗风毒再作;第二方疗风毒上攻;第三方疗气促欲作喘嗽。宇文邦彦按信中之方依次服药,半个月后病即痊愈。唐慎微用药精准效验,成为受人爱戴的名医。

唐慎微不仅医术精湛,医德也十分高尚。凡病人有请,总是有求必应,“其于人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他和三国时的董奉一样,看病不要钱。董奉治病后,叫病人代栽一到五棵杏树;而唐慎微看病,只让病人替他收集一两个单方或验方作为报酬。后来他编写《证类本草》,其中的附方大多是这样从群众中搜集来的。

在治疗的过程中,唐慎微深知药物学之重要,下定决心重修本草。他在全面研究历代本草学著作的基础上,广搜博采,遍读经史子集等各类文献,把有用的资料一一收录,已经散佚的《日华子诸家本草》《开宝本草》和《嘉祐本草》等书内容,依靠他的辛勤努力保存下来。

唐慎微治学十分严谨,《证类本草》中对药物主治方面既有详细的阐述与考证,说明药物的采集、炮制方法和主治功能,又在每药之后附载有关方剂,便于对照使用,临床价值高。他还首创了沿用至今的“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集书传所记单方,附于本条之下,殊为详博”,被后世本草书撰写者所沿用。更可贵的是,全书还附载古今单方、验方、方论,不仅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方药经验,也为后世本草整理指出了正确方向。

《证类本草》最早刊行于元丰五年(1082年),风行于世,名倾公卿,标志着我国本草学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根据其贡献,朝廷拟授予官职,但唐慎微竭力拒而不受。宋代对本草书的修订非常重视,官编、私纂的本草书层出不穷,后来朝廷医官在唐慎微《证类本草》的基础上修订增补,作为官方编订的药典颁行全国,还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对促进中外医药交流作出了贡献。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赞该书:“要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

“六法兼施”规范病历

韩懋与《韩氏医通》

明代医家韩懋,字天爵,号飞霞道人,又曾改名白自虚,人称白飞霞,四川泸州人。韩懋身为将门之子,幼而聪敏,善诗能文,禀质气弱,因考科举不中,且体弱多病,其父母兄嫂亦多病痛,乃弃儒学医。

韩懋之父身为武职,多年供事边远冷寒烟瘴之地,患脚气之疾,弘治戊午年(1498年),韩懋的母亲去世,其父伤心悲痛导致病情加剧,头发渐白,牙齿脱落,衰弱愈侵。韩懋的表舅、荣昌名医华恒岍前来治疗。韩懋专侍汤药,跟随表舅学医。华恒岍离开后,他便自主医药,为父治病,颇有效验。父亲命人将韩懋日常所用汤药之方书录成集,名曰《韩氏有效方》。正德戊寅年(1518年),韩父去世,韩懋远出游历,几遍天下,先后得峨眉山高人陈斗南、金华名医王山人、武夷仙翁黄鹤老人、庐山良医休休子等秘传,数年实践,医术逐渐精深。

韩懋远游行医期间,兄长韩恩在家中偶见《韩氏有效方》稿,便命五弟韩恕加以编次。嘉靖壬午元年(1522年),韩懋将《韩氏有效方》加以精心补葺,丰富内容,名曰《韩氏医通》,刻版广传。

《韩氏医通》上下二卷,上卷为绪论、六法兼施、脉诀、处方、家庭医案共五章;下卷为悬壶医案、药性裁成、方诀无隐、同类勿药计四章。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韩懋创立了“六法兼施”医案,提出病案应包括“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源、治方术”六大部分,提倡“凡治一病,用此式一纸为案”,不能因其繁琐而“为谋弗忠”,只有望、闻、问、切以详察内外,才能准确地判断病源予以处理,开创了记载完整病历的先例,更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之准绳。

在当时夸大脉诊、舌诊的情况下,韩懋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重要性。他指出写医案“首填某地某时,审风土时令也”,地域气候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对疾病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又指出“阅古方,必如亲见其人察禀赋与当时运气风土,始可以德作者之意”。从《韩氏医通》所载医案中,可以看出韩懋辨证求因、审察内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生活习惯对健康的影响。

《韩氏医通》所载补益之法也非常详备,如治痰良方“霞天膏”,妇科秘方“女金丹”,外科妙方“滇壶丹”等。其自制诸方,亦简而精妙,如治疗老年咳嗽、气逆的“三子养亲汤”、防治瘟病的“五瘟丹”、健益小儿的“七味保婴汤”等。《韩氏医通》对中医诊断学内容的充实、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被誉为“实从医之指南,自卫之夏屋”。

抗疫伤寒温病

曾懿与《医学篇》

我国在北宋已经开始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当时,北宋宰相王旦听说蜀中有位医师,在峨眉山修道,潜心研究出“人痘”,可防痘疮,百不失一。于是派人入蜀迎接医师到汴京,为儿子成功种痘。蜀人始创的人痘接种逐渐流传于大江南北,从事种痘的医师称为“种花者”。直到清代,御医院还供奉其画像,称为“峨眉痘师”,或称“种痘先生”。清代,面对瘟疫肆虐,又一位蜀中名医挺身而出,悬壶救世,著书立说。

曾懿,字伯渊,名朗秋,成都华阳(今双流)人。她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父曾咏是道光年间进士,官至知府,其母左锡嘉是江苏常州有名的才女,擅长书画诗词。在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父母却在她心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十岁时父亲病故,曾懿随母亲回到成都华阳老家。为了让子女能更好地接受教育,左锡嘉特地把家搬到了成都浣花溪一带,并组织浣花诗社,与诸子女唱和。在母亲的督促下,曾懿博览群书,研读经史,有诗书画三绝美誉,成为蜀中著名才女。

同治年间,病疫大起,乡民多染,曾懿也身经4次“温症”(病毒性肺炎)。当时的医生拘泥于伤寒古方,不知变通,致使许多乡民不治而亡,曾懿也数度濒危。她深感词章之学于救国无实际用处,而家中医药典籍藏书颇丰,于是“伏枕自查”,悉心钻研,致力于医学。她对著名温病医家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十分推崇,“得以转危为安,皆得力于斯书者居多”。婚后她不仅相夫教子,更遍访医道,收集验方,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不拘泥一家之言,辨证论治,积累了许多独特的经验。

1906年,53岁的曾懿写成《医学篇》。该书上下册,各4卷。上册第一卷有脉论、舌色论、温病、伤风,伤寒病论等,第二卷为温病传入中焦治法,第三卷为温病传入下焦治法,第四卷为伤寒治法。下册第一卷为杂病,第二卷为妇科,第三卷为小儿科,第四卷为外科。书中将伤寒、温病二症病情及治法,分辨明晰,详论数章;并将《瘟病条辩》《温热经纬》诸书各方,摘录成帖,明澈显要,使人一目了然;再附以生平经历之各科效验古方、时方和自制诸方,使学者从中获益,不致受庸医所贻误。

晚清西风东渐,守旧者对西学一味反对,曾懿认为应该广收博采,传统医学必须在借鉴中求变出新。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已成为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而千百年来众多医家不敢逾矩,拘泥于古方而不识瘟疫的机理,早已不适应治病救人的初衷。自学成医的曾懿,以丰富的临床经验提高了治病效果,中西汇通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后人称颂:“整个封建时代,妇女之精于诗文者有之,通于医理者却罕见。能如曾懿之通晓医籍,并有临证经验者有几?”

值得一提的是,曾懿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著有《女学篇》,呼唤“兴女学破男尊女卑”。在她生活的年代,国家积贫积弱,但她认为“强国不专恃男子,而在女子也”,强烈批判女子缠足陋习,指出欲要男女平等,女子应该接受教育,“教育子女,各尽义务,所以培植国民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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