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家琐忆 ——记父亲萧涤非先生二三事□萧光照
我的父亲萧涤非,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在校时是运动健将,男子百米跑记录保持者和清华大学足球队队员。1941年在四川省峨眉山下的四川大学任教时,因得罪了纵容手下在校胡作非为的国民党分子校长程天放,而没有得到继续任教的聘书,而陷于失业。当时三弟光乾还没有出生,一家四口顿时走投无路。
巧得是,正在此时,远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原清华大学名教授余冠英信告:著名学者、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先生有意请父亲去任教兼任教授,这真是喜从天降,求之不得!但从四川峨眉山下到位于云南中部的昆明,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绝非易事,路费就是一大难题,想方设法,特别是得到了原清华同学又是校足球队的队友、身在香港的黄玉佳的鼎力相助,才得以成行!
刚到昆明时,我们都是住在城郊,我记得的有呈贡和桃源两地,住房都很简陋。在呈贡时,是住在一所房子的二层。但奇怪的是,底层的壁无墙,由几排柱子支撑着二层。当时是抗战时期,记得曾有一队国民党宪兵来住在底层,他们就是人挨人地睡在地上。
在桃源的住房是茅草屋,墙是土垒的,有一个小院,可以种点菜。当时家里有条黄狗,是父亲的朋友送的。这狗很有灵性,桃源有铁路通昆明,是城郊的一个小站,父亲常乘火车去授课。每当父亲授完课,下午回来时,这狗都会准时地到车站去接父亲回家,真是绝了!
再后来,我们住到了昆明城内叫西仓坡的西南联大教工宿舍,宿舍大院是长方形的口袋状,大门开在一端,而住房则沿两个长边而建,都是平房,院前都较平坦,后部有所抬高,左边住房地势较低,右边住房地势较高。我家住在左边中前部位置,闻一多先生和物理学家、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家,则住在右侧,我家的斜对面。该宿舍离昆明的风景区翠湖不远,出了院门左拐,再下一个坡就到了!若出院门右拐,则通向一条小街,沿小街上行,则通一条较大的街,再左拐就可通向一条公路,西南联大的大门就在其右侧,再向前走一段路,就到了西南联大附小,它与西南联大在公路的同一侧,紧邻一片坟地,操场边上就有许多坟头。当时我在这里读小学一年级,每天上学就是走的这条路。
同在该校读书的还有闻一多的小女儿,吴有训的小女儿叫吴湘如及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杜聿明的三个儿子,小儿子杜致勇和我同班,我们俩合得来,特别要好。一般杜氏三兄弟都是由上六年级的大哥开着军用吉普车去上学,没有随从,若在途中遇到我,杜致勇都会叫放慢车速拉我上车。还有一次把我带到了他们位于翠湖边的家中去,一进门就见到院子里拴着一头大黑熊,把我吓一跳。杜氏三兄弟到了家都是轻手轻脚,不大声讲话的。他们对待同学都很随和,从没有盛气凌人。记得有一次学校开会,上演抗日内容的节目,所用的枪和军装都是由杜家兄弟借来的。这些我觉得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聿明的家教还是不错的。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各校迁回原址,联大附小自然就不存在了,大家都各奔东西,我们这些儿时的伙伴就再也没有相遇了!直到2019年,我从连续剧《特赦,1959》中了解到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杜聿明,因在战犯管理所里表现好,而被蒋介石停发了其在台湾眷属的救济金,导致其在美国读大学的一个儿子(杜致勇的哥哥)无法继续学业,愤而自杀的故事,真是感到很惋惜和气愤!
在昆明,最难忘的事,是我七岁左右的一个下午,我带着三弟光来外出,在回家的小街上,迎面遇到一个手拿着甘蔗在吃的男子。他对我俩说,我们的爸妈在那边等我们。直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凭什么就会相信这个陌生人,很顺从地跟着走了!父亲觉得这两个小鬼出去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回家?预感到不妙,急忙赶出家门来找我们,还好找对了方向,在街上追上了我们,爸爸可能怕再出意外,默默地把我们带走了,没有再去追究那个人!
其实那时昆明就盛传,鸦片贩子在弄死小孩后,在其肚子里装鸦片,孩子放在棺材里带出城,若不是爸爸及时赶到,我和弟弟光来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这事我永生难忘!也是我人生大难不死的经历之一,每次想起都很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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