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 蜀王信仰的历史留痕
长松山曾是成都东门地标，蜀王视为皇家在川西的圣地
蜀王出资修建的石经寺大雄宝殿的窗花
胡开全/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明朝以儒学立国，蜀府的创始人朱椿深受有“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称号的宋濂，及其弟子、有“天下读书人种子”之称的方孝孺影响，历任蜀王崇文重教，对“阴翊王道”及安抚边疆非常重要的佛教也是推崇有加，资助了众多寺庙的修建。“靖难”之后，蜀府又积极推行真武信仰，道心日盛。蜀府的信仰，在成都留下许多值得玩味的事迹。
尊儒 从方正街到静居寺
蜀府在当时顶级文人的熏陶下，对儒家格外看重。明朝四川唯一的状元杨升庵说第一任蜀献王朱椿：“自其未之分封日，则宋景濂为之傅；及其就邸，则方孝孺授其书”。朱椿八岁受封，二十岁就藩，深知教育的重要。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他聘请方孝孺来成都当世子朱悦熑的老师。备受明太祖朱元璋看重的方孝孺是宋濂最得意的弟子。世子当时年仅七岁，让大学者教刚发蒙的孩童，方孝孺实则更多是为朱椿服务。为达到教化一方的目的，朱椿需要足以号令大众的“奇才高行之贤”，“知道成德之士”。
方孝孺没有辜负朱椿的厚望，“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他非常勤奋，一共为朱椿作文十四篇，“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先生年三十九，自汉中又抵蜀，蜀王颜其读书之庐曰‘正学’。蜀王从先生请，恤宋太史遗孤有加，《帝王基命录》成”。“洪武三十年丁丑，先生年四十一，往蜀作《蜀道易序》《蜀鉴》及《蜀汉本末》《仕学规范》，皆承王命也”。其中《学孔斋记》体现了方孝孺对朱椿的恭维与劝诫，显示朱椿身边言路开放。方孝孺虽然只为朱椿工作了四年，就到京城辅佐建文帝，却影响深远。朱椿“表其居曰‘正学’，以风蜀人”，“方正学”由此名满天下，成都市中心的方正街之名保留至今。
方孝孺以自身的实力和勤勉的工作，大大提升了当时成都乃至西南地区的文化水平，甚至影响了朝廷对这里的看法。他向朱椿请求“恤宋太史遗孤”，蜀府不仅关照了宋濂的子孙，还勇敢地率先出面修建宋公祠。当年宋濂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葬于夔州莲花峰下，而“蜀献王殿下念公旧学，特给路费，赐葬具”。在朝廷还没有为宋濂恢复名誉的情况下，“越三十三年，永乐癸巳十二月（1414年）二十七日，蜀献王迁成都之华阳安养乡”，并“复赐祭田，以供祀事”。之后惠王朱申鑿又继续改善宋濂墓。“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巡抚孙仁、巡按御史俞振才、愈宪潘璋启蜀王，以安养乡地气浅薄，王遂慨然别为卜地迁葬。按察使周鼐又手录高皇帝与濂手诏、诰、敕及一时名公卿赞词进王，王益感叹，躬临墓奠，锡赍濂子孙甚厚。”蜀府的举措为宋濂最终恢复名誉奠定了基础。
宋濂祠位于成都静居寺，后又增修方孝孺祠，经几代蜀王经营，成为一时名胜，蜀王往成都东山祭扫先王陵园也时常顺道拜谒。《惠园睿制集》中有一首《过承旨宋学士墓》：“文章一代振儒宗，赫赫名垂宇宙中。帝业替襄居玉署，师尊匡辅佐青宫。才华浩瀚追韩子，道学源渊继晦翁。学士祠堂何处是，芙蓉城外锦江东。”官员出差到成都都慕名前来参观。杨升庵受邀编撰《全蜀艺文志》，就是在静居寺花了28天完成的。据王士桢记载：“过桥至静居寺，气象疏豁。入山门为明王殿，次弥勒佛、次大雄殿，皆有画壁。最后藏经阁。西出为文殊殿，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有宋文宪公（濂）像。殿后文宪墓，高如连阜，其上修竹万竿，扶疏栉比，无一枝横斜附丽。”人文情怀深厚的静居寺和“壮丽以示威仪”的蜀王府，成为明代成都乃至西南的文化地标，现其西面仍存宋公桥街。
蜀府内值得称道的文臣是第一代蜀府长史陈南宾。他被朱元璋称为“天下善讲书者也”，并将其名字写在宫殿柱子上。朱椿对其委以重任， “今长史乃予之家相，儒臣乃予之宾友，苟非其人，安能逃训者之清议，是获罪于斯文，非予敢加责也。”蜀府大开言路，“其后诸王府长史刘淳、董子庄、赵季通、杨黼、金实、萧用道、宋子环之属，皆有名”，历代蜀王都很尊重长史的建议和规劝，这也是蜀府贤王辈出的重要原因。后来蜀府尤其善待杨升庵，昭王朱宾瀚、成王朱让栩、康王朱承爚一直保持与之交往，时间长达近50年。
礼佛 从万佛寺到石经寺
蜀王文集中有一篇《大慈寺题名记》，体现了蜀府对佛教的支持。献王朱椿就藩第一年，就资助成都许多寺庙的重建工作，其中包括万福寺，“宫未竣，多游其地”，见材料和供养不足，即出“承运殿副材施奉金像……出帑金，命工修葺，兼置焚献常住田地二分，共八十四井亩（百亩）”。朱椿“潜心儒术，旁及佛老”，这也是蜀府礼佛的目的：“恭维高皇帝用仲尼之道治世，而不遗竺乾氏，以为人天小果犹能化凶顽为善，阴翊王纲。惟我明高皇帝若曰‘儒阳之，佛阴之’，以无用之用济有用之用，凶顽且良，而况其良者乎？”
明代四川佛道的恢复，蜀府功绩卓著，“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献王之国时。累代藩封中贵从而增益之，殿宇廊房，华丽高敞”。除了四川佛教重镇成都和峨眉山，蜀府还依托国家的僧人管理体系僧录司，蜀府内的长史司和承奉司，对大足、边疆的松潘、天全、马湖等地非常重视。《献园睿制集》中《谕僧》系统阐述了四川佛教的脉络，以及佛教对地方社会的贡献，特别提出佛教徒的行事标准，堪称献王佛教思想的核心。
出于教化一方的策略，蜀府对于成都和峨眉山这两处佛教重镇关注最多。蜀怀王朱申鈘称峨眉山“峰峦倚天，彩错如画，与岷山相对，实吾封内之巨镇也”。据龙显昭主编的《巴蜀佛教碑文集成》记载，蜀府在成都先后资助过的寺庙包括昭觉寺、多宝寺、万福寺、金沙寺、红岩寺、崇州常乐寺、金堂栖贤山道场禅寺、大邑开化寺、彭州法藏寺、龙泉驿燃灯寺。笔者结合明蜀王文集和田野调查，在成都还发现大慈寺（僧纲司所在地）、草堂寺、静居寺、新都宝光寺、龙泉驿石经寺和灵峰寺（长松寺）、大邑圆通寺等与蜀府关系密切。而峨眉山作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朝廷是重点关注，多次下旨，蜀府也积极跟进，有碑文记载的包括灵岩寺、会福寺、普光殿、白水寺、慈延寺、永延寺等。
蜀府与僧人的频繁互动，在石经寺影印的明版《楚山绍琦禅师语录》记载得最为详尽。明初石经寺临济宗高僧楚山绍琦禅师开创了四川历史上的五大禅系之一，他与和王朱悦、定王朱友垓、怀王朱申鈘都有交往，蜀府多次出资扩建石经寺。为了表示感谢，寺庙还一度更名为“天成寺”，喻受天子恩惠修建而成，其保留至今的大雄宝殿为明代建筑。受蜀府邀请，楚山绍琦禅师几次赴大慈寺办“冥阳大会”“千盘大会”等大法会，为过世蜀王办道场。楚山绍琦禅师曾作《蜀主定王薨世》：“久沐恩光感遇深，重来无复耳纶音，佛天已悟无生体，人世空怀不尽心。睿哲贤名超往古，慈祥盛德重当今，载瞻主器承鸿业，早晚天庭册宝临。”
崇道 从青城山到云台观
道教与明朝政权关系密切，尤其是朱棣登基后，下诏特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将真武大帝视为护国大神，以后历任皇帝登基时都要到武当山献祭文。四川作为张道陵张天师的诞生地，是正一派的重要活动地，以朱椿为代表的蜀王对道法的研究也较佛法更深入，作出诸多指示，如与道士有《谕张蓬道》，这也是全真派道教进入青城山的最早记载。四川道教中心是青城山，朱椿引进刘海隆，使全真道龙门派开始在青城山传播。但总体而言，蜀府以信仰正一派为主，朱椿还作有《张丰仙像赞》。
经蜀府多年建设，云台观成为四川第二大道教中心，在全国仅次于武当山真武道场。永乐九年（1412年）朝廷开始兴修武当山，蜀府闻风而动。据《云台胜纪》记载“历宋、元，至大明永乐十一年（1414年）九月九日，蜀献王差官翻盖。成化二年（1466年）仲夏，蜀府造琉璃结盖。正德间，蜀府重修整治。隆庆初年，蜀府又重造琉璃结盖。”修成之后，甘肃省肃府等距离武当山比较远，就选择来此祭拜，之后皇帝有敕谕和赠送《道藏》等，如明神宗《万历云台观敕谕》。曾任首辅的万安撰写过《重修云台观碑记》。笔者到云台观实地调查，发现此处仍是当年万安描述的“山径修阻，不通舟车，较诸平易，力殆数倍。”建设如此巨大的皇家道观，主要经费由蜀府开支，而周围信众供养能力有限，这才出现地方志所载蜀府重修多达十余次的情况。
明代第三道教中心是眉山祭祀陆修静的蟆颐山（又名重瞳观），这也是蜀府求子的“圣地”。惠王朱申鑿就因为兄长怀王朱申鈘24岁过世时没有子嗣，依照“兄终弟及”祖训承位。但自己到了22岁仍然无后，不得不求助于神灵，次年求子成功，遂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撰有《蟆颐山新修殿宇记》。《惠园睿制集》里载蜀王府中有两处丹房：菊泉丹房、紫芝丹室，这似乎与道家医药和求长生有关。今人任新建根据蜀僖王陵中含有大量藏传佛教装饰，加之其遗骨远比常人魁梧，认为他的早死可能与其修炼密法、生活放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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