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易中天 像侦探一样探究中华历史
易中天 71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历史学研究。曾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主讲，著有16卷本《易中天文集》，目前正着手创作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已出版前20卷。
■ 回眸
2014年12月20日新京报版面，为纪念《品三国》十周年而对易中天进行报道。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义，戏剧编排……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
当这段开场白首次从电视机里播出时，许多人正围着火炉，吃着饺子和汤圆。这一天是2006年的元宵节，而这档名为“百家讲坛”的节目，正迎来命运的转机。
央视10套的这档文化节目办了快五年，却一直不温不火，在台内面临淘汰。直到迎来了一位带着浓郁湘音，以出奇的方式解说汉代和三国历史的主讲人——易中天，这个节目才终于起死回生，并在赞赏和质疑声中火遍全国。
从此，他不再是一位校园内的普通教授，而是走到哪里都能被认出、求合影的“学术超男”，他也理所当然地步入了最畅销的作者行列。
十几年来，他仍然不时成为舆论焦点，或因为对时事的激烈批评，或因为登上作家富豪榜，或因为出版文集，或以一己之力书写《易中天中华史》。他曾说，“国家要安定，个人可折腾。年轻人要折腾，因为他来日方长；老年人要折腾，因为他机会不多。”
趣说历史，登上百家讲坛
在许多人眼里，易中天仿佛是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某种程度而言，确实如此。他在登上“百家讲坛”之前，并非知名学者，虽也出版过“闲话中国人”系列随笔，但与此后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易中天总结他在“百家讲坛”主讲“品三国”等系列节目成功的原因，只用了三个字：“说人话”。说老百姓都能听懂且爱听的“人话”，而非艰涩的、故作高深的学术腔或官腔，就能赢得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三国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历史时段之一，《三国演义》有广泛的读者基础，然而，小说毕竟是经过艺术加工，有想象、杜撰和演绎。读者对小说背后的历史真相有天然的好奇，它驱使人们去探究和发现，直到找到可能的答案。
然而，过去的学者在讲述历史的时候，大多喜欢正襟危坐，一脸严肃，仿佛若非如此，则会被质疑为“野史”、“戏说”，不可采信。而那些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说书”、“评话”，则近乎一种艺术表演，更是不能信以为真。
易中天在央视主讲的系列节目，打破了“正史”的端庄和“戏说”的戏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开辟了一条“趣说”历史的新路。“趣说”既要有严格的考据作为基础，又要有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的语言。两者兼备，方能成其趣。这就要求作者本身是有趣而非死板的，其次还得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易中天是读古代文学出身，性情幽默、随性、爽朗、不羁，正符合“趣说”历史的要求。
其实，易中天所谓“趣说”历史的方式，也并非为百家讲坛专门定制，而是源于其一贯的主张。这种主张是受到厦门大学的前辈学者林兴宅教授（与刘再复并称“南林北刘”）的启发。易中天刚从武汉大学调到厦门大学时，林教授便对他说：“作为学者，要么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么是能够广泛影响社会，否则自说自话没有意义。”
这番话让易中天思考良久，他在厦大的工作是从事美学和艺术学研究。他认为，美学从康德写出《判断力批判》以后，就已经无可超越；而艺术学自从有了黑格尔以后，同样无可超越。他反躬自问，“我还能够弄出一个超越康德、黑格尔的体系来永垂不朽吗？不可能，那就只好去影响社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刚开始解冻，西方和本土的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公众对新的知识和思想有着强烈的渴求。从1995年开始，易中天就探索着学术研究走向社会大众的可能方式，并写出了“闲话中国人”和“品读中国”系列。这两个系列都是用典雅幽默的语言，来解读中国的历史传统、古典文学、风土民情和国民性格，这些书虽然算不上畅销，但也还卖得不错，这让他尝到了大众化写作的甜头。
电视机逐渐普及之后，知识类的节目也在潜滋暗长。然而，要登上电视舞台，并为观众喜爱，光会写还不行，还需要能说会道，懂得电视语言，而这方面易中天颇有天赋。他曾被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栏目邀请录制系列节目，易中天在节目中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他甚至还帮节目组“培训”嘉宾，教那些学者们如何面对镜头说话。
在凤凰卫视的出色表现，让他被“百家讲坛”的策划人谢如光相中。谢如光告诉“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他发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主讲人，“当别的学者都在谈论很学术的问题时，他（易中天）却谈到了小时候吃热干面的感觉，这个老师肯定适合。”谢如光还向万卫推荐了易中天的《品人录》，万卫读过之后，觉得风格很适合正在筹备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
没多久，易中天欣然接受了“百家讲坛”的邀请，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1000块钱一期的讲课费。他算得很清楚，税后是960元。然而，这次登台给他的回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学术明星，成名后的喜乐哀愁
“品三国”的节目受到观众热捧，媒体也像追星一样向易中天疯狂扑过来，“整个2005年和2006年，基本都处在媒体的‘围剿’当中”。他被邀请登上各种电视访谈节目，个性十足的语言和幽默风趣、桀骜不驯的形象，为他赢得了众多粉丝。纸媒的报道同样铺天盖地，语言的机锋常让人忍俊不禁，对传统体制和人情世故的辛辣批判，也常让人拍手称快。
易中天的犀利敢言是有名的，许多曾经上过他的课的学生，都留有深刻印象。成名之后的易中天，犀利的作风不改，他会“怼”记者和主持人，即便当着电视镜头，也毫不留情。他曾对一个提问的主持人说，“我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让现场气氛尴尬到极点。
然而，鲜明的个性正是媒体和观众热衷的，“学术明星”、“学术超男”这样的标签应运而生，但他并不喜欢置于聚光灯下，也并不享受被前呼后拥的感觉。他自嘲与峨眉山的猴子没什么两样，“都是先请你吃点东西，吃完了再合影，只不过他们把吃东西叫‘宴请’”。对待媒体的方式，他总结为两个字，就是“不装”，只要做到“不装”，即便遇到挑衅的提问，他也毫不客气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易中天在当时的火爆程度，只要通过图书的销量就能窥见一斑。2006年5月，他的新书《品三国》的版权通过竞拍的方式，被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天价买走，开创了国内图书版权拍卖的先河。此书首印55万册，版税14%，出版社差不多要支付易中天180万元的版税。然而，仅过了半个月，便有人假冒上海文艺出版社之名，伪造了假书推向市场。易中天看到假书后非常气愤，表示一定要追究盗版商的法律责任。
《品三国》正式出版后不到一个半月，印数便从首印的55万册连续加印四次超过100万册，此后累计销量在400万册以上。而他成为国内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并连续多年入选“中国作家富豪榜”。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易中天很诚恳地说，“从此我就自由了，至少可以不用为了谋生而怎么着，可以爱干嘛就干嘛，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一直强调，经济独立对人格独立的重要性。他不认同“君子固穷”、学者就应该清贫地独守书斋的“歪理”，他也不认为“抛头露面”做“学术明星”有什么不好，“胡适还做过驻美大使呢，你敢说胡适没有学问？”
不过，他也深感名声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名声带来的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某些负面后果。在他眼里，最大的负面后果就是“有人看不惯你，把你视为某某某之流……没办法，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野心之作：“流寇主义者”的中华史
从“百家讲坛”一战成名天下知，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本事，机遇和才能缺一不可。
然而，易中天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此后又推出了《帝国的终结》《我山之石》《中国智慧》等专业著作。2011年，16卷本400余万字的《易中天文集》出版，集结了他从1980年来的代表作。在文集首发式上，一批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哲学家为之“站台”，让公众看到他在学术上的“流寇主义”和良好人脉。
他从古代文学进入美学，又从美学转向历史，旁及哲学、法学、经济、政治诸领域。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时常能看到对历代政治体制、经济改革、法治建设的深入分析，从这些著作中颇能见其知识底色。
易中天有许多针砭时弊的发言，增加了其公共色彩。有人说，易中天是从大学教授向知识分子转型。不过，邓晓芒并不这样看，他不觉得易中天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并没有去做什么‘为民请命’之类的事情，他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识。”而易中天自己更愿意称之为“底线”，他认为可以淡化主义，但社会应坚守基本的良知和底线。
2013年，66岁的易中天对外宣布了一项颇为“疯狂”的写作计划，他要用五到八年时间，写出一套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从女娲造人写到邓小平改革。
以一己之力重写中华通史，这样的“雄心壮志”难免被怀疑为“自不量力”。易中天并非历史科班出身，其历史功底又被质疑为不如范文澜、吕思勉等前辈学人，要撰写通史很可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今，五年过去，他已经出版了前20卷，从女娲写到了元朝。从已出版的部分来看，他并非按照时间线索完整地写出每个朝代，而是用“打坎儿井”的方法有选择地写各个朝代最重大的历史段落或历史人物。比如，第二部“秦汉魏晋南北朝”，前后八百年历史，共分为《秦并天下》《汉武的帝国》《两汉两罗马》《三国纪》《魏晋风度》《南朝，北朝》六卷。
每卷的文字并不多，但故事性都很强，他说是用写侦探小说的方式来写这部中华史，同时又要做到每句话都有出处，“注释要像做博士论文一样严格”。他在总序中谈到，写作中华史的目的，是要弄清楚三千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命运和选择，要弄清楚我们是从哪里来，是如何走过来的，以及为什么会这么走。如果有可能，还想回答我们会到哪里去。
他很得意自己的中华史卖得很好，受到读者认可，也很得意自己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每篇都能“十万加”。他是一个紧跟潮流的人，从电视时代、博客时代到微博、微信和听书时代，他一样都没有落下，甚至，每一样他都做得风生水起。他说，与其说是百家讲坛改变了他的命运，不如说是现代传媒。他是天生的传播高手，或许，这源于他独特的美学理念——形式比内容更为重要。
■微言
学术的最高境界，是用通俗表达高深
登上过“百家讲坛”的人很多，但是，论影响力和思想性，没有人能超过易中天。有的人也颇有影响力，但是很肤浅或者很迂腐；有的人很有学问，但是影响力不够。易中天的“品三国”等节目之所以那么火，是因为他抓住了社会心理的一根弦，他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用通俗的语言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深、微妙的东西讲解了出来。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许多传统说法不一样，因为他的立足点不是古代，而是持有一种现代的批判眼光，甚至带有启蒙的色彩，这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
其实，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最高深的思想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很难做到。能让大众欣赏和接受并不容易，需要非常深厚的专业能力和社会阅历，还要有底层关怀，要对世态人情了如指掌。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只是卖弄一点知识，老百姓是不会买账的。易中天的思想跨度非常大，与现在专业细分之后的学者很不一样。学者如果只关注一个领域，那最多只能是行业专家，而不能成为思想家。
学者应该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能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社会贡献思想，写出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他们不需要那么多的粉丝和聚光灯，那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易中天虽然功成名就，但他仍然能耐住寂寞，这方面我很佩服他，他现在的全部心思都在中华史上，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我读了《易中天中华史》的前几卷，觉得写得不错，他采用《史记》的笔调来写，很扎实，几乎无一字无来由。学者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现实，与现实保持距离，才能抓住现实中最深刻的东西。如果总是被现实吸引，那是比较肤浅的。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易中天：最大的改变是身体不如以前了，因为去年8月份左腿骨折，打了三个钉子，感觉到身体差多了。
●新京报：过去十五年，你经历的最美好和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易中天：都挺美好的。我不喜欢说“最”，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最”。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易中天：希望身体和精神依然很好，写作越写越好，尽量按计划完成《中华史》。
●新京报：未来，你对中国社会有何期待？
易中天：希望公众在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说理，重证据、摆事实、讲逻辑，而不要像现在，一旦出现公共事件，就选边站队，互相开撕。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嘛！
新京报记者徐学勤
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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