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只为吕仙留峨眉
《峨山图说》上记载的“大峨石”魏奕雄文/图
三江都市报2017年3月30日刊载唐长寿撰《古代的乐山》，其中讲到他于1994年在峨眉山作文物调查时，见到紫芝洞碑，还见到另一通碑“大字虬体书‘紫芝仙桥’四字，顶书‘日、月’，款书‘纯阳题’。”这“紫芝仙桥”碑不见其他文献记载，不知是何人以吕仙名义题刻。从碑有“紫芝”二字来看，当在有了紫芝洞之说以后才会有这样的碑刻。
清《峨眉县志》，《峨眉县续志》和《峨眉山志》，多处提到吕仙题有“大峨石”三字。目前能找到这三字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年）嘉定知州袁子让写的《游大峨山记》中：“过（万福）桥即大峨石也。”《峨眉县续志》（二）卷十第2页“杂著志·金石”载：“大峨石。巨石壁立，有吕纯阳书‘大峨石’三字。石旁有碣六，刻明督学郭子章‘灵凌太妙之天’六字。”我从清光绪谭钟岳《峨山图志》卷一第39页图十八左部神水阁前，见到了所画的一块天然巨石，上书“大峨石”三字，旁有“灵凌太妙之天”六碑，一字一碑，证实续志所载不虚。这幅示意图中神水阁前水池中另有一石碑，上刻“福寿、大峨、神水”六字。这表明，实际上“大峨石”有二，一是写着“大峨石”三字的天然巨石，二是刻有“福寿、大峨、神水”六字的人工石碑。清《峨眉山志·全山形胜》收录的明末井研胡世安《登峨眉山道里记》写得明白：“万福桥桥头一大石，方广当途，即大峨石，界左方一石，蹲小池间，体侧，上刻陈希夷草书‘福寿’字，吕纯阳书‘大峨’字，又先达‘神水’字，具镌石上。”（陈希夷即宋代道学家陈抟，字图南，号希夷先生。《峨眉县续志》（二）载：“神水”二字为都御史张景儒题，张景儒字仲贤，眉山人，即先达。）
那壁立的巨大天然“大峨石”和“灵凌太妙之天”六碑都早已不存了，唯刻着“福寿、大峨、神水”六字的石碑今犹完好。这“大峨石”三字和“大峨”二字，是哪位高手代吕仙题写，“大峨”二字是否模仿“大峨石”前两字笔迹而勒石，都不可考了。我之所以要细说这二石，是因为明末和清以后的一些志书、游记，包括今人的一些记述，往往混淆二者，将有“福寿”等六字石碑上的“大峨”二字，记作“大峨石”三字。比如清康熙版和民国版《峨眉山志·全山形胜·石》：“大峨石在神水侧，有吕纯阳书大峨石三字，陈图南书福寿二字。”这里应当写“有吕纯阳书大峨二字”才对。
清乾隆年间，《峨眉县志》编者，在卷二第29页“古迹”中将上引吕仙于家庆楼题的四句诗，改写为题于飞来殿壁上。
请注意，以上所有关于吕洞宾在峨眉山的传说、题刻、诗联等等，都在明代弘治年间王敕挖碑之后。本来峨眉山并无吕洞宾游历的事实，但明清两代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相传”的笔法叙说吕仙的故事，加上文人墨客用诗文联反复咏诵渲染，这就使之成为峨眉山仙道文化的一部分了。这跟峨眉山并无蛇仙白娘子，但经清代乾隆年间江南才子方成培在《雷峰塔传奇》中，让佛祖如来讲了一句“峨眉山有一白蛇，向在西池王母蟠桃园中潜身修炼”，那外地文人杜撰的“峨眉山白娘子掌故”，也成为峨眉山仙道文化的宝贵资源，是相同的文化现象。本来神仙的故事就都是虚构的，像吕洞宾这样名望极大的八仙之一，他能到峨眉山“落脚”，峨眉人民是不会拒绝的。这样的文化现象，不只是峨眉山有，其他名山大川一样有。
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些张冠李戴的附会，将古代典籍中所载的别处掌故，生拉硬扯到峨眉来。比如清《峨眉县续志》卷十第6页“杂著志·丛谈”有一则吕仙逸事：
蜀僧号峨眉道者，戒律甚严，不下山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伟人来，与语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复相见，于此愿少见。待明年是日，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伟人果来，问道者安在？曰亡矣。伟人叹息良久，书数语堂侧壁间绝高处，语云“落日斜，西风冷，幽人今夜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字画飞动如翔鸾舞凤，非世间笔也，或云吕洞宾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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