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本教习与留日浪潮（上）
宜昌码头的大阪商船。
竹添进一郎。
1909年出版的《巴蜀》和2005年的中译本《巴蜀旧影》。
《栈云峡雨日记》。
四川总督所乘的船。
□朱鸿伟
时至晚清，明治维新致日本迅速崛起，从前的蕞尔小邦国力一新，令清政府头晕目眩。之后，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深深刺激国人心态，一股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的风气在国内兴起。彼时，国内兴起一股留学日本的浪潮。
僻远的成都，也有一批青年得风气之先，历经艰难险阻东渡日本。与此同时，新式学堂在成都开办，迎来了日本教习以及欧美教习。两者的交流，给清末的成都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1905年春山川早水抵成都
“区区中国旅行，虽无可言及壮与不壮，但面临跋涉梦寐以往之巴蜀山水，足克医烟霞之痼疾。”1905年2月，29岁的山川早水踏上了前往成都的路程，面对即将所见的梦中之景，期待之情溢于言表。
山川早水由湖北沿长江溯流至四川万县。经过11天的航行后，船舶抵达万县，山川早水一行人继而走陆路。在梁山和大竹的交界处，蜀地的气息已经十分明显：“隔着小溪，群山对面，有几户茅屋，分散各处，有的屋顶上挂着一缕炊烟。山顶上可见纷繁的杏花，霏雨之下，花色特别娇艳。蜀山春雨之奇景，实乃一篇天地自然绝妙之佳作。”
但此程横亘丘陵间，坡坡坎坎行脚至为艰辛。1905年4月1日，山川早水抵达成都北门驷马桥。此时的驷马桥尚在成都城区郊外，周遭农舍田野棋布，一派乡村景象，由此入城尚有5华里路。入得老城，又是一番感慨：“场地虽小，但如果不熟悉地理，犹如踏入迷宫……可以说，甚似我东京。”
抵达成都，有朋友接风洗尘，山川早水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从万县出发历时十四天，行程共一千一百五十七清里。当晚各位日本朋友设宴款待。”
山川早水是四川高等学堂聘请来的日文教习，但他担任的是临时性的教职。与初到蜀地的游客类似，山川早水参观了文殊院、青羊宫、峨眉山、都江堰等各类古迹，同时记录下青羊宫花市、文庙孔子祭奠仪式、锦江放生会等风俗活动。此外，再加上日本教习的身份，他还历访了四川总督、布政使、满洲将军等人。
虽然在四川前后不过4个月时间，山川早水不仅记录蜀历程中的景物和观感，同时考证古闻旧事。他还重点描述了成都“皇城”，即前蜀和后蜀的皇宫、明代的蜀王府所在地。皇城原有的建筑在明末清初毁于战火，清朝时改为贡院，充当乡试的场所。科举废除后，城内“现有的楼房有宝川局、军装总局、成都丰预分储仓、劝工局、阳华常丰仓以及贡院等”，其中大部分的建筑当做各类新式学堂。
蜀地游踪详细日记并摄影
山川早水对蜀地游踪作了详细日记并摄影，这些日记总计20多万字，1909年东京成文馆将其定名《巴蜀》刊印成书发售。
此书因其图文兼有，记录深广，甫一问世，即在日本形成广泛的影响。《巴蜀》对百年前四川的民情风物记录详尽。如记录当时成都市面上的洋货，就有毛巾、大小钟表、鞋、玻璃、刀具、金属器具、玩具、罐头、糖果、药品、西洋食品、陶器、洋伞、文具等。而其间德国商品以其质优价廉颇受成都百姓欢迎。又如详尽记录了乐山、峨眉一带白蜡的生产，从蜡虫的培育、运输，到蜡烛上树、集蜡，都一一记录，今日读来颇可一窥彼时传统手工业。
山川早水笔下还记录了居留成都的老外。山川写道：“当时在成都的外国人的国别为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五国。除日本外，男女共计一百多人。其中法国人最多，美、英、德次之。如德国，听说除领事外，只有一两个人。就其职业而言，除英、法、德的领事各一人外，英国学堂教习一人，其他皆属商人。法国也有学堂教习若干人，其他大部分是传教士。德国只有机器局工程师二人。美国也有学堂教习若干人，其他也属传教士兼医生。”
当时在成都的日本人也不少，连山川早水在内计有27人。他们是成都一些学堂请来的教习。教授日文、理化、博物（类似生物），也教授某种工艺技术，比如现代印刷、制革等。
竹添进一郎在成都逗留八九日
其实，山川早水不是最早到成都旅行兼教学的日本人。最早到成都旅行的日本人是竹添进一郎。
竹 添 进 一 郎（1842-1917）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与外交官。讳光鸿，字渐卿，号井井。世人多以竹添井井称之。历任北京公使馆员、天津领事、朝鲜常驻公使等外交官职。辞官后在东京大学讲授汉学。主要著作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纪韩京之变》《左氏会笺》《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等。1876年4月，竹添进一郎自北京开始出游。经河北、河南、陕西，再入四川、湖北，一路行来，排日记事，集为一册《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所记旅途风俗土宜今日读来十分珍贵。
竹添进一郎汉文修养深厚，日记以文言记录，文字清通，尤耐咀嚼。今日读此日记，一百多年前的内地风景纷至沓来，恍若行山阴道上。竹添进一郎于7月2日抵达新都的弥牟镇，3日入成都市区，在成都逗留了八九日，其间正值盛夏，三日皆遇雨，只得困于旅舍。所以竹添进一郎在成都旅途时日短暂，日记记载自然也相对简略，但竹添进一郎对成都印象似乎颇佳，其记书肆、茶叶、金银、煤炭、薪材，以及祠庙都用了点心思。
竹添进一郎行脚成都已是140多年前的往事，作为清代第一个来到成都的日本人，其日记意义自不必多言。
过棋盘关时 足一陷不可复拔
《栈云峡雨日记》一书还记录了竹添进一郎一行三人1876年5月2日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进入关中，横跨秦岭栈道进入四川，顺流下长江，过三峡，8月21日抵上海的旅程。有日记有诗作，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生动优美，简直可以跟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媲美。
在知名学者武光辉《〈栈云峡雨日记〉所折射的晚清社会状况初探》一文中，详细解析了竹添进一郎对一路的饮食、住宿和交通状况、物产、水文的描述，为我们了解晚清差旅、税制、水利、航运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竹添进一郎在日记的最后一则中写道：“是行为日百十有一日，为程九千余里。大抵车取二，轿取三，舟则略与二者相抵。”可见，他全程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有三种——车、轿、舟。从北京至重庆，主要的交通工具为车与轿，从重庆府到上海则一路乘舟。让自持“探奇如学道，要在忍辛勤”，但是一路的跋涉苦不堪言。
在华北平原上，由于持续的干旱，竹添进一郎沿途遇到了大风扬尘的天气，“目眯不能视”，与君亮拥被卧车中，舆夫“则黧面变为斑白，目光炯炯如恶鬼”。离开河南卫辉府途中，“风雨卷沙，自窗隙乱扑，车中之尘可掬”。抵达新乡县时，“风雨愈猛，奇寒袭肌”，甚至还出现了“泥滑马痛”的现象。西安以西，因为山路险峻，“乃舍车而轿”。在秦岭中，“山不甚高峻，而石角嵬我，动欲倾跌。其无石处，则泥滑无以措步，舆夫窘甚”。临近四川，过宁羌州时，“走山岚间数十里，雨又不绝，在轿中衣襦皆湿”。又过棋盘关时，“会天雨泥深尺许，足一陷不可复拔。乃取道于山麓，自溪中行。水深没膝，舆夫蹑石以取浅，左深则右，右险则左，余在舆中摇摇不已”。在重庆境内，“夜半出店，过浮图关，山峻轿危，轩则朝天，轾则俯地，残梦屡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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