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自古能医手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经络漆人，对梳理秦汉针炙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清明上河图》中的药铺
辽代绘画《神药采药图》
成都博物馆中医药文物特展“万灵丹”葫芦
南宋李唐《村医图》生动展现了走方郎中为村民治病的情景
许永强/文
四川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历代以来，巴蜀名医辈出，在中医文化史上贡献了特别的力量。在汉代，以涪翁、程高、郭玉为代表的四川医家，奠定了古蜀针灸学派；两宋时期，蜀中本草学代表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北宋的唐慎微、明朝的韩懋、清朝的曾懿等皆为名重一时的医家，留下了《证类本草》《韩氏医通》《医学篇》等传世医学著作。
本草学领先全国
唐慎微与《证类本草》
晚唐至宋，成都药学研究异军突起，名冠全国。前蜀医药学家李珣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有关海外传入药物的专著《海药本草》，后蜀韩保升等编撰《蜀本草》，成为第一部四川官修本草，也是北宋第一部国家药典《开宝本草》的蓝本之一。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集北宋以前药物学之大成，全书共31卷60万余字，共收录药物1558种，其中新增药物476种，如灵砂、桑牛等皆为首次载入。每药均有附图，查阅时有按图索骥之便。明代李时珍称赞其“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即以此为蓝本。
唐慎微，字审元，成都人。他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喜爱读书，经史子集、佛书道藏，无不涉猎。至于古代医经和历代诸家方书，更是认真学习，反复揣摩，细致校核，以定优劣。宋哲宗元祐年间，应蜀帅李端伯的召请，在成都行医。
据同乡宇文虚中记载，唐慎微外貌丑陋，不善言辞，头脑却十分聪明。他分析病症，仅寥寥数语，而处方用药，非常谨慎，“洽病百不失一”。当时，宇文虚中的父亲宇文邦彦患风毒病，请唐慎微医治，一投药，即“疗之如神”。病愈后，唐慎微预料此病往后还可能复发，离去前给患者留下一封书信，叮嘱一旦旧病复发，便可启开。不出所料，宇文邦彦旧病复发，打开书信一看，里面记有三个方子：第一方疗风毒再作；第二方疗风毒上攻；第三方疗气促欲作喘嗽。宇文邦彦按信中之方依次服药，半个月后病即痊愈。唐慎微用药精准效验，成为受人爱戴的名医。
唐慎微不仅医术精湛，医德也十分高尚。凡病人有请，总是有求必应，“其于人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他和三国时的董奉一样，看病不要钱。董奉治病后，叫病人代栽一到五棵杏树；而唐慎微看病，只让病人替他收集一两个单方或验方作为报酬。后来他编写《证类本草》，其中的附方大多是这样从群众中搜集来的。
在治疗的过程中，唐慎微深知药物学之重要，下定决心重修本草。他在全面研究历代本草学著作的基础上，广搜博采，遍读经史子集等各类文献，把有用的资料一一收录，已经散佚的《日华子诸家本草》《开宝本草》和《嘉祐本草》等书内容，依靠他的辛勤努力保存下来。
唐慎微治学十分严谨，《证类本草》中对药物主治方面既有详细的阐述与考证，说明药物的采集、炮制方法和主治功能，又在每药之后附载有关方剂，便于对照使用，临床价值高。他还首创了沿用至今的“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集书传所记单方，附于本条之下，殊为详博”，被后世本草书撰写者所沿用。更可贵的是，全书还附载古今单方、验方、方论，不仅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方药经验，也为后世本草整理指出了正确方向。
《证类本草》最早刊行于元丰五年（1082年），风行于世，名倾公卿，标志着我国本草学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根据其贡献，朝廷拟授予官职，但唐慎微竭力拒而不受。宋代对本草书的修订非常重视，官编、私纂的本草书层出不穷，后来朝廷医官在唐慎微《证类本草》的基础上修订增补，作为官方编订的药典颁行全国，还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对促进中外医药交流作出了贡献。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赞该书：“要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
“六法兼施”规范病历
韩懋与《韩氏医通》
明代医家韩懋，字天爵，号飞霞道人，又曾改名白自虚，人称白飞霞，四川泸州人。韩懋身为将门之子，幼而聪敏，善诗能文，禀质气弱，因考科举不中，且体弱多病，其父母兄嫂亦多病痛，乃弃儒学医。
韩懋之父身为武职，多年供事边远冷寒烟瘴之地，患脚气之疾，弘治戊午年（1498年），韩懋的母亲去世，其父伤心悲痛导致病情加剧，头发渐白，牙齿脱落，衰弱愈侵。韩懋的表舅、荣昌名医华恒岍前来治疗。韩懋专侍汤药，跟随表舅学医。华恒岍离开后，他便自主医药，为父治病，颇有效验。父亲命人将韩懋日常所用汤药之方书录成集，名曰《韩氏有效方》。正德戊寅年（1518年），韩父去世，韩懋远出游历，几遍天下，先后得峨眉山高人陈斗南、金华名医王山人、武夷仙翁黄鹤老人、庐山良医休休子等秘传，数年实践，医术逐渐精深。
韩懋远游行医期间，兄长韩恩在家中偶见《韩氏有效方》稿，便命五弟韩恕加以编次。嘉靖壬午元年（1522年），韩懋将《韩氏有效方》加以精心补葺，丰富内容，名曰《韩氏医通》，刻版广传。
《韩氏医通》上下二卷，上卷为绪论、六法兼施、脉诀、处方、家庭医案共五章；下卷为悬壶医案、药性裁成、方诀无隐、同类勿药计四章。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韩懋创立了“六法兼施”医案，提出病案应包括“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源、治方术”六大部分，提倡“凡治一病，用此式一纸为案”，不能因其繁琐而“为谋弗忠”，只有望、闻、问、切以详察内外，才能准确地判断病源予以处理，开创了记载完整病历的先例，更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之准绳。
在当时夸大脉诊、舌诊的情况下，韩懋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重要性。他指出写医案“首填某地某时，审风土时令也”，地域气候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对疾病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又指出“阅古方，必如亲见其人察禀赋与当时运气风土，始可以德作者之意”。从《韩氏医通》所载医案中，可以看出韩懋辨证求因、审察内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生活习惯对健康的影响。
《韩氏医通》所载补益之法也非常详备，如治痰良方“霞天膏”，妇科秘方“女金丹”，外科妙方“滇壶丹”等。其自制诸方，亦简而精妙，如治疗老年咳嗽、气逆的“三子养亲汤”、防治瘟病的“五瘟丹”、健益小儿的“七味保婴汤”等。《韩氏医通》对中医诊断学内容的充实、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被誉为“实从医之指南，自卫之夏屋”。
抗疫伤寒温病
曾懿与《医学篇》
我国在北宋已经开始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当时，北宋宰相王旦听说蜀中有位医师，在峨眉山修道，潜心研究出“人痘”，可防痘疮，百不失一。于是派人入蜀迎接医师到汴京，为儿子成功种痘。蜀人始创的人痘接种逐渐流传于大江南北，从事种痘的医师称为“种花者”。直到清代，御医院还供奉其画像，称为“峨眉痘师”，或称“种痘先生”。清代，面对瘟疫肆虐，又一位蜀中名医挺身而出，悬壶救世，著书立说。
曾懿，字伯渊，名朗秋，成都华阳（今双流）人。她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父曾咏是道光年间进士，官至知府，其母左锡嘉是江苏常州有名的才女，擅长书画诗词。在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父母却在她心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十岁时父亲病故，曾懿随母亲回到成都华阳老家。为了让子女能更好地接受教育，左锡嘉特地把家搬到了成都浣花溪一带，并组织浣花诗社，与诸子女唱和。在母亲的督促下，曾懿博览群书，研读经史，有诗书画三绝美誉，成为蜀中著名才女。
同治年间，病疫大起，乡民多染，曾懿也身经4次“温症”（病毒性肺炎）。当时的医生拘泥于伤寒古方，不知变通，致使许多乡民不治而亡，曾懿也数度濒危。她深感词章之学于救国无实际用处，而家中医药典籍藏书颇丰，于是“伏枕自查”，悉心钻研，致力于医学。她对著名温病医家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十分推崇，“得以转危为安，皆得力于斯书者居多”。婚后她不仅相夫教子，更遍访医道，收集验方，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不拘泥一家之言，辨证论治，积累了许多独特的经验。
1906年，53岁的曾懿写成《医学篇》。该书上下册，各4卷。上册第一卷有脉论、舌色论、温病、伤风，伤寒病论等，第二卷为温病传入中焦治法，第三卷为温病传入下焦治法，第四卷为伤寒治法。下册第一卷为杂病，第二卷为妇科，第三卷为小儿科，第四卷为外科。书中将伤寒、温病二症病情及治法，分辨明晰，详论数章；并将《瘟病条辩》《温热经纬》诸书各方，摘录成帖，明澈显要，使人一目了然；再附以生平经历之各科效验古方、时方和自制诸方，使学者从中获益，不致受庸医所贻误。
晚清西风东渐，守旧者对西学一味反对，曾懿认为应该广收博采，传统医学必须在借鉴中求变出新。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已成为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而千百年来众多医家不敢逾矩，拘泥于古方而不识瘟疫的机理，早已不适应治病救人的初衷。自学成医的曾懿，以丰富的临床经验提高了治病效果，中西汇通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后人称颂：“整个封建时代，妇女之精于诗文者有之，通于医理者却罕见。能如曾懿之通晓医籍，并有临证经验者有几？”
值得一提的是，曾懿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著有《女学篇》，呼唤“兴女学破男尊女卑”。在她生活的年代，国家积贫积弱，但她认为“强国不专恃男子，而在女子也”，强烈批判女子缠足陋习，指出欲要男女平等，女子应该接受教育，“教育子女，各尽义务，所以培植国民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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